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以刘氏宗族受封的同姓诸侯王曾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是西汉政府用来对抗异姓诸侯王势力的法码。但随着异生诸侯王一个个被翦除，这些同姓诸侯王的羽翼也日渐丰满了，往往也要闹出一点事来，甚至有的还想到金銮殿上的龙椅去坐一坐。于是西汉皇帝的又不得不忙着削藩夺权。直到武帝以后，诸侯王的问题总算治理得差不多了。这些诸侯王生时在封地，死后一般也是在封地内择地而葬。解放以后的几十年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这类诸侯王的墓葬已出土了不少。由此所获取的资料，不仅因其出土文物精美而享誉世界，也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等级制度、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面貌提供子科学的依据。其中1968年发现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刘胜墓，便是其中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
刘胜是汉景帝之子，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l54年）封中山王。国所在地原为秦代郡，汉高祖改置中山郡，至刘胜封中山王时改郡为国。王国领地14县，在位42年死。
满城汉墓的被发现，也是十个很偶然的机会，当时解放军某部在墓旁边施工，在炸山石的时候把刘胜墓的南耳室炸开了，并从里面取出了几件文物，他们意识到这是一座古墓，于是立即保护起来，并向上级作了汇报。由于当时（1968年）正值文革高潮，形势混乱，多数的科研单位处于瘫痪状态，于是河北省委将此事呈报到了中央。周总理闻讯后，亲自干预其事，请郭沫若就此事提出一个方案来。郭沫若建议，由考古所去几位专家作现场考察；同时河北省文物队恢复工作，就近组织发掘。周总理同意这一方案，同时指示部队要配合此事。随后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6月21日满城汉墓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到7月20日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现场发掘者们请郭沫若先生亲自去看看。
7月22日，郭老到达满城汉墓所在地，并且兴致勃勃地进入墓室参观现场。由于这座墓没有发现人骨，郭老当时判断，此墓可能只是放置殉葬品的仓库，而葬人则另有其所。郭者于是对墓周围的地形作了仔细的观察，要求考古队在周围再作勘察。回到北京以后，郭老进一步肯定在该墓北面约100米的山坡上，应有一座葬人墓，并报请周总理批准再次进行发掘。不久郭老的推测得到了证实，在那一带又发现了一座大墓，当然后来证实两座墓并不是仓库与殉人之所的差异，而是一对夫归并穴合葬墓，却也反映了郭老思维的敏捷，视野的开阔。
在第二座大墓的发掘过程中，为了真实地再现这一重大发现的原貌，由郭老申请，周总理批准，电影制片厂派出了摄影人员，对墓葬发掘的过程摄制了彩色影片，这就是后来人们看到过的《满城汉墓》彩色影片。而在当时，墓葬发掘中需要拍摄彩色照片这样的区区小事，也须由郭老通过周总理才能得到彩色胶卷。这个方面说明当时的形势是多么混乱，事无巨细都要最高层领导人出面才能得以解决。但同时也反映了周总理对此事的关心与支持，正是因为他的支持，以及郭老亲自负责策划，满城中山王墓的发掘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从而使得这批珍贵的古代文物得以完整、科学地保存下来。
满城汉墓第一次发掘的墓葬被编为一号墓，根据墓中出土铜器及筑墓所用石板的铭文，可以知道墓主是西汉第一代中山王刘胜。第二次发掘的墓葬被编为二号墓，墓主为女性，是刘胜的妻子，名字叫“窦绾”。两座墓都是在坚硬的山岩中凿山为穴，工程相当巨大，其中刘胜墓（一号墓）全长51．7米，最宽处37．5米，最高处6．8米，工程量达2700多立方米。窦绾墓（二号墓）全长49．7米，最宽处65米，最高处7．9米，工程量较刘胜墓更大，达3000多立方米。两座墓结构基本相同，都是由墓道（从墓门到耳室前的一段通道）、南北通道（从墓道终端到中室前的一段通道）南北两个耳室（一般位于正室或甬道的两侧，性质相当于仓库一类地方）、中室和主室组成。中室有各类器物，还发现有帷帐，说明它代表的是生前的宴乐之所。主室放置棺木，象征着寝宫。墓内有环绕的排水沟及渗水井等排水设施。墓门的构造，是在两层土坯或砖墙之间留出空隙，然后灌以铁水形成铁壁，称之为铁壁铜墙诚不为过。两座墓都分别出土了相当一大批精美的文物。
刘胜墓出土的文物包括：金缕玉衣1件，铜器419件，铁器499件，金银12件，银器77件，陶器571件，玉石器84件，帷帐2顶（据部件复原），金饼40枚，铜钱2317枚，以及残漆器、丝织品残件等等。
古代相信玉能寒尸，能够使尸体保持新鲜不腐烂，所以贵族墓中常有玉饰品出土。到了汉代，这种思想导致了玉衣制度的产生。玉衣，是汉代皇帝及高级贵族们才能享受的埋葬制度之一。按照《后汉书》的记载，在汉代只有皇帝死后才能穿用金丝将玉片编缀而成的金缕玉衣，诸侯王、第十代列侯，公主、贵人的玉衣可以用银丝编缀，而大贵人、长公主就只能用铜丝来编缀了。刘胜作为诸候王而使用金缕玉衣，这可能是因为上述记载主要是指东汉时候的规定，而在西汉时这套制度还没有这么严格。
刘胜墓所出金缕玉衣长1．88米，共用玉2498块，金丝重约1100克，由头部、上衣、裤筒、手套和鞋五大部分组成。
刘胜墓中出土的铜器许多都有铭文，记录着时代、重量及容量等内容，这些铭文对手我们了解汉代的度量衡制度是一批十分可贵的资料。尤其有的器物上还有购买的价格，这为今天了解汉代的物价乃至整个经济状况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铜器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一批金银器。例如金博山炉。所谓博山乃指华山而言，因《韩非子》载秦昭王曾于华山与神仙博棋，所以铸铜炉而以博山而名，取其模拟仙境之意。刘胜塞所出错金博山炉其器身及盖铸的起伏之群山而象征仙境，其间有猎人走兽点缀，通体用金丝错出华丽的花纹。可以想见，当香烟缭绕之时，群峰人兽若隐若现，岂非缥渺有如仙境！可见古人想像力之丰富，创造力之强。
又如错金银鸟篆文铜壶，通体用极纤细的金、银丝错出鸟篆文吉祥语，纹饰精细，极具风格。这些都显现了当时金银镶嵌工艺所达到的高超水平。
刘胜墓出土的200多枚铜钱，为解决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有关西汉中央铸币与地方铸币的争论提供了线索。
刘胜墓还出土了一批金、银医针，这些医针与《黄帝内经》的记载非常吻合，对于了解汉代的医学成就有很大帮助。
窦绾墓也出土了金缕玉衣1件，其他主要还有铜器188件，铁器107件，陶器426件，玉石器94件，金饼29件，铜钱1891枚，残漆器、残丝织品等等。
窦绾墓的棺相当有特点，其棺木已朽，但残存有漆皮。经复原处理后，发现它是一具内壁镶玉版片，外壁嵌玉璧的施漆木棺。在木棺的内壁先抹上灰泥，然后将玉片贴上，密密麻麻得共有192块，其中棺盖46块，右侧43块，左侧49块，前端12块，后端14块，棺底28块。丽在棺的外壁，棺的顶部、左、右两侧各嵌8块玉璧，分两行，每行4块，另在棺的两端亦各有块，这样总共是玉璧26块。此外在棺的两端还有圭形玉饰4件。
总体来说，窦绾墓出土的器类较刘胜墓少，器物制作的精美华贵程度亦有所不及，而且没有金银器。但是窦绾墓也有一些小巧玲珑，做工绝佳的器物是刘胜墓中看不到的，这也许体现了性别差异的不同吧。
窦绾墓出土的“长信宫”灯是闻名中外的，它巧妙地将人体与灯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件既有实用性又具艺术性的绝妙工艺品。
铜器中还有4件长、宽、高仅有几厘米的错金银铜豹，亦相当精巧。豹形铸成蜷曲状，口部涂朱，二目镶以白玛瑙，通体用金银错出梅花状豹斑，整体造型优美，形象栩栩如生。体内再灌铅，使其稳重。如此小体积的物件，能铸造、镶嵌得如此活灵活现，所表现的技艺的高超自不待言。
窦络墓中还出土了一套游戏赌具，是前所未见的新发现。这套博具由1牧镶嵌金银文字的18面铜骰及40枚有各种铭文的铜钱组成。铜骰18个面，分别用金银错出“一”至“十六”及酒来”、“骄”18字。40枚铜钱有20枚铭文为数字，为“第一”至“第廿”，另20枚每枚有3字或4字（2枚）铭文不等，如“圣主佐”、“得佳士”等。郭沫若先生在仔细研究过拓片后，将这套博其定名为“宫中行乐钱”，而且将20枚带字铜钱排出了一个顺序：圣主佐、得佳士、常毋苛、骄次已、府库实、五谷成、金钱地、珠玉行、富贵寿、寿毋病、万民番、天下安、起行酒、乐无忧、饮酒歌、饮其加、自饮止、乐乃始、田田妻鄙、寿夫王母。
陶器中的彩绘掏则比刘胜墓所出更有特色。它以黑色为底，再用红、白、蓝等色彩绘出花纹。纹饰非常写实，多画鹭、鱼等，再配以云纹、花瓣。画工的技巧相当高，所绘的鱼生动逼真，鹭则姿态各异。整体显得生动活泼，色彩鲜明。
总之，无论是从墓的形制的庞大，还是出土器物的精美，都淋漓尽致地将刘胜夫妇作为诸侯庄的奢靡的生活体现了出来。
南越王墓
岭南地区，因五岭为屏障，地势险绝，交通不便，故此历来为割据者的温床。秦始皇一统天下，在岭南地区置桂林、南海、象郡，设都尉管辖。秦末之时天下大乱，南海尉赵佗并桂林、南海、象郁等3郡，自号“南粤武王”，都番禺（今广州）。汉高祖初定天下，不欲再起刀兵，采取息事宁人态度，封赵佗为南越王，在名义上再次将岭南纳入中国的版图。至吕后时禁铁器入南粤，赵佗一怒之下，登九五之尊，号“南武帝”。此后历经五世，割据岭南，不与中原相交通，至公元前111年始为武帝所灭，立国共93年。史籍中有关南越国的历史记载极其简略，故有关南越王的详情一直不甚了了。
解放以来，在岭南地区做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出土了一大批与南越国有关系的墓葬与文物，为研究南越国历史提供了—批实物资料。正当南越国史研究有所进展的时候，1983年，在广州市象岗山上又发现了南越国第二代文帝的墓葬。
象岗紧靠著名的越秀峰西侧，是一处风化的石灰岩山岗。80年代初为修筑公寓住宅，曾将山顶剖去了约17米左右的高度，随即发现了这座南越王墓。该墓是在山岩上向下掏出一个平而呈凸字形的竖穴，竖穴平面南北长10．85米，东西宽12．5米。当挖至20米深时，再在下面用石块、石板构筑包括墓道、前室、甫耳室、北耳室、主室、东侧室、西侧室、后室8个部分的墓室，墓外壁及隔墙共用大小石块750块，顶部用28块巨大石板盖顶，其中有—块面积5．5平方米，重达2．6吨。墓葬前室和主室的石门均有结构巧妙的顶门器，当门被关上以后，石制的顶门器便自动地将门顶死，从外面是推不开的。这大概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自动门栓了。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包括有铜、铁、陶、玉石、金银、玻璃、漆木、丝织品、象牙、骨、药材、墨丸、封泥等共万余件，分布于7个墓室中。前室出土物主要是木车残存及其部件，另有殉人一具，出“景巷令印”1枚及玉佩1套等。“景巷令”即“永巷令”，汉时由宦官担任，有执掌家事之职。由此推测前室象征宫殿的前殿的前室东侧的耳室放置器物以宴乐用具为主，包括酒器和乐器以及其他一些器物，其中在靠近编钟、编磬的位置还有殉人一具，大约生前是敲击钟磬的乐伎。所以东耳室象征的是生前的宴乐之所。前室西侧的耳室出土的器类相当丰富，大量的金银饰物、青铜礼器、玉石珍玩、车马帷帐、玻璃器血、五色药石、漆木用具、弓矢等层层叠叠堆在一起，上面覆盖着厚厚的丝织物，由此可以断定西耳室代表仓库的位置。主室为墓主棺木所在地，自然是象征着生前的寝宫。从出土器物的情况来看，可以想见墓主当时是身穿丝缕玉衣，头枕丝囊珍珠枕，胸前佩带金、玉饰，腰上挎着宝剑，棺底铺几十个大玉璧及玉雕，另外有金印2枚，玉印7枚，印文为“文帝行玺”、“帝印”、“赵昧”等等，证明了墓主的身份是南越国第二代皇帝。主室东侧为后宫，因为出土了“右夫人玺”、“左夫人印”、“泰夫人印”、“（部）夫人印”等。主室的西侧有殉人7具及一大批无头无尾的牛、猪，等动物尸体，并出“厨丞之印”，大约属庖丁及仆役住所及食品仓库。后室所出均为与炊事有关的器具，许多器物内还盛有家禽、家畜、海产品，并出有木炭，其象征意义应为厨房。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仿生前的宫殿形式。
并且，在南越王墓前室的四壁及顶部，均施有朱、墨二色彩绘伪云纹图案，这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画石室墓，也是汉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之一。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1万余件（其中墨丸有4385件），以数量而论，铜器、陶器、铁器为最多，分别达到了2850、990、730余件，占除墨丸以外出土文物的4／5弱。从精美程度而言，则以铜器、玉器、金银器及漆木器为胜。
南越王墓中出土的金、玉、鎏金钢印等各类印玺达23枚之多。一墓出土数量如此之多，制作如此之精美的印玺，还是前所未见的。
先秦时期，印都被称为“玺”，秦始皇以后规定只有天子用的印才能称“玺”，其余只能称“印”。西汉武帝以后开始有称“章”的，关于印玺的形制，在汉代也有规定：天子印是玉质，印纽雕成虎形，王、公、侯用金印龟纽，二千石以上的官用银印龟纽，再以下就只能用铜印了。对照南越王墓中所出土印玺，则与上述规定有很大出入，这大概是因为汉初时这些规定还未完全成形，而且南越既已自立为国，也就不必照汉中央政府这一套东西采执行了。
在南越王墓出土的23枚印玺中，有金印3枚，印文分别为“文帝之玺”、“右夫人玺”、“泰子”。其中“文帝之玺”方寸约3厘米，重148．5克，印文刀法极精，印纽铸一条龙，昂首作腾跃欲飞之状，工艺精绝。结合同出之“帝印”、“赵昧”等玉印，可以据此知道该墓的主人是更书上所记载的南越国第二代皇帝文帝赵胡。而印纽铸为龙形，在传世及出土的印玺中，这还是第一次发现。至于“泰子”，当即指“太子”，而以“太子”为文的印玺，也属首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