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刘芳萱是我的爸爸（公公），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二个年头了。然而，每每提及他，胡同里的街坊四邻便会滔滔不绝说个没完。心中充满了对他的敬重和思念，好像他压根儿就不曾离去，还一直生活在我们中间。
爸爸生前是北京中国书画研究协会理事，深受大家的喜爱。他擅长画芦雁。当年，荣宝斋、颐和园谐趣园画舫、北京饭店、香山饭店等地均有他的作品展售。画界曾有一说，画芦雁“南有吴青霞，北有刘芳萱”。爸爸名气大了，却一点架子没有，始终平易近人，一副很温和的样子。每逢邻居或朋友的子女结婚、生子、乔迁新居，他都要挥毫泼墨，作画题词，送去真诚的祝福。有时碰到喜欢他作品的陌生人或外国人，他照样慷慨大方，将自己的佳作送给他们留作纪念。
有一次，他和几位知名画家应邀到北海作画。铺开宣纸，寥寥数笔便画出一幅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的芦雁，引得周围不少人驻足欣赏。这时，有个小男孩紧盯着飞翔的大雁看得入了迷。他拉住老人家的衣襟恳求道：“爷爷，送我一张行吗？”老人家慈祥地笑了，亲切地问：“小朋友，你喜欢芦雁？”小男孩使劲点点头。老人家耐心地告诉他：“这是公家的宣纸，不能送你。改天到我家，我专门为你画一张。”说着给小男孩留下了地址。第二天，孩子在其爸妈的陪伴下，蹦蹦跳跳地来了。老人家铺开上等宣纸，为他作了一幅画。事隔几天，一位来京观光的国外老者在颐和园看了爸爸画的芦雁，非常喜欢。通过画舫多次和我爸联系，想求见作者本人。爸爸得知后，把自己的画作慷慨送给那位外国老者。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不少人劝爸爸，您的画很珍贵，不要轻易送人。他听后却不以为然。周围的左邻右舍，几乎家家都有爸爸为他们画的不同规格的芦雁。
爸爸的绘画，是自学成才。听家人说，他小时候给富人家放牛，时常蹲在地上画画。当时，在东北老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清朝边寿民的芦雁画，他非常喜欢，常常照着练习。从此种下了一生爱雁、画雁的种子。后来，他收集扬州八怪边寿民的画册，没事就照着画册临摹。一次在故宫，他看到边寿民的一幅芦雁，一只在天空，一只在芦苇边，它们遥遥相视。爸爸越看越喜欢，当即向故宫工作人员借了纸笔，当场临摹下来。
他抓住一切时机，虚心向名家学习。他以自己的真诚，打消画界某些名家最初的怠慢，有的后来成为挚友。
爸爸成名后，不少年轻人拜他为师，还有家长带着孩子到家来拜师学绘画的。对于求学者，他一律耐心指导，从不收取一分钱。相反，他看到哪位学生家境窘迫，就主动购买毛笔和宣纸送给学生。看到一些朋友晚年生活困难，他时常带钱带物，登门资助。
他的芦雁，往往只是寥寥数笔，就勾画出芦雁的千姿百态，达到栩栩如生的效果，给人以美的感受和启迪。他常常向我们讲起大雁的许多好品质，比如，大雁很守纪律。大雁对爱情很专一。一对大雁中，有一只死去，另一只决不再寻找配偶，主动担当起为众雁打更的任务。有道是孤雁打更，说的就是爸爸画的这种大雁。爸爸晚年曾有一个计划，要完成一幅百雁图，由大姐夫李学彬帮助筹划，即把大雁的百态呈现在一幅大卷中。遗憾的是，还未完成此宏愿，爸爸就匆匆离去了。
爸爸为人诚恳、坦荡、善良、温和、谦虚有涵养，在北京老年书画协会、东城书画协会等团体里，人缘极好，口碑颇佳。不少画界人士时常登门拜访。记得当时有的人可能相互之间存在一些矛盾，都愿意找爸爸诉说。爸爸在那个圈子里做了不少化解矛盾，促进团结的工作。爸爸在家中，对妈妈和子女也总是一副笑眯眯很温和的样子。妈妈脾气比较急，责怪爸爸的时候言辞比较激烈，爸爸就像没听见似的，一声不吭。我们这些做儿女、做儿媳女婿的，从未见过爸爸发过一次脾气。谁和爸爸在一起，想拌嘴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上世纪70年代，院内邻居家的孩子，已经长成大姑娘小伙子。然而，每逢他们生日，我爸妈都记得清清楚楚，早上煮好鲜嫩的茶鸡蛋送过去。一次，东邻家二姑的孩子过生日，二姑出嫁后去了石家庄，她带孩子回京办事。老人家不仅煮了鸡蛋，还为孩子买了巧克力。那种有着黄灿灿包装的半圆形“金疙瘩”，在当时，是一种很奢侈的东西，他的小儿子和身为小儿子女朋友的我都没舍得吃一个。
无论是邻居的孩子，还是家中几个子女的同学，何时来到家中，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无拘无束。文革期间，老人家的小儿子有两位同学，父母双双下放到五七干校。爸妈心疼两个没有父母照顾的半大小子，就收留了他们，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儿子，天天留在家里吃饭。这在吃喝有定量，购物凭票证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
爸爸干什么事情都极其认真，一丝不苟。“文革”期间，他遭到批斗，被勒令管理学校的火炉子。平时在家，生炉子做饭全由妈妈操持，他对此一窍不通。为了管理好学校的火炉，他认真向老伴请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中途换乘几次车，提前赶到学校，将几个教室里的火炉子全部点燃，把炉火烧旺，使学生和老师免受挨冻之苦。漫长的冬季，不论是北风呼啸，还是大雪封路，他天天如此。
老人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了外地，小儿子先插队而后到山西军工厂支援三线建设。多年来，他和常年有病的老伴相依为伴。生活中有诸多困难，从未给单位和政府添过麻烦。每每给儿子写信，老人家总是报喜不报忧。由于老伴体弱多病，干事力不从心，在一次晾晒被子时不幸摔倒，胳膊骨折。他在给儿子的信中只字不提摔伤之事，总是说家中一切都好，嘱咐儿女安心工作。
有一年，我和丈夫带着不满两周岁的儿子回京探亲，70多岁的爸爸看到聪明可爱的小孙子，满心欢喜。小孙子喜欢看爷爷画画，和爷爷寸步不离，全家团聚，其乐融融。
在探亲的日子里，我每天看到老人家从早忙到晚，家里的画友、客人、学生来来往往。我经常看到刘西古、何敬涵等画友出入他的绘画室。老人家作画、教学生、带徒弟、参加各种公益性的社会活动。白天，他在外头忙，早、晚伏案作画。清晨，我一觉醒来，隔窗相望，发现他已经作画多时了。简单地吃过早餐，他就带着画具出门了。虽说年事已高，但他常常应邀当场作画，一站就是几个钟头。晚上，他除了教学生画画、帮徒弟指导作品外，依然要伏案作画，在铺开的宣纸上挥毫泼墨。我有时站在一旁静静地观赏，常常看得入神。当时，记得有位叫曹焕刚的学生，经常登门求教。老人家不仅耐心教他绘画，还教他如何做人。曹焕刚参加工作后成为一名警官，几次舍身救人光荣负伤，他的事迹曾在北京晚报上报道。
短暂的探亲假转眼到期，我们一家三口离京时，爸爸到火车站送行。待我们上火车后，孙子看到爷爷站在车窗外挥手，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奋力从我怀里挣脱开，使劲从窗口探出身子哭喊着：“找爷爷！找爷爷！我不走！”孩子不顾一切地叫着要找爷爷，邻座的乘客看到一老一小难舍难分的情景，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爷爷攥着孙子的小手，眼圈红红的。他和老伴已经年过七旬，多想把小儿子一家留到身边，然而，在很多知青返城后，他却只字不提自己的困难。
后来，直到老人家病重住进医院，他才意识到身患高血压、心脏病的老伴是多么需要有人照顾。爸爸去世后，我们调回了北京，和年迈多病的妈妈生活在一起。爸爸晚年最需要人照顾的时候，我们却远在外地，没能在他身边尽孝，何时想起来都深感内疚。
在老人家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几个儿女个个重情义、淡名利，相互之间乐于奉献，从不索取。我们时刻牢记着爸爸说过的一句话：“钱亲人不亲。人要是把钱看得太重，人情就淡了。”
爸爸是从北京胡同里走出的平民画家，他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2009年6月17日《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