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飞逝。转眼间，跨出学校大门已经17年了，离开许毅教授身边也有8年了。近20年的职业生涯，历经从历史到财政经济、再到证券金融的转变，但无论学什么、干什么、想什么，对我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当数许毅教授。他是我职业生涯的领路人，他是我生活与事业的关心人，在我困惑的时候，他给我解惑；在我迷茫的时候，他给我指路；他那博大精深的学术体系，给予我营养、启迪我智慧。值此许毅教授90大寿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50周年之际，作为学生和后辈，今天我怀着由衷的感恩之情，衷心祝贺恩师健康长寿，祝贺研究所学术兴旺、人才辈出。
我敬仰许毅教授，始于他对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的开拓性研究。他主编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不仅对当时学术界特别是历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历史科学来说具有开拓意义，现在看来也是一部经典之作。作为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和主攻中国现代史的研究生，这本书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在当时，中国现代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教学与研究，存在着只讲政治斗争、路线斗争、意识形态，而忽视经济基础不深究存在决定意识的倾向。许毅教授《长编》的出版，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讲，不亚于一次思想解放和方法论上的革命，也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许多年没有搞懂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小米”问题。
我结识许毅教授，始于他需要一个有近代历史修养的人做助手。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受财政部党组的委托，许毅教授开始系统整理中国近代外债档案资料。在他主持下，先后编辑出版了《清代外债史资料》、《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等大型外债资料书。在整理外债的过程中，许毅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学观，着手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规律，构架了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的基本框架。1988年夏，许毅教授在厦门大学作了《“两声炮响”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长篇演讲，给当时史学界带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这种情况下，对中国近代外债进行系统性的研究便提上了日程，这使他需要有一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知识历史助手。
记得那是1988年11月底，经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我的硕士导师王桧林先生的推荐和另一位贵人的引见，我作为一个求职者与许毅教授相见。许毅教授很健谈，那天他身体不好，大夫限制他说话，但还是讲了近两个小时，从生产工具的进步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演变和生产方式的革命，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及其相互作用，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到生产关系的多样性，从生产关系的多样性到生产方式的一元论，从小生产到大生产，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等等。我为许毅教授清晰的思路、广博的知识、和蔼的态度所折服。这个时候，《中共党史研究》正准备刊登我的第一篇论文《论中国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与传统观点的商榷》，这使我有了追随许毅教授最基本的通行证。1989年7月，我毕业来到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所指定我协助许毅教授从事中国近代外债史的研究工作，从此我有机会在许毅教授身边学习、工作与生活，一待就是9年。回想这9年的岁月，许毅教授的言传身教，使我由一个涉世不深、办事不牢的毛头小伙，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研究人员，成为一个真正的助手。
一是协助许毅教授编写《清代外债史论》，体会到许毅教授史识、史德、史知的三结合。
《清代外债史论》是一部论文集，一部凝聚许毅教授心血、探索性的、不同凡响的论文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往往挂在许多学者的嘴上，许毅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针对史学界就债论债的倾向，要求把外债放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下，从外债与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交互作用中研究外债的形成、性质和作用，从而对中国近代外债的起源作了科学的说明，对中国近代外债的特点作了符合时代特点的分析。在近代外债的作用的评价上，许毅教授的观点也与众不同，他强调，外债诞生于洋务派借助洋枪洋炮镇压农民起义和从事洋务运动之时，其动机是反动的，但其客观效果则是通过举借外债，引进了技术，发展了机器工业，从而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产生了先进生产力，因此必然产生比封建生产方式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辛亥革命之得以成功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说，外债在一个落后国家中本属于剥削手段的恶债，但它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中却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原始积累。在书稿的写作过程中，许毅教授反复引用恩格斯说的一句名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说这是一条重要的客观规律，需要很好地运用和把握。我国传统史学一向弘扬史识、史德、史知三者的有机结合，许毅教授很好地做到了。
二是跨入广义财政学的大门，做许毅教授财政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助手。
追随许毅教授做研究工作，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综合平衡、内债外债，是财政部实际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每天必须面临的话题；分灶吃饭、分税制改革、提高两个比重、建立强大而稳健的中央财政、财政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中发挥积极作用等，各项财政改革如火如荼。许毅教授创立的广义财政学体系，强调生产方式一元论，强调分配在社会再生产四个环节中的作用，强调国家财政制导论，通过要素分配来制导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技术进步，通过利益分配来制导社会经济结构和配置不同的生产关系。耳濡目染，手把手教诲，我得以跨进广义财政学的大门，开始涉足现实财政经济问题。这期间，除继续研究外债史外，还在许毅教授的指导下，广泛涉及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撰写了《西方经济学中始终存在着“自由放任”与“国家宏观调控”两种学说》、《财政工作一定要以中央、全体、集中统一作主导——邓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综论》、《中国古代“量出制入”研究》、《财政政策在中国历代改革中的地位与作用》、《财政风险：我们的一些看法及建议》、《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危害中国经济安全的因素》等论文。特别是我的博士论文《外债论》的写作，更是凝结了许毅教授的心血与智慧，这篇论文被评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生部优秀博士论文。
三是以泡沫经济研究为起点，与许毅教授一道探讨我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注意最多的一个问题。许毅教授出于国家经济安全和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等因素的考虑，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并委托经济杠杆研究会多次座谈相关问题。受之影响，我开始系统地梳理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关于虚拟资本的有关论述，并在许毅教授指导下完成《浅谈虚拟资本与泡沫经济》。同时，由于长期研究外债的缘故，我对东南亚金融危机有一种特别的敏感性，是研究所最早跟踪和持续跟踪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研究人员。记得1997年11月，应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教授及南开大学魏宏运教授的邀请，我陪许毅教授到重庆出席中国现代史年会，这是我9年来最后一次陪许毅教授出差。因为我已经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招聘考试，当时国务院证券委办公室希望我尽快报到，以便展开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深度研究和对策研究。一路上，我与许毅教授交流最多的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包括汇率、利率、股市等金融市场的诸多问题。在这过程中，我把中国证监会关心的问题以及我的下一步打算，向许毅教授如实做了汇报。许毅教授坚定地支持我的想法，尽管从感情上和工作上希望我能留下来。老人把困难留给自己，对我的触动很大，每每想到此，我都不禁眼眶湿润，同时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不久，我就坚决地、不计得失地到了证券委办公室，夜以继日地跟踪研究亚洲金融危机，参与了我国证券市场的清理整顿工作。1998年3月，我正式调入中国证监会工作，先在证券委办公室政策研究处，后到新成立的政策研究室任国内调研处处长。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拜见一下许毅教授，向他汇报情况，听取他的指导意见。1999年，中国证监会政策研究室举办“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关系”研讨会，当时的周正庆主席要听取各位专家的意见，许毅教授应邀参加并做了专题发言。以后，无论是创业板市场的论证、还是中小企业板设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无论是中国证券业大型历史图片的搜集、整理、展览与出版，还是商品期货的规范发展和全球商品定价权的争夺，以及金融衍生品的论证，都凝结了老人的光辉思想，凝聚老人对我国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期望，更是对我工作的激励和鞭策。
司马迁在《史记》中曾这样记述孔子，“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之，心向往之”。在许毅教授90大寿和从事工作65周年之际，作为曾跟随许毅教授9年的学生，我要将我的感恩之情浓缩到这一句名言中，送给我们敬爱的许老。同时，我还要说，许毅教授把研究工作做到了极致，是因为许毅教授正确和科学地处理了三种关系。
◆ 治史是经济学的必修课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李大钊曾说过：我们登过去的崇楼登得愈高，就愈能把未来的无限远景看得越清楚。马克思在多种不同场合谈到：“我只懂得一门科学，那就是历史科学。”美国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金德尔柏格，对历史十分重视，他的一部《西欧金融史》畅销全球。
许毅教授对历史的重视，充分反映了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的远见卓识。客观事实也充分证明，一个对经济历史不了解、不研究的经济学家，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金普森教授说，许毅的经济学家的名望掩了历史学家的名望，有如陆游的诗名掩了他的书名一样。这话诚然不错。我想说的是，许毅教授对历史的刻意研究，是使许毅教授在经济学研究中根基更深厚、更扎实和不随风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正是他形成广义财政学学科体系的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马克思所说的“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的道理。
◆ 通古今、找规律、成体系
“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司马迁流芳百世的名言。许毅教授在从事财政经济史研究时，对这一句名言用心揣摩，刻意追寻，逐步形成自己独特治史艺术和研究风格——通古今、找规律、成体系。许毅教授十分重视第一手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就外债史而言，仅资料就编了20本，堪称是中国近代财政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奠基工程。在研究过程中，许毅教授对重要时间、地点、人物都力争做到言之有据，并力图做出准确的订正。但他反对繁琐的“考据史学”，反对那种考据“洪秀全有没有胡须”无谓论证。许毅教授一再强调，研究历史，就是为了总结社会发展规律，从而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这个基础上，许毅教授建立了他的财经史学体系，更充实和完善了他的广义财政学体系。
◆ 财政金融证券的相通性
“读历史只读一段，讲道理只讲一半。”这是对那些知识面狭窄的人的形容与讽刺。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即我们的一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在谈论本专业时可以做到侃侃而谈，但稍微一触及相关专业，就一问三不知。许毅教授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财政改革做出重大贡献，与他广阔的知识面息息相关。许毅教授常常对我说，尽管他只是学徒出身，但这一辈子勇于向实践学习、勇于向书本学习、勇于向部下学习、勇于在教学相长中向学生学习。用我们现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就是，“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在构筑广义财政学体系时，许毅教授没有就财政论财政，而是上联系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下联系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把财政放到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中，充分考虑到国民经济各种子变量对财政的可能影响。正因为如此，他带的学生五湖四海，知识专业背景各异，表述方式五花八门，但都能有机地统一到他的旗帜下。尤其是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与壮大，这一新变量已经对包括财政在内的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财政研究如果对此视而不见，一些现实而棘手的问题恐怕无从解决，财政理论的创新也会落空。
写于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