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胜不斗，不战而胜
姜太公深知用兵之道在于吊民伐罪，惩恶扬善，用兵之略在于不战而胜，以谋取胜，所以他极为重视军事韬略，讲究不战而胜的谋略。这是说，吊民伐罪，夺取天下的策略，要在政治上争取民心，军事上求得不战而胜。因为民众是胜利之本，所以要想不战而胜，无伤而胜，就要依靠民众，与民众共甘苦、同好恶，上下同心，相互救援，如此方能攻守自如，“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就是“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壑而守”之义。
为了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姜太公十分重视“文伐”的作用。所谓“文伐”，就是“以文事伐人，不用交兵接刃而伐之也”。即用非军事手段讨伐、征服、战胜敌人。《六韬·武韬·文伐》篇中，姜太公提出了十二种“文伐”的方法，具体说明了“文伐”的内容、方法、策略、目的等。其主旨是采取各种方法，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收买、分化、瓦解、离间、麻痹、削弱敌人，转化敌我情势，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然后取而代之。以“文伐”为“武伐”准备条件，奠定基础，开辟道路。只有将“文伐”与“武伐”结合起来，方能达到战胜敌人的战略目的。所以结论是“十二节备，乃成武事。所谓上察天，下察地，征已见，乃伐之”。
其实，姜太公的“文伐”之略、之法，在灭商兴周的过程中，一贯注意运用、实施，早在“周西伯拘羑里”时，上述有的方法就已得到采用，并取得了成功。当时散宜生、南宫括等人向姜太公请教、商量救文王之策，太公献计以美女、奇物、珍宝献纣王，使之赦免文王，文王归国后，实行仁政，收归民心，以待纣之失，最终“乃遂其谋”。文王之谋，乃太公之谋。这与“文伐”和“武伐”的“十二节”中的不少内容是相同的，究其实则为姜太公一人所思所谋。
由此可见，姜太公一贯注重“文伐”“谋胜”，主张因势利导。《六韬·武韬·三疑》篇武王与太公的问对中，太公作了具体地说明。武王想建立功业，却有三种疑问：恐怕力量不足以进攻强大的敌人，不能离间敌方国君的亲信，不能瓦解敌国军民。针对武王所问，太公提出了攻强、离亲、散众的策略，即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具体措施是：因之，慎谋，用财。就是说，要因势利导，慎用计谋，使用钱财。袭击强大的敌人，必须采取各种谋略、计策，去怂恿敌人、收买敌人、离间敌人、瓦解敌人，使敌人营垒分化，骄横强暴，争夺利益，淫乐迷乱，彼此怀疑，上我圈套。我运用计谋，敌人却不了解我的真实意图；我取得了胜利，敌人却不知，这就是智谋可以产生财富，养育万民，辅佐君主“以王天下”的道理所在。
《六韬》重谋胜，姜太公重“文伐”“韬略”，旨在求不战而胜，这是中国历代兵家和论兵者所崇尚的用兵之略。兵圣孙武，注重战略，尤贵谋胜，主张不战而获全胜。他认为，虽然“兵贵胜，不贵久”，但是最上策则是以“谋”取胜，做到不战而胜，所以他力主谋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他的军事谋略思想。即对敌作战，即使百战百胜，也不是最高明的计策，只有“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上策，所以要以“谋攻”取胜，不战而胜。这才是中国兵家“贵谋”的原因，亦是其智慧的显现。
（二）抓住战机，智勇者胜
战争是敌我交战双方的智慧、勇力之争。两军相抗，要想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就要与敌人进行智力和勇力的竞赛，愚蠢的武夫不行，胆怯的懦夫也不行，只有智勇双全者，方能克敌制胜。姜太公深知此理，深通此道，善于用兵打仗的人，不用展开军队就能取得胜利，能够在无形之中取得胜利。最高明的智者不用战斗就能使敌人屈服。经过与敌人白刃相杀殊死搏斗而取得胜利的不是良将，战败之后而补救过失的不是智者，智慧与众人相同的人不是国师，技艺与众人相同的人不是国工。军事行动最重要的是攻必克，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是保守机密，攻击敌人最重要的是出其不意，谋敌制胜最重要的是计不失误。这样就可以未战先胜，收到事半功倍之利。姜太公进一步指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能够按兵不动，等待战机，不受干扰，伺机而动，看到取胜的时机，就要捉住战机，毫不犹豫，无所畏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如疾风闪电，惊马奔驰，所向披靡，打击敌人，战胜敌人，这才是机智的指挥者。如果犹豫不决，害怕狐疑，就会贻误战机，招致失败，所以聪明的指挥者就会抓住战机而不放过，机智的指挥者一旦决计就毫不犹豫，这样才能无往不胜。
姜太公肯定用兵之道在于集中统一，兵胜之术在于密察敌情，抓住战机，出其不意，取胜之道关键在于把握战机，利用态势。因此要掌握时机，夺取胜利。这就是“兵道”，即用兵之道，用兵打仗、克敌制胜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在这篇《兵道》的问对中，姜太公针对周武王之问，具体阐发了用兵之道、兵胜之术的内容、要旨，强调了统一指挥、存亡转化、示形用机、乘胜出击对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如此用兵，变化多端，神妙莫测，无往不胜，这才是智者之胜。
在《六韬·犬韬·武锋》篇中，姜太公在回答周武王的“用兵之要”时，列举了十四种打击敌人的有利战机，使我必胜，致敌必败。这十四种打击的情况，是在审察、密察、明察敌人行动变化的基础上，从其变化中见其可击之时、之机，以使“敌人必败”。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有利战机转瞬即逝，因此捕捉、把握战机，适时、乘机打击敌人，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姜太公深知此理，深通此术，故强调抓住战机，适时出击，取得胜利。姜太公的这些军事理论和指挥艺术，充满了智慧，显示了智慧。
姜太公还明确指出，要战胜敌人，既要智胜、斗智，又要武胜、斗勇，该出击时就出击，这就需要讲究“必胜之道”。因为他深知“勇斗则生，不勇则死”的道理。这就是说夜间偷袭敌国境内，突破敌人四面包围时，要在审知敌人各种不同的情况后，采取不同的战法，奋勇战斗，英勇杀敌，使敌人不能阻挡我军的突围。因此，需要“勇力”和“勇斗”。在渡过江河溪谷时，要想突破大水、广堑、深坑之阻，也要靠“勇力”“勇斗”。要明确告诉士卒：“勇斗则生，不勇则死。”这样就会使三军英勇杀敌，勇往直前，无往不胜，“吾三军皆精锐勇斗，莫我能止”。
在姜太公所提倡的“勇力”“勇斗”之“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勇”不是愚夫鲁莽、草率之“勇”，而是在“审知敌人”、明察地形、了解自己、巧妙指挥的基础上，才实施勇猛突围，并设下埋伏，阻敌追兵，我军“若从地出，若从天下”，这种用兵入神，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非智者不能为。所以说姜太公的“勇”，是与“智”紧密相连的，是以“智”为前提的“勇”，是智勇双全的“勇”。只有智勇双全，才能攻取战胜。
（三）施行诡诈，以奇制胜
战胜是敌我双方灵活的实力对抗、较量。由于战争所独具的特殊性，即诡诈性、多端性、无常性，交战双方常常以诈用兵，制造假象，欺骗对方，诱敌上当，取得胜利，这便增加了军事认识的复杂性、曲折性。这就要求战争的指挥者，既需要以超常的能力去认识、思考、驾驭战争；更需要透过敌人活动的现象、敌人制造的假象识破敌人的意图和设计、制造假象欺骗敌人，诱敌上当，这便是用兵的诡诈性所在。
中国古代兵书战策，历代兵家兵略，都强调“兵以诈立”“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出奇制胜”等，姜太公对此亦有详论。他认为，用兵之法，三军之众，兵卒之动，必有奇正、分合之变。要想克敌制胜，而不被敌所制，就要施奇谋，用奇计，以奇胜。而奇谋、奇胜、奇计，来源于人的无穷智慧，有了智慧，运用奇谋，就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奇效、奇胜。战争的态势随着敌人行动的变化而变化，两军对峙，彼此较量，运用奇正的策略、战法，来源于指挥者智慧、谋略无穷，奇正的策略、战法也随之无穷了，因此，要保守军情机密，做到我知敌，而敌不知我，并施用智谋、奇计，出其不意，示弱骗敌，这就有事半功倍之效。
姜太公在《奇兵》篇中，专门论述了出奇制胜的问题，并在其他的有关诸篇中，从各方面具体论证了施诡诈，用奇谋，出奇兵，欺迷敌，以胜敌的策略。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