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曾经就读于剑桥大学的华人中，李孝式，也许是唯一一个在学习期间就被所有师生都记住了名字的。
每天早上6点到7点和傍晚的6点到7点，是李孝式固定的学习时间。早上在学院的草坪上，傍晚在剑河边。在剑河边的时候，改为由河的另一边换到河的这一边来了。目的是每次准备回去时不必再绕过来提醒还没有回去的多伦。每次他都是等多伦走了之后才离开。仿佛有默契似的，每次多伦都是在他准备回去时离开。这样他们就连打招呼都免了。
就好像两个毫不相干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度过了一段没有关联的时光。
李孝式也爱运动，每天早上开始例行的学习时光之前，他会沿着三一学院内那条著名的“庭院跑道”慢跑40分钟，晚上从剑河回学院之后也会沿着跑道健步走40分钟左右。有时候，他还会全身放松地站在学院大门口，望着亨利八世的雕像傻笑一会儿，以调节紧张的身心。那尊雕像是威严的国王左手托着一个象征王位、顶上带有十字架的金色圆球，右手却举着一根椅子腿，看起来特滑稽。据艾伯特介绍说，亨利八世右手中握的本来是一根象征王权的金色节杖，雕像竣工不久，不知是哪个玩恶作剧的学生，悄悄地爬上去，把节杖抽出来，用现在的这根椅子腿取而代之。也不知道为什么，几百年来，居然一直都没有人去管它。
每每看着这个雕像，想起艾伯特讲述的“精彩”故事，李孝式都会忍俊不禁，一天的紧张情绪自然的就缓解了。
课余时间除了经常陪艾伯特打网球之外，李孝式还喜欢上了打板球。板球主要锻炼手眼的协调能力，是集上肢动作控制能力、技巧与力量为一体的综合性运动。比赛项目为团体赛，是一项崇尚体育精神和公平比赛的运动。每次同学相约打板球，他都会主动加入，并全身心投入。艾伯特王子曾用中国话笑称他“静若处子，动若狡兔”。而李孝式的个人格言则是：认真地学习，投入地玩。所以他无意间就成了校园知名的板球队员。他带领同学代表学院参加剑桥大学与牛津大学联合举办的板球比赛，很轻松地就赢得了第一名。他的英文名字“亨利”从此被大家记住了，大家也知道了在三一学院有个了不起的中国学生。
然而，所有这些美好而难忘的经历，都不过是丰富他在异国求学岁月中的生活而已。他真正让三一学院师生记住的，是他的法律硕士论文：《的伟大：把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
与其他西方大学宽进严出不同，剑桥与牛津都是严进严出，入学不易，毕业更难。剑桥大学向来是以考试制度严格而闻名的，而且每科课程都只考一次，没有补考的机会，考试如果未获通过，其结果只有一个：离开剑桥。每个人的考试成绩出来后，都会先贴在大学评议堂外面的公告栏上，这样谁都能知道你考得怎么样。
所有的考试，李孝式都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很多人就是在成绩公告栏上记住他的名字的。但所有的人都记住他的名字却是因为他的毕业论文。
在这篇论文里，李孝式旁征博引，以详尽的史料和深入的思考，以及娴熟的英文写作方式和不容辩驳的词句，肯定并论证了英国的政治模式和法律制度，是目前世界上依然保有君主和贵族传统的国家中最先进最理想的。李孝式认为人类的政治行为和决策，无论多么高尚、多么有价值，若没有适当的制度制约，都会走向其反面，带来意想不到的恶果。他因此得出“对权力进行制约就成了现代国家的一项基本原则”这一大胆的结论，指出权力制衡的方法就是共和。并形象地解释了他理解的“共和”，就是当冲突各方针锋相对时，不是一方压倒另一方，不是互相恶斗，甚至你死我活，而是互相协商、彼此妥协，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从而达到和平的目的。他强调权力就是权力，放在任何人任何政党手中都不会改变它的本质，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就变成天使或者魔鬼，让权力真正为大众服务的唯一途径，就是对权力的制约。他在论文里准确地指出了“共和”一词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中国的西周时期。“据《史记·周本记》记载：西周时的周厉王暴虐无道、骄横放纵。公元前841年，百姓造反，厉王逃跑，后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执政，故号‘共和’。这里的‘共和’其实已经反映出分享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共）、共同协商（和）的古老理想了……”这一极富历史感的例证，毫无疑问增加了论文的厚重感，也显示了他博古通今的卓越才华。
论文由英国的全称“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这一名称引伸开去，由此引出《大宪章》出现的历史背景：1215年，英国各种社会危机不断爆发，社会矛盾激化，一些大贵族以英国国王约翰未能保护封臣和王国的利益为由，联合社会其他力量发动大规模的叛乱，并取得了胜利。然而胜利之后的贵族们并没有废掉国王另立新君，而是一起跑到伦敦，逼着国王签署了他们起草的一个文件——那份文件就是流芳百世的《大宪章》。为了增强论文的趣味性，李孝式还特地在文章里引用了自己依稀记得的《大宪章》的一些条款内容，即许多鸡毛蒜皮的“不得这样、不得那样”限制国王权力的条款。他的“引用”，被硕士学位委员会负责审读论文的教授划上了特别的标记。
英国的国王与议会经过一个世纪的反复冲突，最终在17世纪的时候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成功地实现了君主制与宪政的调和，避免了法国式大革命的代价。有了良好稳定的政治制度，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端，奠定了英国执世界牛耳长达百年的基础……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大宪章》，甚至英国的伟大，就是把权力关进了法律的笼子”。这是一个令所有英国人都骄傲的结论。李孝式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里振耳发聩地肯定了英国人遇到君王的恶政时，不是起义推翻国王，用“彼可取而代之”的激进方式改造社会，而是与国王谈判、妥协，通过渐进、稳健的社会改革，推进社会进步的做法。
“这个中国来的学生，比英国学生还要了解英国！”论文答辩结束后，学位委员会的教授们聚在一起，讨论毕业生的分数时，这样评价李孝式。最后一致同意把他的毕业论文编进三一学院自己编印的优秀论文选集里，很多英国学生都是在读了他的论文之后，开始认真的关注起自己国家的历史……
其实，这篇论文不仅在学院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写作的过程中，李孝式自己的内心里也经历了深刻的反思——他想起了“父亲的革命”。如果当初，中国真的能如梁启超所说的实行“虚君共和”的改良，像当年的英国一样保留一顶王冠，然后在制度上进行渐进式的稳健的改革，而不是进行在当时的情势下注定无法彻底的革命，是不是就可以避免使中国社会陷入致命的混乱，可以为百姓减少许多的痛苦和灾难，他的祖国也许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他甚至得出了一个让他自己都不敢想象的结论，那就是：即使没有袁世凯、没有黎元洪，辛亥革命后也一定是军阀混战，各据一方称王称霸，会为了一个宝座一种绝对权力，不惜千万人头落地的。革命可以破坏一切，但不能创造一切！在革命者的眼里，英国的革命是不彻底，然而却避免了太多的流血冲突，让英国社会得以以一种相对稳定的方式进步。毕竟，老百姓最需要的是和平，是过平凡的日子。
李孝式被自己的“思想”惊出了一身冷汗。
然而，历史是不可逆的。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已经不是思想的理性所能阻挡或者更改了。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命运，也不是几个思想家就能把握的。更不用说是他一介书生的“胡思乱想”了。
不过，他的这一萌芽式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里，却深刻地影响甚至左右了一个国家的前途……现在，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祖国的革命事业能够尽早成功，祖国的人民能够早日脱离苦海……
短暂的“辉煌”之后，李孝式很快让自己沉寂下来，将心思重新放到经济系的学习上。
1922年，他顺利获得法律硕士学位。也就在这一年的秋天，他被推选为新一届剑桥牛津同学会会长。这一原本乏善可陈的衔头，在他后来的人生经历中发挥了非同一般的影响。
就在学院为那一届硕士毕业生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他又见到了多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