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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姜维壮 我心目中的许毅同志

在衷心祝贺许毅同志90华诞之际,我应邀为许老写点感想。我回顾与许老相处40多年的岁月,印象深刻,感慨甚多,加以归纳提炼,对许老的学风、作风和人格的评价,概括为两句话,就是:

忠贞不渝马列志 为国为民不老兵

先说说第一句话。这是根据许老在学风上的一贯体现得出的结论。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到目前为止,我所听到、见到和读到的许毅同志的报告、著作、谈话中,都贯穿着一个主导思想,就是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贯穿着体现这一立场、观点、方法的中央方针政策和决定精神。特别是在那些弥漫着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年代,许毅同志更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运用可用的形式,表达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及国家宪法有关规定的忠贞不渝和大力的宣传与坚持。更可贵的是,多年来许毅同志利用他在组织上和学术上的有利条件,即长期担任财政部科研所所长和财政学会副秘书长及秘书长等职位,积极组织引导在全国范围开展财政科研活动,对在财税主管部门、科研和教学单位,推动结合专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学习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弘扬理论联系实际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起到了特别突出的作用。许毅同志在这方面做出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得到理论界和业务部门广泛的肯定和赞许。就我个人来说,在与许毅同志多年的交往中,他对我在学风上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甚至可以说在我的学术生涯中起到了一定的决定性作用,使我从偏重概念和抽象理论研究的方法,转上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和注重调查研究与论据结合的方向。我想从诸多实例中选几个有代表性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初期,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参加了第二次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会上,有幸与许毅同志促膝谈心,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修养,特别是对年轻同志的满腔热情,使我对他产生了强烈的亲切感和浓厚的同志情谊,特别是回顾对比1959年在财科所工作时由于在科研上与某个领导人的意见分歧,在批判彭德怀的政治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扣上在科研上右倾反党的帽子,并在千人大会上受到批判,后来虽然得到平反,但对这种领导人使人寒心的思想作风却长期难以消除。回忆对比这些往事和两种不同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更加深了我对许毅同志的亲切感和钦佩感。在这次大会上,许毅同志以主要组织者的身份,结合专业,生动深刻地宣传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和强调弘扬调查研究与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强调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财政基本理论研讨会的基础上,本次大会应进一步紧密联系实际,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力求从理论上和政策上能提出一些有说服力和有参考价值的科研成果。这些指导思想在大会的总结中得到了肯定,嗣后的实践表明,这些思想对当时的财政理论研究工作起到了相当广泛的影响。尤为可贵的是,这次大会结束后,许毅同志以财科所所长的身份,积极组织力量,深入实际进行了长期的专题调查研究。调查分两个组,各自负责一个课题,一组负责对农村负担政策和城乡关系的调研,一组负责对工矿企业资金管理运用和经济效益的调研,由许毅同志领导和负责整体规划。我代表学校参加了农村组的调研。这次调查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特别重视调研的深度和广度,强调调研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先后深入到广西、广东、江苏等一些地区,对各方面有代表性的对象,运用谈心、听汇报以及入户填表等形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随同农业组深入农村,到农户与农民谈心,填调查表,由于某个数字不够确切,又反复下去核对复查。在书写调查总结的过程中,也是反复推敲,数易其稿,努力做到精益求精。这种学风对培养自己在科研实践中严谨负责的思想,有十分深刻的影响。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毅同志和一些早年参加革命的前辈一样,在肉体上和精神上受到残酷的折磨,但这并没有动摇许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党与人民事业的满腔热忱。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许老积极组织力量,开展了多方面的科研工作。据我所知,首先是组织写作班子,决定写一本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许老给这本书定的基调是三个“一定”,即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一定要紧密联系实际,一定要清晰易懂。为了在书中能体现这些要求,并能保证书的综合质量,许老要求每个参编者都要结合自己的分工,在认真学习理论政策的基础上,努力结合实际,写出几篇有质量的学术论文,作为写书的必要条件。按照许老的这些要求,我在认真学习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两篇学术论文,经过许老多次审阅修改后定稿,并由许老推荐,作为学术论文提供给第一次全国财政学会年会,并先后在《财政研究》等刊物上发表。我一直认为这是我按照许老一贯坚持的学风从事学术研究的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我正是遵循这样的学风,在许老直接间接的指导和影响下从事科研教学工作,并做出一定的成就,得到社会一定程度的肯定。

这一时期据我所知,许毅同志在下了很大决心和付出大量时间精力组织领导编写出版《财政学》的同时,还在筹备召开和成立全国财政学会暨全国财政理论讨论会、创办财政学会会刊《财政研究》、改革开展财科所的工作,包括建立硕士点、开展苏区财政史研究、筹建出版《财政研究》和《财政研究资料》等刊物、组建专业组开展对外国财政、财政史、税收、财务、综合理论等的专题研究,在这些方面许毅同志都付出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对以后工作的深入开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这些方面的工作中,许毅同志总是以饱满的热情和以各种方式积极参与活动,并非常重视邀请和动员财经系统各方面的人才广泛参与,组织引导大家在科学理论和中央方针政策的引导下,探讨问题,交流经验,开展科研工作。几十年来这些活动不断深入扩展,得到社会广泛的参与、肯定和赞许。

上面所列举的仅是我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一些事例,用以说明对许毅同志几十年来所坚持和弘扬的“忠贞不渝马列志”这一学风的点滴体会。这一学风体现在许老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态度上,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归纳出的第二句话“为国为民不老兵”。这里我想首先说明一下的是:评价许老一生的实践和他个人的形象,是用“不老兵”好还是用“不老松”更合适?我经过反复思考比较,还是决定了用前者。因为我觉得从许毅同志一生的经历和成长的过程以及一贯的生活与工作作风看,他尽管在工作上和学术上已身居高位,但他的日常表现还是体现出内心深处总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要求自己和待人处事。这使人总是觉得他平易近人、真挚热情、虚心好学。关于许老几十年来表现出的一贯的工作作风和高度的责任感,我想举几个自己身受的实感来作些说明。首先从20世纪60年代初说起,那时在许老的领导下外出搞调研,平时许毅同志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经常是和大家一起工作到深夜一两点钟,给人的是一种“事不满意誓不休”的感觉。连我们这些年轻些的同事有时也感到十分疲倦,但许老总是以身作则,鼓励我们,领导大家,力求把任务完成得尽善尽美。以后接触多了,我才知道许老那时已经身患多种疾病,每次出差都随身携带个大药箱,除了自己服用外,有时也为同行者提供药品。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长期折磨,许老的身体更不如以前,据我所知他的心脏、血管、眼睛等都不好,但他长期带病工作,没有丝毫表现出热情下降的迹象。特别使人感动的是,在进入80岁高龄以后的年代,许老的视力已严重下降,阅读困难,腿力也大不如前,在这样的条件下,许老仍是以满腔热情完成了许多繁重的任务,包括编写出版大量高水平的专著和论文,带博士生,外出调研讲学,组织引导开展学术活动等,不仅在学术上做出难得的贡献,尤为可贵的是给同仁们特别是为一些年老的同仁们做出十分宝贵的榜样。对我来说,许老的榜样作用是非常可贵的。我常与许老相比,感到自己比他还年轻几岁,身体条件也好些。办了离休手续又受单位返聘,作些教学科研工作,有时同志们和毕业的学生们劝我说80多岁的高龄了,停止工作也无人会说什么了。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可能是该停止工作了。每当这时,我就会想到许老,深感自己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应该以许老为榜样,在有生之年,倾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按照组织的安排,尽自己的可能,完成一个共产党员应承担的任务。实际上这也是推动我在80多岁的晚年能坚持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动力。

这里我还想着重提到的是许老经常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工作上体现出的谦虚态度。这方面我仅想举一个许老在学术上对待同志的态度为例。应该说,许老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工作上的地位,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和尊敬的长者。这是客观事实,但许老在平时的接触和大会小会的发言中,不止一次地把我和其他几位同志称之为自己的老师。当然,这只能加深我对他的尊敬感,同时也为在学术界存在着这样一个谦虚好学和互相尊重的氛围而感到高兴。

最后,我想用下面一段话来概括一下我所感受到的,许毅同志所具备的,使他在学术上和人格上能达到如此高度和取得如此成果的一些基本条件,就是:深厚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政策素养,广泛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实践经验,强烈的爱国爱民热情,淳厚的同志情感,感人的忘我精神。这些无疑都是值得我悉心和身体力行的精神财富。

再次衷心祝愿尊敬的许老健康长寿。

2006年4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