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许毅同志相识多年，算起来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长期以来，他是财政经济学方面的一员战将，带领一班人马冲锋陷阵，做了不少有价值的工作。在他的号召和影响下，像我这样一辈子在讲堂上教书的人也能参与财政部门的一些活动，并在参与中得到学习和提高的机会，深为欣慰。如今彼此都是老年人了，对这段交往和情谊，很感珍惜。我借此祝贺许老寿辰的机会，愉快地写下这篇短文。
20世纪50年代，许毅同志从华东调到北京，在财政部供职。记得他刚到北京不久，就带着几位同志到西郊来看望我们人民大学财政系的教师。我们这批教员都比他年纪轻，其中只有一位与他短期共过事，其余的都素不相识。当我们听说他来了，正想去迎他的时候，简陋宿舍楼的水泥楼梯上已经响起他重重的脚步声。在一间很小的房间里，主客十来人挤在一起，谈笑自然，不感生疏，也无隔膜。就是这样，许毅同志和人民大学财政系这个小小的集体开始了不断的交往和长久的友谊。
回忆这段往事，自然能体会到老许的一贯工作作风：善于联系群众，广交朋友。但其实不仅如此。这也表明，他重视理论学习，急切地要把实践经验和理论学习相结合。当时，我们这些当教员的，已经感到仅仅知道一点教科书知识而不了解实际情况是不能胜任岗位工作的。那时候，我们热衷于“跑部”，争取与财政部门的同志多联系，参加某个重要的业务工作会议，参与某项基层工作调研。部里的同志欢迎我们，也给予帮助，但他们工作很忙，很难亲自跑到学校来会会这些教学工作人员。使我记忆不忘的，老许就是这样一个“跑校”的人。他下来了，了解学校教育研究状况，也知道了学术界的一些动向。当时，人大还有苏联来的专家，他们在课堂上和教研室里也提供了一些学术信息。50年代苏联正在讨论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一种极重要的学术动向，我们都关心；我还记得，老许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超过我们这些专业的教学工作者。
20世纪50年代，政府部门一批老干部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不少在基层摸爬滚打了十好几年。据我所知，老许就是在财贸经济工作的不少岗位上工作过的“全才”。由于经历多、经验多，考虑问题时自然而然地联系已有的经验，不会轻易地接受一个可能是随意地萌发出来的新想法或新观念。这实在是一种优势；但如果停留在这点上，也可能转成劣势。老许同志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他不轻易地接受，但也不轻易地摒弃一个重要的观点或见解，而是主动地去了解它、去分析它，调动自己的经验去比较、去考量，由此提高认识，形成自己的观点和见解。他重视实践经验，也重视理论学习，不尚空谈，立足本土，力求弄清楚现实中的问题。我想，老许几十年来在财经科学上的建树，应该主要归因于此。
“文革”期间，许多同志经受了不少苦难，老许也不例外。当时彼此见面机会不多，只是互相问询平安信息。70年代后期见面时，不曾听他说过那些往事，只记得初次见面，他就谈到财政科学研究工作如何开展的设想。其后，他和几位同志一起，把很多精力投入到财科所，把这个重要的科研机构办得很有成绩，工作有了很大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战略思想逐步贯彻到我们国家的各项政策措施中。财政领域中，无论指导思想还是方针政策，都有相当的变化。就对外开放而言，提出了引进外资，利用国外的物质和人才资源，借以提升本国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发展。这当然对全国大众是有利的。但是，在当今国际经济交往这个平台上，中国还是在弱者一边，而对手中强凶霸道者确也大有人在；如果没有充分的准备，民族利益可能受损，国家安全也可能受到威胁。面对这样的客观现实及开放这样的大政策，严肃认真的科研工作者是不能不深入思考的。
许毅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对这样的重大问题，他认为必须研究中国的历史经验。在财政部领导人支持下，他主持了清末以来中国的外债、外资史料的整理和外债的研究工作。经过几年的辛勤工作，先后整理出版多种史料，撰写了系列专著和论文集。他带领这个研究人员集体，对一个多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入研究，提出不少很重要的见解，其中有关外资和外债的一点就是：外债和外资是有两重性的，“要分析外债的两重性，尤其是外债的积极性的一面……要研究它是如何产生、演变的”。如此认真地总结中国有关的历史经验，对当前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无疑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的。
改革对中国的财政工作者提出了许多课题，亟待研究。对此，许毅同志也做了很多工作。在2005年出版的《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卷四）——新中国外债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书中，他已经从研究“对外开放”转而进入研究有关改革的理论问题。“十四大”以后，经济改革的道路已经明确，那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应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起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但是，在这样的改革目标和道路中，国家的财政应当怎样定位？财政工作应当怎样发挥其作用？这些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应当深入研究。近几年来，老许对这些问题思考得很多很深。在前面提到的2005年出版的那本书中，就有他和几位合作者写的文章，如《资本的两重性与资本纽带作用的发挥》等。文章中提出，政府通过财政工作，应当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提供公共产品服务，但与此同时，也应当以资本为纽带，促进小生产的改造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中起到多方面的作用。财政工作如何发挥资本的纽带作用？应是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意义的课题。
革命者以国家民族的兴衰为己任。科学工作者也应以促进学术进步为己任。许毅同志正是本着这样的志愿，辛勤地、富有成果地工作了几十年。
写于200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