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一种动脑动手不动口的工作，嘴巴的利用率降到了最低限度。
每日上班后，更衣换拖鞋，踏上溜光锃亮的红色木地板，坐在恒温的工作室，开始一天的工作。校对热电偶需要严格控制温度，检修鉴定热工仪表诸项技术必须达标。平日，我的工作室多则二人，少则仅我一人。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想说的话便开始诉诸笔端。纸和笔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我可以痛痛快快一泻千里地倾诉我的，它则一句不少包罗万象地收容它的。
几篇拙文见报后，领导曾多次找我谈话，欲调我到宣传部工作。考虑到自己这张嘴因不常使用而有些生锈，行事因长期鼓捣严密的技术活儿而有些死板，还是适合从事动手不动口的工作。于是恳请领导另寻他人。
喜欢上了有话提笔对纸说，才听到越来越多的朋友忠告那是个苦差使。自我感觉也实属不易。且不说每日工作早走晚归家务缠身敬老养小忙里偷闲写点儿东西多么辛苦，单就个别编辑对待业余作者的那种态度，足够让我喝上一壶的了。
连续将数篇稿子投向同一家报社，如泥牛入海。一日办事路过此报社门口，壮壮胆量携带两篇拙文欲当面交给编辑。我毕恭毕敬地打着招呼，那位编辑大人懒洋洋抬起头询问找哪位？我说明来意，他不屑一顾地说：我们基本不用自然来稿，只上几个固定撰稿人的文章。此类文章用起来不必修改，省事。我这儿刚刚收到一篇写父亲的文章，再怎么写，能超过朱自清的《背影》吗？报纸要考虑销售量，老百姓爱看名人的新闻趣事，谁爱看你的什么散文。我佩服他的直率，对他的那一套说辞且不敢苟同。拿起自己的稿子悻悻地离去了。
丈夫帮一位朋友的朋友安装彩电遥控器，谈话中得知对方是某刊编辑，顺口说了句家中妻子工作之余喜欢写点儿东西。于是那位编辑送丈夫一本杂志并约我写一篇稿子寄去。尽管我对那种题材的文章不感兴趣，依然认认真真写了一篇寄去。说心里话，哪个撰稿人不希望自己的文章被采用，但我决不愿意通过什么关系降低标准勉强使用，那是件很丢人的事情。
稿子寄出去的一段日子里，偏偏遇上那位编辑家里的录音机、摄象机接连发生故障频频求我爱人帮忙。每次去，他总要主动提及稿子准备近期使用。有一次给我的来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你的来稿三审已过，准备近期见刊。另有一事相求，我家的电风扇不转了，烦您告诉您的爱人抽空来看看。前后两次称呼让人看了总觉得别扭。也许我不该如此敏感。电风扇修好后，他的家用电器很长一段时间趋于稳定，我的稿子从此石沉井底。稿子用与不用，应该取决于其质量，而不是别的什么。丈夫原本就是个热心人，为朋友帮忙理所应当，决没有指望他什么。但我总觉得那位编辑的所做是否有点儿忒那个了。
我熬红了眼熬得耳朵嗡嗡作响写了一篇征文寄往某报社，后来得知还有一大堆稿件未拆开，奖已经评出来了。听后心里很不好受。
写一篇文章常常这个编辑部等仨月，那个编辑部睡一季度，等不到音信才敢另嫁他人，真能活活急煞也。瞧人家名人，这个追着屁股约稿，那个不等写完就拿去发表。人一旦出了名，放屁都带香水味儿。名气可以使丑人变得千人喜万人爱，这种社会现象谁人奈何得了。有这星那星这名人那名人所写稿件的优先，加之受各种关系稿儿的排斥，我等无名之辈发篇东西何其难那。
不过静下来细想想，本人所发表的文章，大都是寄给不曾谋过面的编辑，当然还是称职的编辑多。
1999年3月2日《北京工人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