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威将军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对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过重大贡献，这都是应该肯定的。但是，他曾经计划暗杀蒋介石以掌握中国军权，是我父亲救了他们两个……”
李剑桥在回忆父亲李孝式在中国抗战“第三战场”印缅战场的经历时，特别强调李孝式曾经救过蒋介石的命，同时也救了史迪威。在吉隆坡市中心中央大厦剑桥控股有限公司的办公室里，有一张保存完好的蒋介石亲笔题赠给李孝式的他自己身着戎装的照片，和两份分别由英国政府和中国国民政府颁发的授予李孝式上校军衔的委任状。
“日据时期，本堂第三届董事会部分成员或避难他乡，或远赴中国参加抗战，如李孝式上校。河山重光后，先后陆续返抵家园。”《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八十周年堂庆纪念特刊》（2003年）如实记载关于李孝式曾经赴重庆参加抗战的经历。
鉴于李孝式在马来亚抗日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英国政府授予他上校军衔，并正式委任他为盟军参谋联络官。专门负责联络中美英三国参谋，也就是参谋之间的联络官。主要职责是管理盟军参谋部的一应密件，负责整理盟军长官部的英文文件和会议记录，将所有英文资料进行及时的汇总，然后通过中方的联络参谋传递给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并同协调中美英三方关系。他的办公室就在盟军参谋总部，直接与他联系的中方联络官是孙立人将军的机要秘书小杨和新兵训练处的黄翔，美军方面是史迪威的助手白克，英军方面是英方参谋胡敦。英军负责保护博马路时，他一直随部队在前线，直到英军奉命撤退才回到蓝姆伽。博马路是连接博马和中国的通道，也是当时唯一一条通向中国的从联盟军军需处接收军事和其他供给物资的通道。
当他在吉米的陪同下在英国驻印度军军部，接过蒙巴顿将军亲自颁给他的委任状时，真的觉得一切恍若在梦中。谁说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他只觉得自己简直一直在被命运之手推着走，根本没有让他把握的机会。
梁宇皋一下飞机就被长官部派往昆明，协助军事委员会在云南西部重建远征军，并设立训练基地事宜了。
蓝姆伽训练营，是专门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而训练中国驻印军的特殊训练营。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分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蓝姆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退回来的中国远征军在蓝姆伽安营扎寨后，中国国民政府又从中国招募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兵，空运过来接受特殊训练。蒋经国也来到了这里，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精英，在蒋委员长“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的号召下，奔向蓝姆伽。
蓝姆伽训练营里除了有中国驻印远征军和由中国昆明空运过来的青年学生之外，也有少数外国士兵被送来这里接受特殊训练。
在参谋部，他除了偶尔见到盟军三方的指挥官史迪威、罗卓英和亚历山大之外，还见到很多中国抗战史上的知名人物，比如孙立人、郑洞国、韩绍功等等。这些人中他最欣赏的是被欧美军事家称作“东方隆美尔”的总是一脸从容淡定的孙立人和非常具有军人血性和智慧的韩绍功。他对总是叼着一根雪茄烟，中国话说得很好而且很幽默的史迪威印象也不错。
训练营的周围每隔一天就用飞机喷一次药，进行驱蚊处理——这项工作一般由英国人干。每个人都领到一支英国发明的特制防蚊膏。训练营的武器、粮食和其他军用物资全都由美国提供。
训练营里，他亲眼目睹了这群中国最高学历的青年士兵艰苦卓绝的训练。虽然在马来亚也曾见惯了原始森林，可是他们的帐篷外面每株树都要十几个人才能围抱一圈的原始森林景象，依然让他惊叹不已。蓝姆伽的原始森林中，不仅有毒蛇猛兽，还有旱蚂蝗。疟蚊、红虫都能置人于死地。有时候，还常常发生晚上站岗的士兵无端失踪的事件。有一天夜里，一个士兵站岗，远远看见有团黑影向他靠近，在喝问没有回音的情况下开枪射击。第二天发现死的是一条巨蟒，划开肚子，里面居然还有一个钢盔。很多中国北方来的士兵，休息时居然直接将茶叶和凉水放进水壶里暴晒泡茶……很多很多的军中见闻，不亲历绝对难以相信。
李孝式知道他们都跟自己一样，是这场战争的无名英雄，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在参谋部的工作基本进入状态后，他利用蒋介石给他的特约密本，将自己被英国政府委为盟军上校的消息汇报给了重庆。
2个月后，他在罗卓英军部接受了国民政府颁发给他的与英国相等同的委任状，他从此被尊称为“李孝式上校”了。
因为肩负最高当局的秘密使命，所以，李孝式在从事日常联络工作的同时，将收集英美军方信息和关注史迪威的治军举措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并及时准确地将相关情况汇报给重庆。
1942年8月，史迪威突然从美国调来300多名军官，拟将中国驻印军营长以上军官均改由美国人担任。得此消息后，李孝式利用午间休息的时间将这一信息报给了重庆。结果，罗卓英军部立即接到重庆要求所有中国将士联合起来强烈反对的密电。最后，史迪威只得改变原计划，将那部分美国军官改成联络官后派往各部。
1943年春，蒋介石为准备进攻缅甸，将原来部署在长江两岸的主力抽调赴云南，司令长官陈诚也出任中国滇西远征军司令长官随部队入滇。5月的一天，李孝式却无意中从刚参加完蒙巴顿指挥部参谋会议的吉米那得知，英国军事专家正在研究是否为了早日结束对德战争而放弃攻缅，选择再次放弃缅甸。这一消息非同小可，李孝式来不及甄别和考虑就将吉米的话原封不动地电告重庆，致使蒋介石也紧张起来。要知道当时，日军正在湖北宜昌集结兵力进攻三峡地区，威胁重庆，而那些地方的精锐都已调往云南！接到他的密电后，蒋介石立即联络正在美国争取增加美援的宋美龄和宋子文，电令他们要极力说服罗斯福总统坚持攻缅计划。而这个时候的宋子文，也正在为太平洋军事会议上丘吉尔对攻缅之事极为消极的事情拟电，很诧异蒋怎么这么快就得到消息……最后，在罗斯福的坚持和说服下，原来坚决反对攻缅的丘吉尔同意按原计划一致进行，英美参谋团会议随即拟定新的攻缅计划。
凡此种种，许多事关抗战大计甚至国家存亡的大事件，都是李孝式在第一时间通报消息，让重庆方面有足够的时间作准备，挽局势于危机之中。
然而，与后来发生的几乎动摇国本危及蒋介石性命的事件比起来，这些消息的及时提供，都显得平常。
原本以为最大的危险，莫过于中国士兵对热带丛林的深不可测和前线战场的风云变幻的李孝式，根本不会想到，时刻被战云笼罩的滇缅前线，同样如政治漩涡一样波诡云谲。
1943年12月15日，参加完开罗会议的史迪威回到蓝姆伽后，召回了他在昆明的助手多恩。一直关注史迪威动静的李孝式细心地发现，多恩到了蓝姆伽之后成天都待在史为其安排的住所闭门不出，这种情况太不寻常了！他敏感地察觉多恩此行应该是秘密行为，很可能与史不便公开的计划有关。那会是什么计划呢？李孝式决定放开其他的工作对这个多恩进行秘密监视。
一次，趁多恩偶尔外出之机，李孝式潜进了他的房间，在里面唯一的写字台上，他看见了一张残留的草稿纸上触目惊心几个字：“用毒、兵变、堕机”。并分别注有密密麻麻的时间和地点。由于不敢逗留，李孝式赶紧取出自己特备的微型照相机，拍下后立即离开了……
那张纸原来是一份暗杀计划，暗杀对象竟然是蒋介石！
这一惊天发现，让李孝式一下子傻了眼！梁宇皋的“遇到事情首先要而且一定要从大局着想”的告诫不期然在耳边响起，直觉告诉他，这个“消息”不可以告诉重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冷静下来之后，李孝式认为自己唯一能做的和应该做的是：让史迪威和多恩及早收手，让这个计划胎死腹中，最后当这件事从不曾发生过。
经过慎重的思考权衡，李孝式在多恩离开蓝姆伽2个小时后，走进了史迪威的指挥部办公室。
史迪威正叼着雪茄在看文件——也许就是多恩留下的暗杀计划吧，合了起来，以一贯的平易近人招呼他。汇报完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之后，李孝式出其不意地用英语说：“将军，属下有来自重庆的重要消息要向您汇报。”
“你说。”史迪威敏锐地看了他一眼，一改平常的幽默和善，用英语回应。
“重庆方面来电说，他们接到消息，盟军内部有人在计划暗杀委员长……”他故意停下来，格外留意到史的眉头明显地跳了一下。
“哦——有这种事？有电文吗？”史冷静地问。
“电文已被属下遵照电令销毁了。因为可能牵涉国际关系，他们暂时未报告蒋委员长，并叮嘱属下一定单独向您汇报，他们要求您密查此事。”
“密查？”
“是的。那边说不需要情况汇报，只要做到防范即可，以免扩大事端惊动委员长。他们会对委员长的安全严加防范。”
平生第一次撒这样的弥天大谎，李孝式的衣服都因为紧张湿透了。
“你一直在跟重庆单独联系？”史似是不经意的询问，扫过来的目光却锐利得让人心寒。
“哦，不，今天刚好我值班。电文命令无论谁接到这个命令都必须单独向您汇报。”
“……是这样？好了，我知道了，我会处理这件事！”
就这样，那份暗杀计划始终没有付诸实施。甚至，除了他们三个人之外，没有任何人知道。就连蒋介石本人也始终不知道，美国军部在利用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计划引发的中国战场危机，以停止对中国军事援助相威胁，逼迫他将指挥全部中国军队的权力交给史迪威之前，曾制定过暗杀他的计划。
在众所周知的1944年美国军方企图夺取中国军队领导权的事件中，也是李孝式利用密电劝蒋“事关重大且情况复杂，宜用政治手腕巧妙拖延，适时反攻为守，以撤回史为目的即可”，这样才让蒋介石在盛怒惊怖之余，几经回旋波折和循序渐进的坚持，最后以美国召回史迪威结束了一场危及国家主权的危机。
这就是李孝式在波诡云谲的印缅前线的主要经历。在中国抗战的第三战场，他跟那些牺牲在野人山的、在异域的枪林弹雨中为国捐躯的无数中国远征军士兵一样，是真正的无名英雄，一名普通的盟军参谋联络官，以上校的身份从事着普通的联络工作。他不是情报员或者间谍，却一次又一次于无声处以及时的信息密报力挽狂澜，为重新打通滇缅公路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43年10月，为配合中国战场及太平洋地区的战争形势，中国驻印军制定了一个反攻缅北的作战计划，代号为“安纳吉姆”，以保障开辟中印公路（中国昆明至印度利多）和敷设输油管。计划从印缅边境小镇利多出发，跨过印缅边境，首先占领新平洋等塔奈河以东地区，建立进攻出发阵地和后勤供应基地；而后翻越野人山，以强大的火力和包抄迂回战术，突破胡康河谷和孟拱河谷，夺占缅北要地密支那，最终连通云南境内的滇缅公路。
1944年3月，中国驻印军新编第22师和新编第38师占领孟关，消灭日本最精锐的第18师团的主力，缴获其军旗、关防、大量文件及各种武器。继而这两个师又乘胜进军，一鼓作气，攻占缅北重镇孟拱，再次告捷。日军城防司令官水上源藏见大势已去，被迫自尽。
李孝式清楚，中国远征军能取得如此战绩，除了中国军人上下齐心将生死置之度外的骁勇善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史迪威严格训练，并协同孙立人、韩绍功等中方将领运筹帷幄精心布置战略计划的结果。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将与暗杀计划有关的消息报告给重庆。就让它永远成为一个秘密吧！史迪威很快就要回美国了，他已得知史迪威即将被美国政府撤回的确切消息。在蒋介石“宁愿与美国绝交独立抗战，也不愿丧失国家主权与尊严，绝不接受强制式合作”的坚持下，美国权衡利弊，不愿失去中国这一战略伙伴，终于向蒋让步，同意撤回史迪威。
但是，史迪威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不容抹煞的，自己应该向他致敬！所有的中国人也都会记住这样一位美国朋友。
1944年10月28日，美国正式发布调史迪威回国的命令。1945年1月5日，美国政府自动撤回了史迪威的助手多恩。由此，李孝式猜测，那份暗杀计划很可能不是史迪威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美方高层的授意。然而，毕竟一切都没有发生。就让这些猜测，以及所有不愉快，阴谋也好阳谋也罢，都随风而去，永远消逝在历史的尘烟深处吧！
随后，中国驻印远征军先后攻克八莫、南坎，并在畹町附近的芒友与云南西进的滇西远征军胜利会师，至此，中印公路完全打通了。远征军旋即南下，于1945年3月8日攻克腊戌，30日与英军会师于乔梅。缅北反攻作战结束。这个时候，日军也因在菲律宾失败，收缩战线，全部撤出了缅甸。缅甸战事全部结束。
此役历时1年半，共歼灭日军4.8万余人，中国驻印远征军伤亡1.8万余人，中国滇西远征军伤亡4万余人。
中国驻印远征军和中国滇西远征军的反攻胜利，重新打通了国际交通线，使得国际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入中国，最终将日军赶出了中国西南大门，揭开了中国抗日正面战场对日反攻的序幕，也为盟军收复全缅甸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算起，中缅印大战历时3年零3个月，中国投入兵力总计40万人，伤亡接近20万人。中国远征军用鲜血和生命，以及李孝式式的智慧，书写了抗日战争史上极为悲壮的一笔。
“如果中国有将领因为罗斯福总统不肯援华而制定暗杀计划企图除去他，美国人会怎样？如果中国有将领因为英国的丘吉尔不肯全力反攻缅甸而制定暗杀计划企图除去他，英国人会怎样？”
事隔60多年后，李孝式的儿子李剑桥，聊起这段因为披露史迪威的日记才得以被世人知晓的历史公案时，依然义愤填膺。
毕竟，无论蒋介石功过如何，他当时还是中国政府和抗日领导人。李剑桥认为，面对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他父亲当时的处理方式是正确的。那份计划无论实施与否，只要泄露，史迪威自己也会赔上性命的。他的父亲在救蒋介石救国家的同时，其实也就救了史迪威和多恩。
史迪威事件曾是抗战期间中美关系上的大事，李剑桥常以父亲曾参与其中而百感交集，前线政治斗争的暗流汹涌，非亲历难解个中滋味。
在李剑桥著的英文版《敦·李孝式爵士》一文中，李孝式跟中国国民政府的蒋介石总统是好朋友，李孝式是应蒋介石的邀请远赴重庆参加抗战的。对此，笔者不便求证，只记得李剑桥在评论蒋介石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蒋是位军事强人，他统治中国的28年，是中国历史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但是人非圣人，孰能无过？毛泽东的功过都是三七开呢。评价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贵在客观公正，若以此标准来评价蒋介石，抗日于他应是大功……”
是啊，是非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历史可以留白，但终究不能歪曲。
抗日战争中的蒋介石，需要应付太多的内忧外患，这里说的内忧，是指其政府内部的种种弊端，和国家长时期的积贫积弱造成的各种隐患；外患除了日本的侵略，还有大国的歧视和欺侮……作为身处这种复杂而恶劣环境中的国家领袖，在遭遇生命危险时，任何一个在场的中国人都会去维护他，包括维护他的尊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