这个那么不期而然地显在他眼帘前面的名字，把楷尔涅里教授召回到二十年前去，从遗忘的雾中推出一个袅袅婷婷的少女来，容颜娇丽，温柔异常。只为了她，他的心才曾经把持不住过。只为了她，他才曾有一天有一时认真地想娶妻过。以后怎样呢？
那个十分好奇的彭豹纽轻轻地走到那位教授的身边，喃喃地说：“这怎么会夹在这部书里的？”
楷尔涅里急急回过头去，“这里没有你的事。走出去吧。”
“不要我理书了吗？”
“现在不要了。去吧。”
“有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如果我要你来，我会按铃的。”
彭豹纽勉强地走了出去。他是怎样也想打听出，这封信为什么会使他的主人那么心烦意乱。
当那仆人走了的时候，那教授便在他的大圈椅上坐了下来，手指战颤着，拆开了那位玛丽·梨莎·阿尔达维拉决不容许他拆的信。这便是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十月十五日他在巴图阿所写的：
亲爱的小姐——我刚才接到这道不幸的讣闻，所以赶快写信给你，向你表示我对你的极大的悲伤的真切的同情。去年七月里，我在威尼市得与你父亲和你常常见面，我便是你的对于这尊贵崇高的灵魂的孝敬的见证。
你还记得那天早晨的海上之游吗？我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
我们先去玩圣拉察罗（在那里他居然有兴味地听我讲说那保存在米岂达里斯谛寺院博物馆中的木乃伊）；接着穿过那在里陀岛上的圣伊丽莎白，我们便到那最近建造在那里的浴场上去。你的父亲觉得有点疲倦了，当我们到海滩上去散步的时候，他便和一个朋友留在旅馆里。
那天天气是很温和，太阳的光是被一片片的微云遮淡了，你便把你的红色的绸阳伞收了起来。一片片的小波浪轻轻地拍着那在我们脚下的沙岸，而我们的脚印是印在沙上。你对我说这几年来你父亲的健康已一年不如一年了；你说那些请来的许多医生都说用静养这方法医治，可是终不见效，使你十分担忧，你对我讲他以前是什么事也不瞒的，可是因为十分爱你，不愿将他自己的苦痛对你说出来。越谈越投机的时候，你对我讲你们的快乐的家庭生活，你们的思想上和情感上的完全的融洽，和被忧愁所结住的你们的互相的怜爱—— 因为一个大家族中，在世界上只剩下你们两个人了。接着，你感情冲动起来，你便不说下去了，眼中满含着眼泪。
我是多么地想说出几句话来啊！我不能表示出我心头所要表示的话。我天生是一个羞怯的人，我承认我很害怕一切妨碍我的研究或是抵触我的习惯的事；可是我那时觉得必然要使你了解，我是多么深切地和你表着同情。我知道我对你讲了无论何时你有事吩咐我，我是无不从命的。当时你的战颤着的手是握在我的手里，你低声地说了一声“多谢”。接着你便一定要回去看你的父亲。
我们走回去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可是我觉得我们的心已互相了解了。在一两天之后，你们便离开威尼市了，我竟没有独自和你把晤一次的机会。
现在，小姐，最大的悲哀你已遭逢到了。现在便是你试验你的朋友们的真价值的时候了。
我原是很想亲自到弗洛伦斯来的，可是因为要在本月十九日举行的“东方学者大会”上出席，不得不在几小时之后赶到伦敦去。
开过会之后，我或许要离开欧洲作一次长期旅行。我的行踪，完全依你而定；只要你一句话，我便会回到意大利来。无论如何，十月中我才在伦敦，务望寄我数行，信由邮局存取。请你想一想我也是一个在世上孤零的人，而且孤零的时期比你更长。你的诚恳的阿谛留·楷尔涅里上这位教授把这四张信纸从头至尾地读了两遍，不由得不把他写这封信的日子，时刻，地方都回想起来；他竭力想对自己解释：他怎样会把这封信忘记付邮，怎样玛丽·梨莎·阿尔达维拉的长久的沉默会一点也不使他心中起疑。他当时为什么不再写一封信去问个明白。于是他便记起了这些事：
一天早晨，他正在收拾行装，那份讣闻到了，他一味想着他三个月以前在威尼市所认识的，十分信托他的那位少女。他整天踌躇，还是只写一封吊慰的信去呢，还是应该再写一点她使他所引起，而或许她也有的情爱的话。这个玛丽·梨莎并不是一个平凡的女子。她似乎是天生给一个学者做伴侣的。
她可不是做过她父亲的书记吗？她怎样会不能做他自己的书记呢？她学会两三种语言文字，很可以帮助他：为他抄录，为他整理文稿，为他校对书籍，而且当他要去开大会或是作学术的探讨的时候，她又可以替他整理行囊，送他到车站上去；或许有时候她可以伴他同去，为他照理行李车票等麻烦的事，和旅馆主人、马车夫等等人办交涉。想到这里，他便觉得结婚也不是一件那么可怕的事，却像是一个可以躲避暴雨的平静的港口了。于是便在这个晚上，他一连写了好几封信，其中的一封便是写给玛丽·梨莎的：那封信是写得那样地缠绵恳切，连自己也觉得奇怪；就是现在他重读这封婉转情深，异乎寻常的信的时候，也是觉得十分惊奇。
他又想到自己在巴图阿他的寓所的小房间里了：桌上是点着一盏油灯，在他面前，正摊开着曼开地理图的讲“冈伯西思时代以前之埃及”的那一页。他在回答爱丁堡大学教授莫利逊之前正在检查这幅地图。那位莫利逊坚邀他同去探访埃及南部代白斯的遗迹，他便打算等大会开过之后再去，以便在旅程上校正并扩大在伊达加、阿保洛拿保里斯和谢纳的路线；接着楷尔涅里记起房东太太已叩过他的门，说马车已等在那里，她已经预备把他的行李，他的呢衣和他的阳伞装上去了。他便匆匆忙忙地把那本大地图放到书架上去，匆匆忙忙地把他的已经贴好了邮票的那些信塞在衣袋里，匆匆忙忙地跑下楼去，坐在马车上。
由于一种什么奇怪的命运，他竟会把一封信夹在那本大地图里，由于一种什么粗心，他会在把别的信放进邮筒里去的时候，竟没有觉察出少了一封，少了那最重要的一封？这真是这位博学的教授所不能解答的谜。他差不多要发誓。他从未想过他没有寄出这封信；老实说，他记得他还因为自己的鲁莽懊悔了许多天。
他当时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再仔细盘算一下呢？他为什么用了那一个不能收回的字，去冒那牺牲最大的幸福——自由自在——的危险呢？为什么他要把他整个未来下赌注呢？他是一个场面上的人；如果他接收到玛丽·梨莎的一封允诺的信，他便怎样也不能翻悔了。如果她不答应，他也是自讨一场没趣。
好上帝啊，他究竟发了什么疯了？再则，一个既不美丽又没有一点嫁资的姑娘，至少在两三年内是嫁不出去的，那时他便可以找到看见她，格外了解她的机会，和决定可否的机会。
所以，在伦敦的第一个星期，当那和莫利逊以及一个自告奋勇的海代尔堡的青年教授同往东方旅行的企图热烈的时候，他是手忙脚乱，终日不安，每收到信就要发抖，也不知道自己在希望什么和害怕什么。过了些时，他读着自己的两篇论文，专心于大会的工作，又牵入到那些称颂他为科学世界中的新明星的诸著名学者的圈子里去，于是那个不在眼前的可怜的孤女的影子，便渐渐地淡了，他的心中涌出一种秘密的希望，那就是他从玛丽·梨莎的长久的沉默中重又获得他的自由，并又未受到拒绝的耻辱。
他总记得他已尽了他的责任；他的情分之不受容纳，并不是他的错处。
所以，在十一月初，有一天，他可以借用裘理·该撒的话来说“Alea jacta est”（没有挽回了）。
他同他的同伴们很快地游历过欧洲而到勃林第西，从那里登舟到亚历山大去。他在埃及南部和阿比西尼亚度过了两年，从事研究象形文字和遗墟，作了许多渊博的论文送到欧洲的重要杂志上去发表。从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寄来了许多杂志，报章，科学家的信，学会选举票，还有几封巴图阿他的房东太太的讨厌的信。可是弗洛伦斯的玛丽·梨莎·阿尔达维拉，却片纸只字也没得寄来。后来，等到他回家的时候，他差不多已把她完全忘记了。只过了两年，可是在他已抵得上一世纪了，一切事情在他眼前都变成一个模糊暗淡的影子了。所以，当他听说在三个月以前玛丽·梨莎已在西西里的一个孤僻的地方嫁了一个巡检的时候，他心中倒也并不在意了。他需要选择政府给他的各种职司，他需要为《爱丁堡评论》作一篇关于阿西里亚的古迹的论文；他还需要作完那论芬兰和赛尔特的语源的很费力的论文（为了这件事，他已决定丢开旁的一切事情，专心于语言学）。
和那些事比起来，玛丽·梨莎就不算一回事了，而且结婚更是一件麻烦的事了。只是后来在弗洛伦斯的大学聘他为教授的时候，他才有点心神不宁。
假使那位夫人因为丈夫的调任，现在到了都斯干便怎样呢？
他应该取什么态度呢？还是冷淡地假做不认得她呢，还是责备她薄情呢？
啊！那位教授不久就破了一切的怀疑了。
玛丽·梨莎·阿尔达维拉吗？阿尔达维拉勋爵的女儿吗？那个嫁给加尔卢岂巡检的女子吗？真可怜！她出嫁后不不到十个月，便害了恶性疟疾在西西里死了。
死了！阿谛留·楷尔涅里听了这消息十分难过。这样年轻就死了；她是可以成为他的妻子的！如果和她结了婚，现在他可不是要度着鳏夫的生涯！啊！玛丽·梨莎没有回信给他，倒实在是好得多了！幸而没有度过夫妇生活，不致养成这个习惯，而现在却要把它打破了！幸而没有和一个妇人住惯了。过惯了夫妇生活的人们，如果没有了妻子，那是多么地难受啊。
总而言之，楷尔涅里会很快地就不悲伤了。接着时间会在那转瞬即逝的往事上蒙了一重厚幕，会使他连玛丽·梨莎的名字也忘记了。
现在，这封夹在古代地图中的旧信，把那些往事都勾引了起来。在这因苦学而衰老，因只顾自身而没有了情感的中年人的眼前，忽然现出一幅青春少女的媚人的景象来，穿着色彩炫目的衣裳，充满了那种不可捉摸的温柔。他紧握着那封可怜的黄色的信纸，好像又看见了玛丽·梨莎柔媚的脸儿。她悲哀地凝视着他，好像对他说：“为什么在我需要的时候，你不写一点同情的话来给我呢？冷冷之交的人也可怜我的不幸；你是曾经使我相信你爱着我的，却一句话也没有，一点也不动情。我也曾写信告诉你过。
啊！信任男子的女人实在是不幸的！”
楷尔涅里似乎听到玛丽·梨莎的声音对他说着这些话。
而她却没有听到他的辩解，没有知道真实的情形就死了。这真是，悲哀中之悲哀啊，有冤无处伸，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辩的事。
可是这位严肃的教授所拿在手里的这封信，不仅对他说玛丽·梨莎怀怨着他（其实他并不像她所想的那样无情）而死了，而且还对他说，他的生活中也有过一段诗意的，丰盛的，恋爱的时期过，而这时期却到如今没有开花结实。这种生活是一去而永不能再来了。他的心花是永不能为一个女子而重开了。他的笔端再也不会涌出那在我们看来是冷淡平凡，而在他看来是燃着热爱的辞句来了。他自己问着自己：“假使这封信寄出了，达到了，而玛丽·梨莎又回答说：‘我懂得你所希望的是什么，我答应了。我爱你，我愿意做你的人。来吧。’”那么他当然不会去作他的埃及和阿西里亚的长期旅行。他也不会阐明了象形文字或是解释了废墟中的文字。或许他已会有了好几个儿子了。或许家事琐烦，他的名誉不会很快地大起来，他的活跃力也会受了阻碍，更不会得到那么许多的勋章大绶。他或许不会有那关于芬兰语根的大发现。或许现在已有另一个人，占据了他的在科学的金字塔顶上的不可动摇的位子，和乌泊沙拉大学的洛温斯坦并立，如果这些事都真的发生了，像阿谛留·楷尔涅里那样的人，准会以为不把信寄出去好。可是——可是！ ——一种不断的饥饿的怀疑，总不准他用这种哲学的安慰去平息他的灵魂。牺牲了一点名誉而得到一点爱情，岂不是更好吗？
阿谛留·楷尔涅里没有勇气撕毁这封信。他把它放在抽屉里，把彭豹纽再唤来，想叫他做完了他的没有做完的工作。
可是晚间在他的研究之中，他又忍不住把那二十年前的信拿出来重读。而且以后他每天总要把那可怜的小小的信笺从信封里抽出来读了又读。
接着他又看着信封，看着那个邮局并未打过日期戳的邮票，又喃喃地说：
“只要这封信寄出去就好了！”
（载《意大利短篇小说集》，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九月）老人的权利和青年的权利
阿尔弗莱陀·邦齐尼
莫莫常常会摇动着他的头说，头一摇动，他的肥胖的项颈便颤抖了：
“我们不能这样地过日子。我说，事情改变了的时候，我们会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莫莫呢，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也不是脾气很大的；那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心智的通气孔是一个小的罢了。
当莫莫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通气孔的狭小就暗示着：
他并不是为了埋头用功而生出来的。现在他已经长大了，那通气孔便使他变成了一个实际的人，一种顺受着世界，不问事情的原因和目的的人。他只尽他所能安逸地度着日子。
莫莫并不愿意任何人死。当他说如果事情改变了，他们可以日子过得更好一点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希望任何人死：哦，不是的！他仅仅在宣说一个像算术的规则一样的，大家都明了的事实而已。
“不，如果他们要活下去，那么就让他们活下去吧，”他说，“而且很欢迎，只是在你的收入是并不很多的时候，这许多费用和四个渐渐长大起来的孩子，却实在是一个难堪的负担罢了。”
死的权。
生的权。
莫莫的妻子也并不比他更急地等着那两个老妇人的死（她们是把她像女儿一样地欢迎到她们的屋子里去的）。
希望别人死，那你一定要憎恨他们。但是那个媳妇玛尔妲却像她的丈夫一样地是一个灵魂平庸肉体勤劳的人。如果她在礼拜日有工夫，她便去做弥撒。可是任何人，甚至天堂上的诸圣，也都必然能看出，如果上帝能使那两个老妇人归天，那么他们的日子总会过得更好一点。玛尔妲便是这样地对她的朋友们，对她的丈夫，对任何碰到的人说着的；而大家也都附和她的意见。她也把这话加到她的祷告辞中：“亲爱的上帝，”她祷告着，“这两个可怜的老妇人把日子拖延下去有什么好处呢？她们只是自己不幸又使别人不幸而已。”
不要太快地责备他们；我们大家是都像莫莫和玛尔妲一样的；就是叫我们自己去裁判那种抱怨的心和怀恨的话（这些都是因为和两个脾气暴躁又动不动埋怨人的半残废的人住在一起而发生的），也不免是没办法的事情吧。
这两个幽灵，她们在“生命”的车站里干些什么？她们已来不及搭快车，而在等待着“死”的慢车。一种对于出发的人和留在后面的人都是一样的，难堪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