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指出：实事求是地讲，库区移民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对移民群众我们既有物质方面的“欠账”，也有精神方面的“欠账”。库区老百姓很善良，很实在，绝大多数移民也通情达理。对库区人民群众我们一定要怀有很深的感情。绝不因为少数人的无理取闹就把大多数群众顾全大局、舍己为公的主流否定了，绝不能因为群众诉求方式不合理就把他们合理的诉求否定了。
离开高阳后，我一直在想，高阳镇进行的两次水库移民，是两次时期不同的补偿，也是两次意义不同的搬迁。在高阳移民身上发生的那些悲壮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故事，的确发人深省，令人深思。
四、检索库区复杂话题
话题之一：谁动了我的奶酪
每当我走进移民区，总是会思考一个问题：三峡库区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处于什么地位？扮演什么角色？为什么在百万移民搬迁之后，政府的安民责任却显得如此沉重、紧迫？
百万移民搬迁了，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移民仍然在睁大眼睛寻找他们的昨天，始终不忘“昔日的辉煌”。移民脑海里有一句老话：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三峡移民迁往外省市的只有十几万人，留在本地的移民仍超过100万人，而在这100万人中，有近70万人是城镇移民。城镇移民比农村移民还多一倍多，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座水库都不具备的一大特色，同时又是一大安置难点。
三期水位蓄水后，我来到万州，这个城市就有20多万城镇移民。在双河口移民小区旁边的茶馆里，我与移民老沈有过一次对话。老沈谈得最多的还是“昨天的故事”，虽然窗外是丽日晴天，但他说话时总掩映不住几分忧郁。
“我们家搬迁前在河边，这个小区居住的移民都是以前的街坊邻居。不瞒你说，我们是江边市场上比较富裕的一群人。当时交通不发达，客货全靠江上运输。真是汽笛一响，黄金万两啊。码头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热闹得很啊。我家老房子的一个门面只有20多平方米，租给人家当仓库堆货，一年租金就有六七万元。你说，那日子有多好？”
“当时，你们是’富人‘，自称为’一等市民‘是不是？”“当然是，我们所在的村主要是种卖蔬菜，还是比较富裕的’百强村之星‘，在很多地方都很有名的。可自从搬迁进城安置之后，生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时不知道到哪里去挣钱，心里空荡荡的……”“你们搬到这里不是很好吗？以前街边的房子又破又旧，现在住上了全新的房子，比原来城里的人住的房子气派多了哟！”“这是事实。说老实话，我们原来做梦都不敢想变成了城里的人，这一辈子还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搬迁之后，不是说也有很多移民搬富裕了吗？”“不多，是有一部分移民搬迁富了，大概占15%左右。”“他们是怎样搬富的？”“这说来话长啊，主要是他们原来的房子较大，补偿也多。比方说，张三原来的房子门面有3个，共60平方米；搬迁之后政府还他60平方米的门面，他自己留一个做点小生意，但还可卖掉40平方米的门面，如果地阶段好，这一卖就是一二十万元进账啊。搬迁之后富起来的移民，卖门面是主要的致富途径。”
“你们村有做生意富起来的吗？”“也有不少人勤劳致富。我刚才说了，搬迁富裕的移民总共也就15%左右。还有一部分移民和原来的生活水平差不多，但不少移民搬迁之后生活水平下降。搬到后山的移民小区，市场人气难聚，商业环境没形成气候。收入骤减，生活水平自然会大幅度下降。从’富人‘一下变为’穷人‘，心态严重失衡。人就是这样，如果先过穷日子，再过富日子，很习惯，也很舒服。过惯了富日子再过穷日子，谁都感到恼火，心里整天都是毛焦火辣的。说实话，我们心里有时也很矛盾，住进新房子，就觉得感谢修三峡大坝，可一天下来生意清淡，没几块钱的进账，又想起原来在江边的日子，要是不修三峡不搬迁，现在真不好说赚了多少钱……”
在1993年大规模搬迁之前，三峡库区城镇移民在沿江的码头街边，在“吊脚楼”等老居民区做生意的移民，如果按城镇的陡峭的坡度分为三个档线，第一档线是紧挨江边繁华的河街，人群较富有，二档次之，三档较差。移民多把住在三档线的居民叫做“后山人”，这一称呼多少带点歧视的意味。
在沿江城市，住在海拔高的地方，生活水平就低一些，住在海拔低的地方，收入水平就高一些。这倒是“放之江边皆准”的一条“普遍真理”。别说是城里的人，就是农村人也一样，江边的庄稼也要比山上早熟半个月，经济收入也要比山上好。
移民大多是从第一档线搬到第三档线的“后山”，从江边人变成了“后山人”，角色的转换，也从从天堂掉进了地狱。
在经济学家、地方行政长官的眼中，城区商业口岸的变化是无足轻重的一件事，因为，不管是你修商店还是他建市场，城区的社会商业零售总额不会变，谁卖、谁收入都一个样，都在所在城区的这口“大锅”里，只不过参加分配的人群会发生一点变化。
但大多数移民却认为是三峡电站“动了我的奶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着江边的码头，当然得“吃码头”。可是，江边的街道假如不会淹掉，真的还会如原来那样富裕吗？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根本不成立的“假如”。
库区最大的变化就是天堑变通途。以前乘船从重庆到万州，下水要18个小时，上水要20多个小时。库区有几百艘大小客轮日夜运输客货，轮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高速路修通之后，从重庆乘车到万州只要3个小时。沿江公路的开通，更是挤掉了航运企业的饭碗，绝大多数航运公司都“弃水登陆”，另觅生路。现在的三峡，除了一大批游三峡的旅游船，几乎没有一条跑长途的客船了。
世界上运输方式，不外乎四种：一是航空业，快捷、方便，但运量小；二是铁路，运量大，快捷，但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修铁路成本也很昂贵；三是水路，运量最大，成本低廉，但运输时间较长；四是公路，这是最便捷的运输方式，是“门抵门”的运输，客货可以从这一个门口直运到另一个门口。三峡库区公路修好之后，旅客都选择乘车直达家门口，免去了长时间候船、乘船的奔波之苦。
水路客运业兴旺，沿江码头的江边一条街人丁兴旺，煞是热闹、繁华；水运客运业萧条，沿江一条街就落寞、冷清。即或是不修三峡电站，迅猛发展的交通业，也会对沿江沿街的居民生活形成巨大的冲击波。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交通革命”，是时代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
但是，也有移民不会这样想。一部分人认为：“不修三峡电站，我就是找错了门，也不会找到政府门口去，都说政府门难进，脸难看，谁愿意上门去自讨没趣？”
当然，移民还有一种说法，即或是水运业会萧条下来，也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还可以慢慢适应，慢慢想办法挣钱。不是一下就萧条，一下就失去原来的生活形态。搬迁就是一种突然间“滚下楼梯”，那种恐慌感、失落感，不是没有搬迁的人能够想象得出来的。
在库区街头，刘欢仍在忧郁地唱：
我的心充满惆怅不为那弯弯的月亮只为那今天的村庄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话题之二：谁不唱昨天的歌谣这些年来，产业空虚像一道道彤云，紧紧地罩在库区上空。库区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都是月亮惹的祸”，其意思就是如果不修三峡电站，库区的企业就不会大规模关闭破产，就不会出现今天的产业空虚。这种说法在库区的一些地方像“感冒”一样流行。
库区为什么会产业空虚？
首先看，在十几个国家级贫困县成堆的库区，几十年来何曾有过像模像样的产业。在移民工程启动初期，库区工业化程度十分低下，多数区、县大多以资源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小煤厂、小水泥、小化肥、小酒厂、小纸厂等小型企业居多，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名、优、特、新产品少，产品档次低，市场竞争力弱，亏损比较严重，效益不佳。
1991年万州区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亏损面达70%，亏损总额1.2亿元；涪陵区被淹没的26家国有企业负债7691万元，亏损总额738万元。1991年三峡库区工矿企业的平均负债率达90%左右，相当一部分企业已严重资不抵债。
实话实说，库区许多企业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是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畸形儿，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怪胎。
随着淹没区工矿企业迁建和一批亏损严重、对环境污染破坏性较大的企业关闭破产，库区产业不可避免呈现出支撑不足的窘态。
我们常说面临重大的历史机遇，就是要抓住机遇对企业进行组织结构调整。库区淹没搬迁涉及1599个企业，大的有几千上万名职工，少的只有10多名职工，虽说给予了补偿，但如按原样复制、“克隆”出1599个企业，对库区生态来说将是一幅非常可怕的图景。
时下，地球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世界经济趋于一体化，市场经济的狂潮冲击着整个人类世界。不管你是啥民族、啥信仰、啥肤色，不管你姓“资”还是姓“社”，不管你修不修三峡电站，在这奔涌如注、势不可挡的市场经济潮流面前，你别无选择，只能“顺乎世界之潮流，合乎时代之需要”。
几十年的改革，从昨天艰难地走到今天，曾经辉煌过的大多数国有企业经过市场大浪淘沙，慢慢地销声匿迹了；少部分企业经受了市场大潮洗礼，觅到了出路，在市场中成长了起来。
市场经济的大潮对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地区都是一视同仁。库区的任何企业，如果你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面前停步不前甚至逆流而行，就会在一个早晨悄悄地死去，就像狂风卷走一片落叶。
库区还有几千上万家非移民迁建企业，在无情的市场经济大潮中死去一大片，可谓“尸骨如山”，惨不忍睹。
一位曾在一家小企业当家的人对我说：“我们企业倒闭的那一天，许多职工都伤心地哭了。怪谁呢？产品卖不出去，债台高筑，资不抵债，不得不自己死去。可我们心不甘啊。就因为我们是非移民搬迁企业，是挣扎着痛苦死去的，看到一墙之隔的移民迁建企业，有那么大一笔钱用于企业善后，我们真是死不瞑目啊。”
死去的企业，只有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说实话，库区的不少企业真应该感谢三峡，正因有建三峡电站这个机遇，企业的一堆破铜烂铁，被国家换成了一堆现金。企业破产关闭也好，资产重组也罢，有了这一大笔淹没搬迁补偿金，企业才得以“安乐死”。
移民任务占85%的重庆库区，16万企业职工实行一次性拿钱走人。175米水位线上一位企业老板对我说：“我们比淹没线下的企业不过高十几米，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得一大砣移民补偿金，我们却在一旁干瞪眼、干着急，真恨不得把我们的企业也搬到淹没线下去。”
一位从企业退休的老职工来到重庆七星岗街道，给孩子的工作单位看门，一个月也增加500元的收入。他告诉我说，他所在的企业有6000万移民补偿资金，正是这笔钱及时注入，才使企业有了技术革新、扩张、发展的良机。如果没有这笔钱，企业已“死得很硬朗的了”。对某些存活下来并发展壮大的企业来说，移民补偿金就是救命钱。
在搬迁企业中，功能再造，社会重组，三峡库区那么多的大小企业，上面一句话：关停并转。可是，谁的企业该死，谁的企业该活？又牵扯到各地的利益关系和利害关系，何况，传统意识里还有“好死不如赖活”之说法。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
国家10多年投入的巨资，犹如天体中落下一块巨大的陨石，在三峡激起万顷狂涛。沉寂多年的三峡地区，在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面前，很快就成为西部经济中一个炫目的亮点。
用数百亿元移民补偿资金，结合一系列优惠政策的扶持，加上全国人民对三峡库区的大力支援，三峡地区顺利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功能再造和大规模的社会重组。
库区多年实践昭示了一个真理：好的规划，应该是一面光辉的旗帜；好的规划，是一种向权力诉说真理的艺术。如云阳、秭归、丰都、开县等新县城都受到世人的交口称赞。
“犹嫌天工欠神巧，锦绣河山重剪裁”。库区10多年发生的巨大变化，世人有目共睹。这些，都是“国本经济”巨大投入带来的巨大变化。“国本经济”，也称为“官本经济”。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说，所谓的“官本经济”，是指以政府为主导的一种经济模式。
移民工程从1985年开展以来，整个库区已投入数千亿元，可以这样说，这不寻常的20年中，“官本经济”充当了库区经济发动机。
随着2008年移民全面结束，政府大规模的投入已进入“最后的晚餐”阶段。曾经由“官本经济”全面覆盖、全面扶助的三峡库区，如果失去“官本经济”的强大资金流的支撑，经济还会像前20年一样发展迅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