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宋会要·礼》记载，1022年宋真宗赵恒死，宋仁宗赵祯曾为真宗的丧葬下诏：每隔7日在观音启圣院和开宝寺塔设一斋会，中书和枢密院须前往烧香，为真宗超度亡魂。1079年，仁宗皇后曹氏发丧，当朝皇帝宋神宗赵顼下诏：召千余僧侣，穿袈裟，设斋坛，诵《金刚经》，为慈圣太后曹氏超度亡灵，祈求幸福。1127年，金兵南下攻陷汴京城，宋徽宗、宋钦宗、后妃、公主、宗党、大臣约三千人被俘。宋徽宗被俘八年后病死在五国城越里吉（今黑龙江依兰县境）。宋高宗赵构闻讯宋徽宗、宁德皇后之死后，诏令全国各路州县寺庙建道场七昼夜，让僧侣设坛诵经；又下令平江各佛寺选派僧侣三十五人做佛事，为徽宗和宁德皇后超度亡魂。国葬如此，民间更是普及。家人死后，一般都请僧侣念经，有的士庶之家在发丧之日还专门请僧侣威仪前引开道。民间还盛行“做七”，死后每七日供奉斋食一次，有的甚至请僧人诵经礼忏，共计四十九天，为死者超度亡灵。至宋代，民间丧事访僧侣诵经设斋、超度亡灵已成惯例，形成习俗，成为中国丧葬习俗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习俗遍及全国，一直流传至今。今天，西藏、川西高原的喇嘛一般都为死者诵经，为发丧送葬做“佛事”。
第四，佛教对中国丧葬影响还表现在我国丧葬中出现了大量佛教文化因素。随着佛教的传入和普及，汉末始，带有佛教观念内容的物质文化也开始在我国丧葬中出现。早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佛造像就开始出现于墓中，如 1956年出土的武昌市莲溪寺一座砖墓中的镏金铜造佛像，年代为三国时吴景帝永安五年（262年）；出土于辽宁北票将军山石椁墓中的铜坐佛，年代为十六国时北燕太平年间；还有大量出土的魏晋时期的陶瓷谷仓罐上的佛像等。山西大同北魏文明太后的永周陵，将墓地和佛寺相结合。此外，汉末至明清墓葬雕刻、墓体、墓砖中出现的莲花、飞天以及佛经故事等，都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任何一个时代的物质文化都是该时代人们智慧和情感的结晶，从文化的物质形态身上可以折射一个时代人们的信仰、观念和审美取向。从汉末以来墓葬中出现的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物质文化，我们可以感悟到佛教的观念、信仰已深深渗入到我国的丧葬文化之中。
再就是道教，它源自先秦时由老子、庄子创立的道家学派。老子、庄子和列子都是先秦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的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亡之惧和仁义礼乐之羁，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领悟到人生的真缔——道。道是世界万物的本源，也是宇宙运行的总规律，道生万物，道法自然。春秋战国时代，一方面物质文明迅速发展，但另一方面，享乐、欲望、野心、权势和罪恶也同步增长，面对文明进步和道德沦丧的矛盾，道家强调从个体自身的价值入手，呼唤回归人性，回归自然和归本返真。庄子认为“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家；圣人则以身殉天下”。人的自然本性被外在的名利、家族、功业等所扭曲、伤害。而这些外在的东西是没有定义的，只有超越这一切的束缚，人才能复归其自然本性，才能真正实现人的价值，才能自由地邀游于无功、无名、无己的绝对的自由境界。
由于道家持顺应天道、崇尚无为的超逸世界观和人生观，所以在个体的生死观上表现出一种超然的乐死态度。庄子认为，生死若一，生和死是同一回事，就如同春夏秋冬四时更替，故“生时乐生，死时乐死矣”。他认为大自然给我躯体，“载我以形”，用生使我劳苦，“劳我以生”；用老使我清闲，“佚我以老”；用死使我安息，“息我以死”，所以以生为善也就要以死为善。庄子将人死看成是归本返真，复归自然。所以庄子的妻子死后，本应悲痛，而他却“箕踞鼓盆而歌”。为了进一步说明死是人生乐事，庄子不但不主张以珠玉、文锦、车马陪葬，甚至连哭也不要。庄子还讲了一个故事，说他有一次去楚国，途中遇见一个骷髅，对他描述了死去的快乐，“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相信，想请主宰生命的神灵恢复他的原形，遭到这骷髅的断然拒绝。由于道家将生死齐量看待、乐死善生，所以在丧葬上对儒家倡导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表现出嗤之以鼻的态度，主张薄葬。
针对儒家倡导的孝道丧葬观，庄子反其道而行之。他认为“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庄子不仅主张薄葬，而且也身体力行。据说，庄子临死前，其弟子要按当时流行的习俗厚葬他，他坚决表示反对。他坦然地对其弟子们说：“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壁，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吾葬具岂不备邪？何以加此。”当弟子们担心庄子的尸体被乌鸦吃掉时，庄子打趣说：露葬要被乌鸦吃掉，而土葬也要被蝼蛄和蚂蚁吃掉。非要从乌鸦嘴里夺过来送给蝼蛄和蚂蚁吃，这未免太不公平了吧。在今天看来，数千年以前，庄子的薄葬言行更为难能可贵，令人叹服！
列子也力主薄葬，对死后的处置也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列子》卷7“杨朱第七”记载：“既死，岂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瘗之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弃诸沟壑亦可……”这是何等的气魄！先秦道家的生死观和薄葬观充满着理性主义的光芒，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东汉末到魏晋南北朝，丧葬风气由厚葬趋向薄葬，由烦琐趋向简朴，其中道家丧葬观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两汉，先秦道家提出的“无为”思想，因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独特理解和辩证内核，逐渐被其他学派的思想家、政治家所吸取。汉初道家在最高统治者皇帝、官僚、学者直至民间人士，卜者的社会各阶级中受到普遍的崇奉。除了在政治上利用道家的“无为”思想，在思想领域内道家的思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丧葬观上，杨王孙可谓是新道家的代表人物。
据《汉书·杨王孙传》记载，杨氏尊奉黄老，不信鬼神。虽然他家业千金，但在其病终前，他吩咐他的儿子：我死后，我要裸葬，以回归我的真我，请勿要改变我的意愿。下葬时用布袋裹尸，埋在地下七尺即可。人埋后，脱去布袋，这样可以让我的肉体紧贴泥土。我之所以违背世俗这样做，就是要矫正和改变社会上盛行的厚葬陋习。其实厚葬对死者没什么裨益，而世人在厚葬上竞相争厚，实在是浪费钱财于地下。可见，杨氏这种裸葬言行显然是受到先秦道家生死观和薄葬观的影响，具有“归本返真”的意义。在杨氏看来，人之生死是自然现象，人死后，肉体就腐烂，人的灵魂就与肉体相分离，就没有独立的精神，各自回归自然。既然如此，又何必要厚葬呢？基于这种观念，杨氏反对厚葬。杨氏的薄葬观对先秦道家的丧葬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当时及后来的薄葬之风的渐起并成为时代风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至汉末，道家从先秦学派转化为一种宗教——道教开始形成并发展起来。道教推崇老子，奉他为祖师爷，称他为“太上老君”，但其教义与代表老子、庄子的先秦道家学说却背道而驰。先秦道家崇尚自然，主张无为，提倡清心寡欲，反对人为束缚，而道教却不然，相信天上是有神仙的，追求长生不老和升天成仙。尽管如此，但共同点之一是道家和道教对现世都持虚无态度，在丧葬上都不重厚葬，主张薄葬。道士死后一般葬在山上或崖上，四川崖葬流行于东汉至南北朝，这一时期正是道教最为流行的时期。东汉末道教开始兴起，在两晋时期，统治阶级中很多人信奉道教，积极倡导。在北朝，因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崇信道教，改年号为“太平真君”，其后魏孝文帝及东魏、北齐的统治者也都信奉道教，敬礼道主。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一样，在社会上广泛流行。这一时期在丧葬上之所以盛行薄葬，固然与战乱、经济凋敝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与当时道教的风靡也有密切的关系。
道教自东汉末开始形成，迅速发展，终在南北朝成长为与儒、佛抗衡的一大宗教流派。南北朝以后，道教仍长足发展，经历了隋、唐、北宋的兴盛期，南宋、金元的革新期，直至清代，才逐渐趋向衰微。无疑，道家和道教“归本返真”的薄葬现在我国的丧葬文化中占有独特的地位。依据回族的传统习俗和伊斯兰教法原则，以及多年来上海地区回族殡葬礼仪实践，大体有如下仪式：
1.备克凡
“克凡”即用36尺白布扯成的殓衣，男3件，女5件。在铺陈“克凡”时，撒一些冰片末、樟脑粉等香料，以起到防腐驱虫作用。
2.善面
即近亲好友向亡人遗体告别。善面时，不挂遗像、不奏哀乐、不设花圈、不行鞠躬礼、不对亡人嚎啕大哭，保持礼厅肃静。若丧事承办人要求举行追悼会，一般安排在“净仪”之前，也必须遵守以上“五不”规定。
3.净仪
即为亡人净身洗礼。亦称“浴礼”“洗埋体”“洗艾斯里”。净仪，由主洗人按照伊斯兰教法规定的程序要求进行。亡人子女或近亲，为敬孝心，可安排1—3人参加净仪，参加人员必须自己净身，并听从主洗人安排。
4.殡礼
即站“者那则”，即为亡人向真主安拉祈祷的集体礼拜。参加殡礼者面向“克尔白”（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方向），排班站齐，由阿訇率众对着亡人胸部站立、举意、抬手、大赞、祈祷，在领念大赞四次后，向左右道“赛俩目”，殡礼结束。参加殡礼的穆斯林须净身、着洁衣、不鞠躬、不叩头、不跪坐。“者那则”不在日出、日落、正午三个时辰举行。
5.落葬
即送“埋体”下土落葬。“埋体”由男性穆斯林集体肩扛或车推，缓步送至墓地，安放在事先打好的坟坑内。开始培坟土时，阿訇诵念“下土经”，直至坟土培好，阿訇率众举双手捧接“都瓦”（祈祷），为亡人求赦免。
6. 游坟
俗称“走坟”“上坟”。是穆斯林传统的悼念习俗之一。上海穆斯林习惯在亲人亡故后七日、四十日、百日、周年，以及每年的开斋节等进行游坟开经仪式，以纪念亡灵。来公墓游坟的穆斯林事先要净身，到墓地要向亡灵致“祝安词”，即道“赛俩目”，然后由阿訇诵念《古兰经》，亡人亲属静默恭听，专心参悟。诵经完毕，跟随阿訇举双手捧接“都瓦”，向真主祈求，把恭听天经的回赐给亡故的亲人。游坟时，要爱护绿化，不在他人坟上践踏，不大声喧闹，不供放祭品，注意环境卫生，保持墓地的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