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洋务运动，是中国人拥抱西方物质文明的一次努力，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们在洋务运动期间进行的各项改革，使中国向近代化迈出了可贵的第一步，是中国社会从未出现过的近代化实践活动，这种实践对中国的积极影响是不可抹杀的。但是作为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一场自救运动，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其历史局限性。
（一）洋务运动伴随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
洋务派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目标的矛盾，注定了洋务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洋务派兴办近代工业之初把“平中国” 和“敌外国”一同提出，反映出国内阶级矛盾和清朝统治者同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并存。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朝统治者面对“内忧”与“外患”，洋务派只有依靠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人民，才能维持其摇摇欲坠的政权。所以洋务运动实践的结果必然否定了“敌外国”。如果说洋务运动是一场改革，那么它只能是沿着半殖民地化的方向“改革”而已。这一点在所有列强都愿意支持办洋务的事实上得到证明。洋务运动进行了三十年，并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却在“自强”“求富” 的口号下，养肥了我国第一代军阀集团。
（二）洋务企业与外国经济的关系
洋务派主观上并不希望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甚至在其创办民用工业之时，一再表示不允许私人创办同类企业，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到一定的阻碍作用。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但由于洋务派在中国封建制度下，引进了同封建生产关系所不相容的新的生产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必然在客观上加速了封建生产关系的瓦解，从而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这是不以洋务派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洋务派办民用工业，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采取“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方式，吸收私人资本。这“商股”部分即是民族资本主义因素。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更有一批官僚、地主、商人，直接投资近代民用工业，终于使中国有了一点先进的生产能力，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也就促进了资产阶级的出现和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最后，由于洋务民用工业的兴办，部分地抵制了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如1872年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使“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尽占”，三年多时间里，外轮损失1300多万两，美国旗昌行也因长期赔钱和债务激增而最后被招商局兼并。湖北官织布局开织后，江汉关进口洋布每年减少十万多匹。中国资本能挫败洋商，这在当时曾被视为“创见之事”。
（三）洋务派与民主思想的传播
洋务派同顽固派的论争及其对顽固派的批判，动摇了恪守祖训的传统及纲常名教的绝对权威地位，对于学习西方，开了好的风气。又由于洋务派组织翻译了不少外国科技书籍，派遣不同年龄和资历的留学生，因而培养了一批外交和科技人才，而介绍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促进民主思想的传播，也起到开一代风气的拓荒作用。在此基础上，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从洋务官僚中分化出一批我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
洋务派在洋务实践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通过其言行，在一定时期里体现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是在中国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义的历史趋势中兴起的；是在变落后为先进、变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变贫弱为富强的变革思潮条件下发生和发展的；是在清政府遭受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双重压力面前，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策略而起步的。这就是说，洋务运动的“起步”，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中又是矛盾的，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却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的作用，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发展近代工商业为中心的近代化的改革，却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客观经济规律和作为客观经济规律的反映的变革思潮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