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源流与发展过程
评书是我国古代广泛流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它属于讲唱文艺的范畴。表演者通过叙述故事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演绎历史及现代故事。评书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公是评书的祖师爷。
评书，也叫评词，在古代称为“说话”，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北方语系通称评书；到了南方，江浙和福建一带叫做评话，而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造成“评书”和“评话”在称谓上有区别的原因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直接承袭元明以来的“平话”表演传统；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主要由鼓书“说唱”演变而来，或者说由书目到表演，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均受鼓书影响较深。无论是评书还是评话，均以“评”为主体形式；没有“评”，这门艺术也就失去了本身的魅力。究其本质，评书和评话并无分别。
由此看来，评书也是我国方言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后，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目前正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评书艺术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但是，这里的“说书”并不是指说唱艺术。“说书”最早以表演艺术的形式被人们记录下来是在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中。这段文字讲述了古代妇女怀孕期间，为使孩子生下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便在夜晚让失明的艺人诵诗讲故事，宣扬伦理道德。这虽与后世的评书不同，却孕育着某些相关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间故事及寓言也与评书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关。诸如《守株待兔》、《校人烹鱼》、《滥竽充数》等小故事，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白话文，都可以认为是微型评书。
隋代出现的“说话”可以看做评书从可溯之源到可证之史的过渡阶段。《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中的记载，说侯白“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狎之。所在处观者如市”。侯白善于“说话”，能够触景生情，随机应变，讲出引人发笑的故事。
“说书”表演发展到唐宋两代，便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做“说话”。这种曲艺艺术与评书的表演方式相类似，但两者似乎没有任何确实的传承关系。“说话”这种表演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当时人们称说书人为搏君人。搏君人说书的目的是为了搏人一笑，他们最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百说不厌。
作为评书源头的“说话”，在唐代的各种文献中频频出现，可以作为评书可证之史的发端。
“说话”艺术在唐代盛行，民间称说书为“市人小说”。此时，“说话”以一种说唱艺术的形式由民间进入宫廷。虽被人斥为“不近文律”，却因成功博得宫中权贵一笑而逐渐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说话”甚至还流传至寺庙之中，称之为“俗讲”。僧侣将经文和佛经故事编成通俗文字，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俗讲僧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
宋代时，百戏杂陈。“说话”艺术达到鼎盛。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表演者所说的内容及表演风格均有所完善，“说话”艺术开始流派纷呈，这时的说话艺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工细致，出现了所谓的“说话四家”。这“四家”分别指“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种曲艺表演形式。他们各自以说演历史故事、神怪传奇和宗教故事见长。其中，小说家是“说话四家”中艺术技巧最成熟、最兴盛的一家。小说的题材除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外，大多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讲史家的话本通常称为“平话”，讲史以讲说前代史书文传、朝代更迭、历史战争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一般篇幅较长。“说经”主要讲说佛教经典和人物故事，也包括民间关于参禅悟道的题材。合生家是“说话四家”中势力最小的一家，“合生”大概以讲说当世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一般一篇只讲说一个故事。
通常认为，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时期的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柳敬亭传下来的。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相传柳敬亭在清康熙元年（1662年）随漕运总都蔡士英北上，曾在北京说评书。后来，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掌仪司立案授徒。王鸿兴先后收何良臣、安良臣、邓光臣三人为徒，他们成为后来的评书权威，且自立门户。之后北京的评书演员皆是这三个流派传下来的。
评书艺人的来源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弦子书”的“说唱”艺人。20世纪初，许多在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北方评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也可称之为四次高潮。
第一阶段为明末清初的开创时期。据传，明末清初王鸿兴拜柳敬亭为师。柳敬亭技艺卓著，堪称一代宗师。但是他所擅长的并不是北方评书。他的徒弟王鸿兴在学艺之后，迅速成长为引领北方评书风骚的大曲艺家。这一时期，北京评书除王鸿兴外还有其他支派，如姜振名所传吴辅庭、哈辅源以及单长德、张智兰等。
第二阶段为明末清初的奠基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双厚坪、石玉昆等。
严格地讲，石玉昆并不是评书家而是讲唱艺术家。他的表演形式是又说又唱，而且自弹自唱。石玉昆在曲艺界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他所整理并创作的《三侠五义》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评书艺术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评书演出场所——书茶馆。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北京城内著名的八大茶馆为评书的演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和环境。清末民初，北京内外城已有六七十个书茶馆。此外，还有设在各处甬道两侧和庙会的几十个书棚。书茶馆说书一般每日两场（下午三时至六时称“白天”，晚上八时至十一时称“灯晚”），有的书茶馆还加中场（下午一时至三时）。
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评书研究会成立，先后推选双厚坪、潘诚立为会长，名誉会长由当时教育部学务局的刘葆初兼任。
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剑侠书盛行，评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名家辈出，代表人物有王杰奎、连阔如等，杰作荟萃、声名远播。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给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
第四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拓新时期。传统评书在此时期进入了新的时代，产生了质的飞跃。
北京评书界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积极编演新评书，对传统评书边演边改，在演出中尽量剔除书中的封建糟粕。评书新秀逐渐崭露头角，继承并发扬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评书的题材也有所突破。评书从书场、茶馆等艺术环境中走出来，大踏步地迈向了电视屏幕，它的表演体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北方的评书传统书目十分丰富，其中一部分是历代评书艺人传下来的，一部分是近代艺人自行编演的，还有一部分是由鼓书改造而成的。常见书目有《列国》、《西汉》、《东汉》、《隋唐》、《龙潭鲍骆》、《五代残唐》、《飞龙传》、《杨家将》、《呼家将》、《精忠传》、《包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明英烈》、《施公案》、《三侠剑》、《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儿女英雄传》、《清宫外史》、《封神榜》、《西游记》等。
（二）评书的种类
北京评书，按照评书的内容可以划分为“长枪袍带书”、“短打公案书”、“神怪书”和“狐鬼书”四类。不同种类的评书各有特色，每一类评书中又包含着大量的书目。
长枪袍带书多为长篇评书。书中描写的主要人物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因为这些人物大都身着蟒袍，腰缠玉带，故得名袍带书。《西汉演义》、《东汉演义》、《三国演义》、《列国演义》、《隋唐传》、《薛家将》、《五代残唐》、《杨家将》、《十粒金丹》、《精忠说岳》、《明英烈》、《明清演义》等，都是袍带书。
长枪书讲究盔甲赞和马上战法。
盔甲赞是对人物的“开脸”——跳下马来身高几尺；脸什么颜色；戴什么盔，穿什么甲；挂不挂狐裘；座下骑什么马……于是又给马开一遍体格单——头至尾多长，蹄至背多高，什么颜色……如关公骑红马名“赤兔”，以外凡骑红马的都称“胭脂兽”。最后说手使什么兵器，也和颜色有关。少年白净子，必使“烂银枪”、“亮银锤”、“亮银戟”；红紫脸使“赤缨枪”、“红铜锤”……
说长枪书还要清楚马战步数。马上战法，打一回合，二马一错镫；放出马去，往回拢马时，一错方向，便越走越远；或一错镫时，没分清左右，必两马并行，或二马接吻。
此外，说长枪袍带书要讲气度、格局。君王将相讲话自然要气度非凡才行。评书艺人中，潘诚立的长枪袍带书讲得最妙。
短打公案书专门讲江湖义士行侠仗义、杀富济贫这一类故事，像《粉妆楼》、《大宋八义》、《宏碧缘》、《明清八义》、《永庆升平》、《三侠剑》、《彭公案》、《施公案》、《于公案》、《包公案》、《小五义》、《续小五义》、《三侠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雍正剑侠图》、《龙潭鲍骆》等均属此类。
短打公案书以刀枪架为主，也有使熏香、下蒙汗药、开天窗、挖地镟、做元宝坑等偷盗窃取、小巧之能，和官方的登坑办案、设法拿贼。最要紧也是最有趣味的部分是小段的插叙和审办公案。如《包公案》蒋平盗簪、智化盗冠；《施公案》的赵璧盗锥、罗圈会、三探莲花观；《于公案》的鬼灯笼棉花猫……都是极有趣味的小段子。
说公案书的，过去有名的有张致兰、王致廉、袁杰亭、群福庆、海文泉、广杰明、杨云清、文岚吉、陈胜芳，以及徐坪玉、蒋坪芳、高福山、张霈然、李豫鸣、李豫林、刘荣安、刘荣魁；现在说公案书好一点的有王杰魁、袁杰英、阎伯涛、廷正川、刘杰谦（汉卿）。
神怪书说的是神灵魔怪斗智斗勇、混战厮杀的故事，内容大多荒诞离奇。如《西游记》、《济公传》、《封神演义》、《白蛇传》等。
神怪书的书目没有袍带书和公案书多，只有《西游记》、《济公传》、《封神演义》等几部书。其中，《西游记》、《封神演义》属于纯神怪小说，《济公传》为半人事半神怪书。
《西游记》原为渔鼓道情书目，清朝末年安太和将其改为评书，以说为主，表演时于诗赞处歌唱，击驴皮渔鼓伴和。安太和为评书界说《西游记》的长门，传有“永、有、道、义”四辈。门内自立规则，专说《西游记》，其弟子不可改学他书。徒中“永”字辈最享名者为恒永通，说表形容猪八戒最佳，当时的观众有“见者如观真猪八戒”的评价。其后有李有缘、庆有轩（老云里飞）也说此书。民国时期，传至奎道顺、田道兴等。以上各辈艺人说书时兼卖一种名为“沉香佛手饼”的药糖，一回书说毕，便手持药糖巡行于书座之间求售。后传至邢义如、什义江时，只开场打渔鼓，通场说表，不再唱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评书界说《西游记》的演员，只有宣武说唱团朱祯富一人。
说《封神演义》的评书艺人中，数双厚坪为第一，他出语滑稽，叙述所有神仙皆另加外号，令人发笑，成为一绝。邹腾宵所说《封神榜》多改原文，擅长点评，又能阐发炼养，与医学要旨相通，独具一格。王文和说此书台风稳健。李致清、李杰恩所说《封神榜》，也很受听众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封神榜》在北京书坛绝迹。
《济公传》又名《醒世金针》。该书目以诙谐幽默的语言，塑造了一个普救世人的济公形象，在书坛久演不衰。在演说《济公传》的诸多艺人中，数陈胜芳技艺最精，人送绰号“一声雷”；伊胜麟“书道儿”老成，一时无人匹敌。清末民初擅说此书的还有双厚坪及其师弟海文泉和世殿成、李致清等。双厚坪擅长当场抓哏，诙谐百出，令满堂听者大笑不止；李致清以模拟济公形象见长，人称“济公李”。
民国十八年（1929年），说《济公传》的艺人开始分派，其情节于“八魔炼济颠”后，有说“小西天薰香会”的，有不说的。20世纪30年代，刘继业及其弟子段兴云说《济公传》颇享盛名。
狐鬼书讲的是人与狐仙鬼怪之间发生的以爱恨情仇为线索的故事，比如《聊斋》。
传统评书以讲述英雄侠士的战斗故事为主，除《聊斋》外，很少有讲爱情故事的。无“淑女才子之相逢，春花秋月之柔情”，也是传统评书的一大特色。
《聊斋》演为评书，始于宗室德月川。他在光绪年中，闲居后门外某庙内，演述子弟评书《聊斋》，包袱很多，因为宗室德月川是帝胄而不得意，所以常以满文满语编为荤素包袱，当时人很觉可笑。
《聊斋》由多种短篇组成，讲鬼狐成精的故事。每段能讲三五天至二十天不等。其中《小谢》、《葛巾》、《崂山道士》、《西湖主》、《画皮》、《梦狼》、《胭脂》、《王者》、《辛十四娘》、《锦瑟》等五十余篇为经常上演书目，相比原小说有很大发展。
说《聊斋》的代表艺人有刘警先、金桐纯。
（三）艺术特色
评书艺术发展百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至20世纪20年代，评书表演已逐渐成熟并自成体系。一般认为，评书表演有三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1.刚劲派
刚劲派艺人表演时善于运用“贯口”、诗赋，喜欢用典。这派艺人讲话时吐字轻巧、俏丽，语调沉重而不呆滞。描绘战斗场面时感情充沛，讲求声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模拟人物时常用大动作，火爆有力，反差鲜明。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常穿插妙趣横生的点评。这派评书的代表作有潘诚立的《岳飞传》、连阔如的《东汉演义》等。
2.洒脱派
洒脱派又叫“活口”。评书艺人根据说书的提纲（提纲一般写得比较简明扼要），运用说书的技巧加以敷衍，这样说书叫做“活口”。掌握“活口”是评书艺人的基本功。
这派艺人大多具有渊博的知识、洞察世态的经验，以及明快敏捷的反应，即兴发挥、剖情释理、针砭时弊，讽刺丑恶，言语幽默、含蓄、冷隽，灵活多变，包袱多，贯口不火，方口不整。他们通常以“书外书”和“现挂”取胜。擅长“现挂”的艺人，“临场兴之所至，信口拈来，嬉笑怒骂，尽情发挥，大受听众的欢迎”。在评书表演的过程中，时有听众的叫好、欷歔，甚至有的听众当场问话，评书艺人就可以根据观众的这种现场反应来随时调整自己的表演计划，或增减内容，或加入夸张的表情动作来现场抓哏。
这派评书的代表作有双厚坪、杨云清的《水浒》，张智兰、陈士和的《聊斋》，袁杰英的《五女七贞》等。他们以出神入化的艺术造诣，巧妙地把“贯口”、“方口”结合在一起，形成独具特色的“活口”。
3.细腻派
细腻派又叫“方口”。“方口”指评书艺人在表演时完全按照师傅教的一字一句说书。这派艺人口齿清晰，说表细腻，沉稳老道，外松内紧，娓娓道来，慢而不断，含蓄、洗练、突出静功，动作幅度较小。描摹人物形象准确、传神，铺排情节自然流畅。
这派评书的代表作有李存源的《张良卖剑》，李鑫荃的《赠绨袍》，王杰魁的《包公案》等。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种评书派别之间的交流十分有限。直到20世纪50年代，刚劲派、洒脱派与细腻派之间才开始取长补短。由此开始，评书艺术呈现出新的风貌。评书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细腻、逼真、传神、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