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社会改革是为了“还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制度自然解体，因为它们已经不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但同时以经济为主体的改革又没有能够提供另一套社会制度体系。而这些新制度必须通过社会改革得以建立。三十年来的经济改革对中国社会制度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这些体制大都是在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符合当时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当时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计划经济下的社会制度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非常之少，并且在不同社会群体中，这些服务也不是公平分配的。现在一些人把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其所提供的服务描述得非常公平非常好，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这种怀旧感主要是基于一种道德判断而非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这套“嵌入式”福利制度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所以市场体制一出现，原先体制的解体成为不可避免。因此，通过社会改革重建一套新的社会体制是唯一的选择。
第四，社会改革是为可持续经济增长寻找新的动力。这里主要表现为要建立一个内需社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政策造就了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即出口导向型经济，出口成为了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表明，出口导向型经济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很多年来，中国一直面临西方的压力，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鉴于中国的规模，中国消费什么，生产什么，都会对世界经济带来很大的影响。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主要的出口市场西方开始盛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尽管不喜欢，但这远远超出了中国的控制范围。从前，总是发达国家提倡贸易自由，发展中国家搞贸易保护主义。现在的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国尽管还是一个人均GDP非常低的国家，但已经成为了贸易自由的大力提倡国。由于现行国际贸易体制是西方建立的，尽管中国选择加入和接轨，但对体制的影响力还是非常有限。因此，每当面临来自西方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就会感到力不从心。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的经济体，可持续发展是非常成问题的。
走出这一困局的唯一途径在于建立一个消费社会，依靠内部的动力来达到可持续发展。但一个消费社会是需要社会制度基础的。西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社会，这不仅取决于其经济发展水平，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以建设起来的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等。看病、交通、教育等方面用不了多少钱，那么要存款干什么呀！在中国，消费社会没有能够建立起来，在早期是因为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的消费水平非常低。但现在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一整套社会制度。中国人不是不会消费、不想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在没有社会政策的条件下，看病需要钱、上学需要钱。中国人是完全无助的，完全依靠自身。只有确立了一整套社会政策之后，中国的消费社会才会有希望。
以建设消费社会为目的的社会改革除了可以达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目标外，还可以带来其他方面的积极效果。首先，有利于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中国目前的状态是收入差异过大，社会过度分化。这导致了少部分人的过度消费与大多数人的消费不足。如果要建立消费社会，首先就必须做到收入的相对公平。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努力改善收入分配机制。只有当大部分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时候，中国才有可能成为消费社会。实际上，因为许多基本社会制度的缺失，中国本来就不是很大的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危险。当中产阶级是“房奴”和“孩奴”时，这个中产阶级就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的保障，今天的中产阶级很可能就是明天的贫穷阶层了。其次，消费社会的建设因此能够达成基本的社会公平，消除很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再次，鼓励经济通过创新，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创新而得以可持续发展。现在中国劳动者所得只占GDP很小一部分。资本家或者企业主主要通过压低劳动者收入（还包括便宜的土地）来获利。要建立消费社会，就要提高劳动者的收入。这就会给资方带来压力，造就创新的压力。如果没有任何压力，资方就没有动力来进行创新，而会继续在技术方面“搭便车”。此外，消费社会的建设也可以减少外来压力和实现中国的真正崛起。一旦中国成为消费社会，出口的压力自然就减少。同时，消费社会表明外在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就如当今的中国依赖西方社会一样。消费社会也会有外在的压力，但届时的主动权则在中国，正如当今的主动权在西方一样。
第五，社会改革是为将来以选举民主为核心的主体政治改革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从长远看，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民主化不可避免。这当然不是说，中国要实现西方式的选举民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这个问题下面会再讨论。重要的是，无论中国实现什么形式的民主政治，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制度基础，需要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来保证政治制度的稳定并使得暴力因素最小化。而社会改革的目标就是要为民主化确立社会制度，培育中产阶级。
3．政治改革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没有政治改革。这个说法并不确切。我们以为，中国的政治改革早已经开始，并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例如中国称之为“机构改革”的行政体制改革、农村自治制度、乡镇选举、党内民主等都在进行。不过，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国家层面的政治民主化改革则还没有成为主体性改革。在政治改革方面，我们主张，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而民主化在后。为什么这样说？这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经验判断。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从历史经验看，好的民主是好东西，而坏的民主则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东西。什么是好民主或者高质量的民主，什么是坏的民主或者劣质民主呢？除了经济发展水平，就是国家制度建设了。民主政治在西方社会为什么运作良好，但到了很多发展中国家就运作不良呢？主要是国家制度建设问题。有效的国家制度是高质量民主的保障。
历史地看，如果以民主化为界，基本国家制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大众民主化之前就必须建立的制度。这些制度，如果不能在民主化之前建立，民主化之后就很少有机会了。这类制度对于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最重要。实际上，任何一个（近）现代国家都必须具有这些国家制度。从经验看，大多数国家制度都是在民主化之前得到建立的。军队、外交、国防、中央与地方体制（比如联邦制）、市场经济、税收体制、现代银行体系、基本法律体系、公共住房、教育和医疗以及基本社会保障等很多国家制度的确立和选举民主没有什么关系。很少有国家以民主化为工具进行国家制度建设的。换句话说，在国家制度建设方面，民主化的业绩很一般甚至很差。第二类国家制度在民主化之前得以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变化既可以指制度改进或者改善，也可以指制度转型，或者制度变得不合适而消亡。例如代表制度往往在民主化之后得到改善，收入分配制度例如税收和福利保障制度得到转型，而传统的一些特权制度则消亡。第三类制度是必须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和建立的，尤其是和民主政治相关的制度。西方民主运作良好，主要取决于其在民主化之前就建立的一整套基本国家制度。相比之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在没有进行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之前，过早引入选举民主，因此演变成劣质民主。民主没有为他们带来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利的实现；相反，在很多国家，民主往往是和无政府、政治力量的恶斗和掠夺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从国家制度建设的角度，不难看出目前的中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都还处于早期建设阶段。例如，对任何国家来说都非常重要的法制仍处于较低水平。这不是说中国没有法制，而是说，法制还是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效果不甚理想。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但还不够完善。例如，虽然已经建立了对现代国家制度建设至关重要的分税制和金融制度，但现在仍然有很多改进的空间，还需要再改革。社会制度建设在进行，但还远远没有建立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在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并不是民主化可以涵盖的。
从世界经验看，并不是说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必然会发生在国家制度建设之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基本国家制度还是极其微弱的条件下，民主化也发生了。在这些国家，选举民主不是西方殖民者所加，而是独立之后一些政治精英简单引入的西方式选举民主。不过，在缺失国家制度建设的条件下，民主大多是劣质的民主，难以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同日而语。
四、改革的现状和动力
1．改革的现状
前面讨论了各方面的改革实践。那么中国改革的现状如何？如何来评估改革的现状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改革、发展和稳定一直是中国三个互相关联的政策领域。通过改革而得到发展，通过发展而达致稳定，而稳定本身又反过来有助于进一步的改革和进一步的发展，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不过，这些年来中国总体局势的发展态势在很多方面表明这三者之间似乎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即无改革、高发展和不稳定。具体地说，各方面的改革停滞不前，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社会则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也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各级政府高度强调“维稳”的主要原因。很显然，社会的不稳定反过来严重制约着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
首先来看“无改革”。“无改革”指的是一种没有改革的客观局面，它并不是说执政党和政府或者社会不想改革，而是说，想改革而没有执行或者执行得很差，就导致“无改革”的局面。今天，方方面面的改革似乎已经遇到了瓶颈，遇到了既得利益的强大阻力。前面已经指出，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还是90年代，方向很明确，那就是市场经济；同时改革的力度也不小，尤其在90年代，政府出台了“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成效显著。中国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接轨。内部的改革和对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莫大的动力。进入本世纪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这就是前面所进行的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
不过，近年来，经济改革方面已经举步维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公司化、公司治理和规制等方面的改革得不到深化。大型国企越做越大，越来越多的企业从规模来说已经排到世界前列，但无论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从技术创新来说，中国的国企都无法和先进国家的相比。原来所设想的通过重组国企来增强国际竞争力的目标并没有达到。相反，随着国企的扩张，国有部门越来越没有边界，挤占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空间。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央企大肆挺进房地产等领域，国企很快改变着原来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保持相对平衡的格局，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结构产生着负面的影响。国企通过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力来聚集财富。很大程度上，国有企业已经演变成一种有效的财富动员与转移机制，把财富从社会转移到国家，从地方转移到中央，从大多数人转移到少数人。如果通过垄断和利用行政权力就能获利，那么国有企业就没有动力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技术方面求进步了。很显然，垄断型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市场化的阻力。
相比之下，非国有部门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尽管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宪法和法律上，非国有部门已经合法化。但这个部门仍然遇到无穷的实际政策的歧视，意识形态和法律上的平等只是一纸空文而已。缺少资本的民间企业得不到国家控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的支持，而已经聚集了相当金融实力的民间资本则缺少投资的空间。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国家对民间融资要么不容许，要么加以过多的控制。如果容许民间融资，中国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应当是可持续的，因为资本总会从过剩部门流向短缺部门。在民间融资得不到发展而国有银行又不给有效支持的情况下，需要资金的非国有部门得不到发展，而资本过剩的部门没有投资空间，从而到处盲流，大肆炒作一切可以炒作的物品，包括房地产。最近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新情况，那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连同民间企业家流向了海外。因为全球化的缘故，如果中国内部的情况不能得到有效改善，这种趋势会加剧。企业家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体，这个群体的流失势必对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社会改革方面的情况更不容乐观。前面说过，在本世纪初，随着社会问题的凸显，政府开始把社会改革和社会政策提高到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即成了前面所说的主体性改革。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房地产等方面都是政府要改革的。社会改革方面的政策话语早已经在台面上了，包括“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等。那么，事实上怎样呢？不能说政府不作为，在所有这些方面，政府已经尽力。但是从社会的满意度来说，到目前为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既得利益要么直接阻碍改革，要么改变改革的方向，挟持改革以图私利。因此，改革所取得的成效远远弥补不了经济发展对这些社会领域的破坏程度。
令人费解的是，既然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改革，那么中国这些年的发展为什么反而是在加速呢？即使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增长也没有产生过度的负面影响。如何理解“无改革”情况下的高速经济发展呢？
一个重要的增长源来自前段时期的改革。就是说，这些年的成就是此前改革的“收获”。90年代的激进改革和加入WTO等都为后来的经济增长打下了基础。中国平稳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有效抵御了2008年开始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都和有效的经济改革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