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社会
周族原是活动于陕西、甘肃一带的一个以农业生产著称的古老氏族部落，其始祖后稷被后世尊为农神。约在公元前12世纪末或前11世纪初，周人领袖古公亶父为避戎狄侵扰，率领族人由豳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地当今陕西岐山，扶风两县北部，在此营建宫室、城郭，成为周族的发详地。在灭商之后，这里也一直是一个重要的政治中心。在周原地区发掘出岐山风雏和扶风召陈周人的宫殿建筑遗址和西周甲骨文以及铸铜、制陶、骨、玉石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从汉代、北宋到清代，不断出土有铭文的青铜器。著名的大丰簋、大盂鼎、毛公鼎等就是清代末叶出土于岐山县境的。近世又发现了三十多起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达千件之多。其中最重要的是1976年发现于扶风庄白的以史墙盘为代表的微氏家族103件窖臧青铜器。这些窖藏青铜器可能都是西周贵族在平王东迁之时仓促埋入地下的。
周族在经济、文化上落后于商，与商王朝有臣服关系，其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又形成对商王朝的巨大威胁。商末政治腐败，内外矛盾激化，竟然到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诗·大雅·荡》）的地步。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姬发利用商进攻东夷，后方空虚的时机，联合各路诸侯及庸、蜀，髳、羌、微、卢、彭、濮等少数民族起兵伐商，大败商军于牧野，商王帝辛（纣）自焚。姬发建立起周王朝，定都于镐京（今陕西长安附近），成王继位后，又在洛邑（今河南洛阳）建立东都。历史上将武乇伐纣以前的周族历史称为先周时期，由武王建国到幽王亡国，共历1l世12王，近三个世纪，史称西周。西周厉王暴虐，国人暴动，赶走厉王，出现“共和行政”，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确切纪年之始。
1976年发现于陕西临潼的利簋，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周贵族利在甲子朝伐纣胜利之后的第八天，受周王赏赐，铸造了这件铜器，铭文中讲到“岁鼎克闻夙有商”。有的学者认为“岁”即星，“鼎”（贞）作“当”解，意即克商之日岁星正当其位，与相关文献记载相符，据此推定克商日期力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此鼎遂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西周有铭文可考的青铜器中年代最早的一件，作为礼器个的食器，它比商代的簋具有更加庄严华美的形式：耳上有高突的牺首，耳下附以垂珥，圈足卜置称为“禁”的方座，器身和禁上皆有饕簧、夔龙等纹饰，山底铸着铭功的文字。另一件同时期的重器天亡簋．形制与利簋近似而有四个兽首耳。铭文中记载武王举行大丰（封）之礼，于天室祭祀文王与上帝，从此取代殷王室祭儿上市的特权。贵族天亡参与助祭，受赏作器。天亡篡的造型、纹饰新（出现的卷体夔纹是周人自己的创造）、铭文内容与书风，都显示了西周青铜器艺术的典型特色。两盾贵族将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郑重地铸刻在簋上，可以见出对于此类器物的特殊重视。事实上，商代以酒器为主的青铜器组合到西周以后，已经让位于以食器为主的组合。西周统治者认为商代亡国的教训之一，就是朝野上下沉湎于酒，因而作《酒诰》申明禁酒法令。但在但祭祀礼仪活动中仍然用酒，所以在西周前期，青铜器中酒器类还很多。
将青铜器视作政权、神权的象征物，商周两代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史记·殷纪》记裁，商末政治昏暗，“殷之太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伐商胜利后，周王“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都是把青铜重器的易主作为国祚转移的表征。
西周社会制度继承商代而有所变更。在建国之初采取的重大政治举措之一是分封诸侯，以为王室屏藩。在武王、成乇、康王三世，先后受封的诸侯了71人。分封的基础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其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在宗法制度下，构成由天子（“溥大之下莫非王土”）——诸侯（封国）——卿大夫（采邑）——士（食地、禄田）组成的统治阶级网。被统冶者为平民．（包括庶人、工商）和奴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界限森严，不可逾越，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己·曲礼）。
与宗法制度密切配合的是礼乐制度。兴正礼乐的目的就在于“乐合同，礼别异”（《荀子·乐记》），以礼来严格区分上下贵贱的等级界限，而乐的作用则是使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得到协调。礼乐与刑政的终极目标相同，皆在于维护和巩同统治秩序。这在《乐记》中也有很直白的说明：
“礼义立，则贵贱等（区分）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
“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礼乐的物化形式是“器”，包括青铜和其他材质制作的礼器、乐器等一些西周时代最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美术品。“器”与“文”——繁文缛节的种种仪式活动相互配合，成为礼乐的形象体现：
“故钟鼓管馨，羽籥千戚，乐之器也。屈伸俯仰、缀兆舒疾，乐之文也。
籥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升降上下，周还裼袭，礼之文也。”（《乐记》）
在礼乐制度制约之下，青铜礼器、乐器的品类、造型样式、体量、数量都要依照使用者的不同等级而有严格的规定；，不能“僭越”，一旦僭越现象出现，统治秩序便会发生动摇。这正是从西周到东周，贵族墓葬出土青铜器类别、数量变化所一再揭示的。
在各类青铜器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鼎，依用途之不同，有镬鼎、升鼎与羞鼎的区分。其中代表贵族身份的是升鼎，亦即止鼎。按古籍所记，西周制度规定，在礼祭活动中的使川数量是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
簋与鼎相配，鼎为单数、簋为双数。天子之祭为九鼎配八簋。
以器涵礼，礼在器中，道在器中，这是青铜器艺术由商代到西周时代在精神内涵方面的一个重大的、质的变化。
在社会思想方面，与商代尊神重鬼、先罚后赏的风尚不同，“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纪》）。更具人文、伦理色彩。
在商代作为至上神的上帝，到西周转化为天、皇天上帝，天帝与人王有血缘的联系，周王乃“天之元子”，周之代商也是秉承天的意志，“受天明命。”但周人也从商代亡国的教训中感到“天命靡常”，于是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也就是说，能否得到天的佑护，维持人间的统治，关键在于德之有无。也正如王孙满回答楚王问鼎所说的“在德，不在鼎”。作为礼乐的物化形式，只有在持有者有德操的前提下，它才具有政权象征的意义。德的具体内涵就是敬德保民、孝祖、明赏慎罚。
在西周时代社会观念直接影响下，青铜器的制造，乃至整个时代各门类美术创作的审美表现，总的趋向是威慑、神秘的色彩减退，造型与装饰追求典雅、和谐、理智化。商代青铜器上那君临一切的饕餮纹和夔龙等谲怪的纹饰，为窃曲纹、波纹等抽象纹饰所替代。
西周青铜器艺术的发展呈马鞍形，一些重要的代表性作品大多出现在早期与晚期。穆王时期是发展上的—个转折点。早期作品在器类、造型样式和纹饰、装饰手法上，都与商代后期非常接近。同中之异表现在个别器类、纹饰上出现的变化。如方座有垂珥簋的出现，篡在器物组合中地位上升，数量增多；卷体夔纹的出现。再就是长篇铭文的发展成为西周以后青铜器的突出特点。
穆王到夷王时期青铜器的发展从总体情况看，是处于中落的阶段。这个时期器物的品类和造型样式、纹饰都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原先流行的酒器渐次消失或改变了样式，食器居于主导地位，鼎、簋的造型出现多样化的变化，编钟出现了。青铜器纹饰最流行的是窃曲纹、波纹、环带纹、蛟龙纹等。从青铜器的内在性质和艺术风格特色上都可以说是完成了由商到周的时代转换，凸现出西周自己的时代艺术面貌。但同时，也由于国势日衰和宗法制动摇，不少作品礼器的性质渐次失落或流于形式，制作粗率、窳陋的现象比比可见。
西周后期，西周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内外矛盾日益激化，厉王暴虐，政权为国人所推翻，宣王一度号称中兴，但终不能挽回西周覆亡的命运，王室已失去原有的号召力，“诸侯多畔王命”。到幽土之世，西周政权终于在犬戎和申侯的联合进攻下灭亡。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制造一度呈现中回光返照的景象，出现了像大克鼎、簋、虢季子白盘一类的重器，也有很多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长篇铭文。但由于缺少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精神力量为其支撑，也缺少早先那种精益求精的工艺追求，在很多地方不免给后人留下徒有其表的印象。
西周青铜器出土的范围很广，比较集中的山土地点是王畿所在的陕西周原、丰镐遗址（文王建丰邑，武王建镐京，在长安附近沣河两岸）范围和河南等地，多为贵族、王臣所作器物。王室所作器也有发现。西周王陵区尚在寻索之中。
能够代表这一时代青铜器艺术水平的还有一些重要诸侯国的器物。如山西曲沃晋侯墓群、北京房山琉璃河、昌平白浮村燕国墓葬群所出的大批铜器。此外如陕西宝鸡茹家庄国墓葬群、甘肃灵台白草坡潶伯、强伯墓所出的占铜器中的有些作品表现出地域性特点。
由礼器到书约剂载体
商代青铜器上的铭文字数一般都很少，有的刻着族徽，有的刻以作器者之名，有的刻以被祭祖先的庙号，器物便以作器者或被祭祖先庙号命名。到商代晚期，出现了如小臣俞犀尊铭、小子卣铭、戍嗣子鼎—类的长达数十字的长铭。
到西周以后，长篇铭文渐多，有的长达数百言，有的分刻于数器，连为一铭。
青铜器铭文有明确的功利目的，《礼记·祭义》：“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身比也，顺也。明示后世，教也。”而且毫不隐讳地说，铭文要隐恶扬善，以体现子孙孝顺之心。1976年出土于扶风庄白家微氏家族青铜器窖臧的史墙盘铭正是铸器以颂扬先祖功烈的典型作品。铭文有284字，前半部分追述文、武、成、康、昭、穆六世周王的功业，后半部分历数微氏家族五代辅佐王室的事迹。连同同时出土的钟铭文，共有七代世系。史墙盘铸于恭王时期，同窖穴出土的103件青铜器中74件有铭文，以史墙盘提示的世代顺序分类排列，展示出一条清晰的发展变化序列，具有青铜器断代的重要意义。
早期的青铜器铭文内容大多是记述作器的贵族参与周王室的祭礼、征战等活动，受到各种赏赐——包括贝、金、车马、彤弓矢乃至土地、人口等赏赐，制作铜器以纪荣宠，并祭祀先祖、夸示后人。铸着这些铭文的青铜器大都造型浑朴厚重，纹饰华美，铭文字体也端严整饬，有—种庙堂气息，充分体现着礼器的庄重性质。
青铜器铭文中还有一些属于书约剂的性质。《周礼·秋宫》中有司约，“掌邦国及万民之约剂”。所谓“约剂”即要盟之载辞及券书，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一如现代之条约、契约。其性质有大小之别，“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大约剂为邦国之约，小约剂为万民之约。
书约剂性质的青铜器铭文，在西周中后期渐多。如恭王时期的格伯簋（倗生簋）铭文是记载格伯以良马交换倗生的田地并勘定田界的契约。俯匜铭文是史古伯扬父对牧牛与其上司匜诉讼的判决词。著名的人盘（散氏盘）357宁的长铭，记人侵害散邑，偿付散国以眉地与井邑之田，铭文详记田的位置、四界、封、树，并列记双方参与定界、盟誓的人员及周王室管理讯讼的王臣，作为公证人。
西周时期还有些青铜器铭文很简单，只铸出“作宝尊彝”几个字，空出作器者的名字。研究者认为它反映了青铜器走向商品化的现象。确有些此类铜器铭文作器者名字是后来补刻上去的。情况如此，器物的没计、制作与艺术质量也就难以得到保证了。
青铜器铭文所涉及的异常丰富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内容，为多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青铜器艺术自身的研究来说，首先，它为青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依据。
青铜器断代是研究青铜器艺术发展的先决条件。其基本的方法是从大量的青铜器作品中找山从铭文中可识别其具体制作年代的标准器。以铭文中涉及的人名、事迹为线索，参以文辞、体裁、书法风格、造型样式、纹饰类别。以标准器作为参照，将相关的器物加以贯穿、排队，便可以找到青铜器发展、变化的顺序及其内在规律。
再就是，由青铜器铭文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为研究、把握审美倾向变化的内在原因提供了确切的依据。青铜器艺术由商代到西周风格转换过程中，原先所具有的神圣庄严的光环逐渐黯淡了，从内容到形式向着人间化、世俗化的方向转化，虽说有所失落，但从人文意义上讲，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同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最早的代表。青铜器铭文称为“金文”，后世习称“钟鼎文”，都是就其载休命名的。经过写、刻、浇铸几个过程形成的铭文书体，笔画茂朴浑厚，“内涵筋骨，外耀锋芒”，正是古代书家所追求的“折钗股”、“屋漏痕”的涵蓄有力的运笔效果。
数量众多的西周青铜器铭文在书体风格上，表现出不同的审美趣尚：有的沉雄，有的纤巧，有的矜持，有的从容，有的豪放，有的质朴。同具书法典范意义的大盂鼎铭和人盘铭风格上就有很大差异：大盂鼎铭行次严整，笔力沉雄并存有笔画起迄之迹，体现着泱泱大度的官方书体风范。而矢人盘则行笔磊落，似奇反正，表现为不拘守格法，舒放自如的逸体风格。它们早年出土后，被作为古篆体的矩矱，对近世书画艺术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鼎
西周青铜器中，鼎依然居于最重要的地位，并和簋、甗、鬲以及新出现的盨等器类共同构成富于时代特征的重食的组合。
在西周早期，方鼎、扁足鼎等依然流行，而最多的是圆腹柱足鼎，特别是体量巨大的大型圆腹鼎明显地居于最显赫的地位，如著名的大盂鼎。
大盂鼎的造型继承了商末戍嗣子鼎的造型样式并形成一种规范。大盂鼎的基本造型特点是圆腹、立耳、柱足。腹大而略浅，口沿下微收，腹部膨出，成为影象最宽的部位。由口沿至腹底形成异常饱满而又有力的轮廓线，并与口沿和两耳的方折相对比。两耳微微向外打开，上端较宽厚，下部嵌插于器腹内壁，结构牢固，而每一方圆转折都处理得非常明确，毫无含混之处，腹下的三柱足上部饰浮雕的饕餮，下有三弦纹。足底略宽大，已有兽蹄形足的意味。鼎身的装饰主要集中在口沿之下，以扉棱为界，铸出几组饕餮纹。腹部光洁无饰，这一片空白的区域由于造型的力度而成为整个器物最突出、最有表现力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