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龙螭乳丁纹玉壁璧是古代礼玉的一种。一般为扁圆形，正中有一小孔，玉璧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以来，历代都颇为崇尚，精工琢制。玉璧除用作祭祀的礼器外，后来还发展为佩饰和辟邪。龙螭乳丁纹玉璧是在河北省定县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发现的，为东汉时期的器物，高30厘米，直径24．4厘米，厚1．1厘米，体扁，壁的内缘和外缘各有凸弦纹一圈，圈内满饰凸起的乳丁纹。璧两侧对称镂雕一龙一螭，上都镂雕一螭一龙衔环，中间装饰云纹。整个玉璧表现了很高的制作技巧。现藏于河北省定县博物馆。
6．玉辟邪镇辟邪为汉代出现的异兽。汉魏六朝时期，有翼玉异兽增多。这一方面是受我国原有的神话传说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张骞通西域后，许多西域的有关异兽的传说流入东方，西域的一些珍异动物也被带到中国，从而对玉器制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故宫收藏的一件玉辟邪为卧伏状，细颈，头似马，唇稍薄，张日，形象凶猛，头顶稍稍凸起，凸胸，前足极短；站立在地上，足有三爪，身有翅膀，翅膀上有双排羽毛，身饰“√”“等纹饰，腿弯处有很短的阴刻线。是一件典型的玉辟邪。
汉魏晋时代，玉异兽多数做为玉镇使用。在古代，人们不坐椅子，吃饭宴饮，都是席地而坐，或坐在坐榻上面，因此需要坐席，而坐席的前部，一般都放上铜镇或玉镇。上述玉辟邪正是作为玉镇来使用的。
7．玉飞天佩据说，飞天是佛教中佛陀的八部侍从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台称。乾闼婆意为天歌神，紧那罗意为天乐神。在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下，又产生了飞仙，它的原型是道教的羽人，受佛教造型的影响，去掉双羽，披上了长帛。唐代的玉飞天，上身袒裸；脸型丰满，衣裙贴在腿股之间，身下云纹或卷草纹细而长，顶端向两侧分卷，中间有一小块凸起。
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唐玉飞天佩，为了横身女子，手持花枝，身上有数朵卷草云朵，双臂高抬，两腿略盘绕，上身袒裸，下身穿长裙。整个玉佩生动飘逸，是唐代玉雕中的精品。
8．白玉圆形墨床明陆子刚的玉雕作品。直径4．5厘米，高1厘米，圆形，片状，故宫博物院藏晶。墨床表面浮雕极薄的山水图案：明月当空，似被浮云遮掩，其下山石湖水，水边一岛，岛上垂柳，小亭，寂阒无人，图案布局颇有章法，墨床边沿下垂，下沿由不同的凹凸弧形连接，曲折蜿蜒，三矮足，底部中心雕“子刚”篆书款。这件玉墨床，用玉极佳，玻璃光极强，与明代宫廷所用玉带用玉抛光工艺相同。而图案布局，构思设计又胜一筹，是典型的晚明作品。所刻款识为方形印子款，证明的确是治玉高手陆子刚的作品。
9．渎山大玉海放置在北京北海团城的“渎山大玉海”，高7厘米，口径135—182厘米，最大周长493厘米，膛深55厘米。玉器作椭圆形，内镂空，体外周身浮雕波涛汹涌的大海和沉浮于海中的海龙、海马、海猪、海鹿、海犀牛等海兽。形态各异，栩栩如生。膛内光素无纹，是元代制造的。据《元史》记载，渎山大玉海造成后，放置在广寒殿内。广寒殿沉沦后，渎心大玉海流落在外，几经战乱，表面经烧烤而失去了光泽，被真武庙道人拉去做了酱瓿。乾隆十年，渎山大玉海才被发现，乾隆花费千金买了下来，并下旨给造办处对渎山大玉海进行清理并重新琢磨纹饰。乾隆十三年上谕对玉海上的水兽水纹进行磨细，次年在承光殿的南面修建石亭放置渎山大玉海，并先后在渎山大玉海膛内题刻咏玉瓮诗三首。
10．玉“大禹治水”山子山子是一种圆雕山林景观，在玉器上分别雕刻山林、人物、动物、飞鸟、流水，这种山林景观的雕刻同山水画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是一种大型的玉陈设。
“大禹治水”山子是清乾隆年间的玉器。高224厘米，宽96厘米，重达万斤以上。这件山子通体立雕，重山叠岭，流泉飞瀑，古术苍松遍布其间。在险峻的悬崖绝壁上，洞穴深秘，聚集着成群成队的开山导石的民工。他们有的用锤钎凿石，有的用镐刨砂砾，有的用杠杆机械提石打桩，一派热烈紧张的劳动场面。在正面中部山石处和背景下部都阴刻有篆书方刻和题诗。玉器下有60厘米高随山底形状铸造的嵌金丝褐色铜座。
“大禹治水”山子是依照古人《大禹治水图》雕刻而成的。山子制成后，乾隆下旨指明玉山子的安设地点和刻款工匠，并将他亲笔题写的“密勒塔山玉大禹治水图”和诗刻在玉山的背面，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和“八徵耄念之宝”篆于玉山子之上。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内。
陶瓷器
瓷器的发明，在某些方面受到陶器的影响。陶器，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指出，“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粘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型的粘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这个目的。”于是陶器便产生了。我国陶器产生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大约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在整个新石器时代，无论是北方黄河流域，还是南方长江流域，都发现了为数众多的陶器文化遗存，并形成了以仰韶文化为中心的彩陶和以龙山文化为中心的黑陶。白陶在新石器时代也已出现。此后，制陶业的重心由日常生活用器，转到建筑用陶和陶塑工艺美术品方面，著名的如秦砖汉瓦、唐三彩等。
瓷器与陶器有着本质的不同。主要区别在于：陶器的胎料是普通的粘土，瓷器的胎料是瓷土即高岭土（主要成份为二氧化硅SiO2）；陶胎含铁量一般在3％以上，瓷胎的含铁量一般在3％以下。陶器的烧成温度一般在900℃左有，瓷器则需要1200℃以上的高温才能烧成；陶器不施釉或施低温釉；瓷器则多施釉，陶器由于胎核粗松，断面吸水率高，瓷器经过高温焙烧；胎体坚固致密，断面基本不吸水，敲之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音。
早在公元前16～15世纪的商代，我国瓷器就已经开始萌芽了。这一阶段的代表，是河南郑州、湖北黄陂等地发现的原始青密，这种青瓷是用铁作呈色剂的灰釉硬陶，表面呈淡雅褐色或暗褐色，具有中国特色。经科学化验，其主要指标已接近瓷器。这种原始青瓷，经过不断地制作和完善，到东汉时，形成了完全符合现代意义标准的瓷器。魏晋以后又有了飞跃发展，到唐代已臻于成熟。当时华南主要制作青瓷，而华北则主要烧造白瓷，青瓷以越窑为代表，白瓷以邢窑为代表，它们分别代表了当时南北瓷业的最高成就，被誉为“南青北白”。
经过公元10世纪前半叶的五代到了宋代，陶瓷生产质量有了新的飞跃发展，烧制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优秀、最精美的青瓷器。宋代的瓷器制造业以几大窑系为代表，青瓷生产的中心是汝窑、官窑、龙泉窑、哥窑、耀州窑。白瓷以定窑，影青以景德镇窑最为有名。在华南，青白瓷即影青瓷和白瓷最具特色。它不是以瓷土而是以瓷石为原料烧造出伪优质瓷器，使中国瓷器出现了又一次飞跃。从此以后，世界陶瓷界追赶中国的这种瓷器，竞相生产其仿制品，为进一步制造更好的瓷器而努力。
元朝只存在了97年，除青瓷、青白，瓷、白瓷、黑瓷之外，又生产了许多新式样的瓷器，即青花、五彩、釉里红等。由于受蒙古人生活习俗的影响，壶上附有很大的耳，或模仿奇兽怪鸟形的瓷器。
进入明代，瓷器烧造仍是中国的主要产业，无论匠意、造型、技术都渐臻于完善的顶点。永乐年以后，波斯阿拉伯艺术东传，与我国原有的艺术相融合，在瓷器上也注入了一些新鲜血液。明中叶以后，长期居于华南陶瓷首位的青瓷开始衰落，青花瓷器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瓷器的主流。与此同时，五彩瓷迅速发展起来，制造出更为华丽的品种。明代后期，五彩描金瓷器开始盛行，陶瓷业也进入了技艺娴熟的时代。景德镇在宋代已开始发展，明代时已成为无可争议的瓷器制造中心。如明宜德年间，景德镇已有官窑58座，专制御器，万历时竟达300余座，而民窑尚不在其中。
清代瓷业仍以景德镇为中心，这时的中国瓷器，一方面更加精巧，另一方面更加华丽。康熙时首创豇斗红、珐琅彩，图案人物有眼无珠，款识字体瘦长。雍正时代又出现了粉彩等新品种。乾隆时首开仿古铜瓷器的先河，烧造出了尊、觯、觚、卣、爵、彝等仿商周礼器。清代还新创一种“素三彩”，在素烧胎上施以绿、黄与淡紫色或茄紫色三种颜色，使之发出一种美丽的光泽而不施釉药，十分名贵。清代大胆引进西洋技法在瓷器上绘画，并创造了在白瓷表面上用多种色彩绘出精细的花鸟画（斗彩）。
中国陶瓷和丝绸一样，在中国古代输出品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中，曾起过桥梁和纽带作用。从唐代晚期开始，中国瓷器就作为商品成批输往国外，此后直到清代末年，中国瓷器不仅流传到东亚近邻朝鲜和日本，东南亚的菲律宾、马来西亚，西亚的伊朗、伊拉克，南亚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地，甚至还远销非洲、欧洲、美洲等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瓷器曾经风行全球，以至于在英文中瓷器china成了中国的代名词。
陶瓷贸易的主要路线，一条是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由陆路运销中亚细亚、波斯以至地中海东部的一些国家；另一条是海道自广州绕马来半岛，经印度洋抵达波斯湾，到达地中海直至非洲的埃及，这条海道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
唐三彩是一种施以多种彩釉的陶器制品。它的釉彩有黄、绿、白、褐、蓝、黑等色，而以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所以，人们习惯上称它为唐三彩。
唐三彩是在汉代低温铅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低温轴陶。胎料为白色粘土，用含铁、铜、、锰等元素的矿物作辅料的着色剂，釉料中配以大量的铅化合物，以降低釉料的熔融温度，并增加色泽的光亮，釉料在受热过程中向四周护散流动，各种颜色互相浸润交融，形成非常自然而又斑驳灿烂酌彩色釉，千姿百态，瑰美华丽，仿若天际彩云，缭绕变幻。
唐兰彩主要用于随葬的朋器，种类包括盘、碗、瓶、壶、杯、盂、枕、家具，车马、假山、楼阁亭榭以及各人物俑和动物俑。唐代人物俑艺术，受佛教造型艺术的影响，其中天王俑伪数量极多，体形硕大，头戴盔，身着铠甲，一手叉腰，一手举拳，脚踏魔鬼一怒目四睁，勇猛异常。在动物俑中，以马的造型最具特色。唐三彩马的特点头小颈长，膘肥体壮，比例准确，骨肉匀停。它们或奔走，或仰啸，或饮或立，色彩富丽，釉光莹润，神气十足，体现了大唐的时代风貌。
唐三彩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出土，其中以西安、洛阳出土最多。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尤其是长安（今西安）、洛阳急剧衰落，至唐王朝灭亡，三彩也几乎绝迹。随着佛教的东传，三彩制作工艺也传到了辽国（在今东北），在辽国制作的三彩陶就称为“辽三彩”，与此同时在中原地区又出现了“宋三彩”。这些都是唐三彩的流韵余绪。
紫砂陶
江苏宜兴（古称阳羡）是我国著名的陶器产区之一，向有“陶都”之称。在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产品中，紫砂陶以其与众不同的性能、用途和艺术风格，格外引人注目，被誉为“陶都之花”，闻名遐迩，蜚声中外。
紫砂陶是“种质地细腻、可塑性极强、含铁量较高的特殊天然陶土制成的陶器，泥色有紫泥、红泥和淡黄色泥。紫砂泥最适于用来塑造茶壶。前人总结紫砂壶有五大优点：第一，用来泡茶，不失原味；第二，茶壶经久耐用，即使是空壶注水，也会有醇郁芬芳的茶香；第三，茶汁不易霉馊变质；第四，使用时间越长，越发显得有光泽；第五，具有耐冷热急转和传热缓慢的特点，沸水注入不开裂，不烫手。明清两代的紫砂器，除壶以外，还有各式杯、盘、盒、碟、花盆，文房用具等。
紫砂陶创始于宋代；北宋诗人梅尧臣有“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雪贮双砂罂，诗琢无玉瑕”的诗句。“紫泥”、“砂罂”都是指宜兴紫砂—类的陶器。紫砂陶虽创始于宋，但将辈砂陶推进为工艺美术创作的高峰并带来广泛的声誉和影响的却是明代中叶的民间艺人龚春。龚春或称供春，相传为宜兴吴颐山的家僮，侍候主人读书于金沙寺中，寺内一老者僧善制茶壶，龚春私下从老僧学艺，刻苦用功，技艺大进。有一次，龚春所制的茶壶，偶然被主人吴颐山看到，感到该壶质朴古雅，便叫他照样再做几把，并请当时的社会名流前来鉴赏，名流们齐声叫好，龚春也从此名声大噪，有所谓“龚春之壶，胜于金玉”的说法。
龚春之后，名匠辈出，百品竟新。万历年间有董翰、赵良、元畅、时朋“四大家”。随后又有“壶家妙手称三大”，所谓三大是指时大彬、李仲芳、徐友泉。到了清代，紫砂陶工艺走向极盛，尤其是杨彭年与陈曼生的作品，用竹刀在壶坯上面镌刻书画，使紫砂造型装饰工艺别开生面，进入新的境界。他们的制品有时刻“阿曼陀室”铭款，壶底或壶把有“彭年”二字，世称“曼生”壶，历来为鉴赏家所珍藏。
越窑青瓷与秘色瓷
越窑的产地在浙江上虞、余姚、绍兴一带，原为古代越人的居地。越窑自东汉开始生产，中经三国、两晋、南朝、唐一直到宋，是我国南方青瓷生产的重要基地。三国时越窑产品胎质坚致细密，胎骨为淡灰色或淡土黄色。釉层均匀，极少流釉。西晋时胎体厚重，釉色以青灰为主。东晋中期以后，越窑青瓷大烧造日常用器，晚期出现的莲瓣纹装饰成为南朝青瓷装饰的主体风格，唐五代越窑青瓷代表了当时青瓷的最高水平。
越窑青瓷品种繁多，式样优美，主要有碗、盘、杯罐、瓶、壶、盆、盒、洗、灯、烛台、鸟、狗等。到了晚唐，器形更加丰富。例如，碗有玉壁底碗、荷花碗、菱形花口碗、海棠式碗等。上海博物馆所藏唐越窑海棠式大碗，碗形似盛开的海棠，造型规整，釉色膏翠滋润，器制硕大，是一件十分珍贵的越窑代表作品。
越窑青瓷釉色葱翠，釉层均匀，浑厚滋润，如冰似玉，造型典雅，式样优美，质量上乘，因而许多文人墨客写下了不少赞美的诗句。唐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云：“九州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但对于什么是“秘色瓷”，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直到1987年，陕西省考古工作者在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出16件越窑青瓷器，在记录法门寺皇室供奉器物的帐单上，这批瓷器明确记载为“秘色瓷”，从此“秘色瓷”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它说明“秘色瓷”在晚唐已开始烧造，五代时，吴越国钱氏朝廷命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从而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据文献记载，这些“翠色”青瓷还用金银装饰，称为“金扣瓷器”或“银扣瓷器”。在杭州市郊钱元瓘墓葬的随葬品中，发现一件五代越窑青瓷罄，龙身涂金，，证明了钱氏确曾用金银装饰瓷器。
宋以后，南方景德镇窑、北方定窑、耀州窑的兴起，取代了越窑的地位，越窑逐渐衰落终于停产，越窑青瓷和秘色瓷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宋代五大名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