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好了这一个题目，自己一看，却不觉笑了起来，因为“为……事”的语调，是旧日上禀或作诉状时用的老调子。我在这里用这一个题目，分明也在声诉，但这一个声诉，却是对文化界的大众的。
我们为什么要庆祝郭氏的诞辰？这在前些日子里，已经写过一点短文了；在这里，我将先报告如何来庆祝的办法。
第一，为纪念郭氏过去在文化界的功绩，我们打算于十一月十五日的晚上六点，大家来一次聚餐。餐券是每人一元，地点本定在爱华园地，因系雨季，恐有危险，故改在南天四楼。餐券可以向各报馆，各书店及各文化团体去领取。
第二，既然是祝寿的盛筵，当然要一点快乐的余兴，所以，我们想请漳州十属会馆的平剧部诸君及演话剧的几位同志，来替我们表现几出戏剧。
第三，是在十五的那天，各报都出一个专刊。
第四，我们想征集一点寿礼，汇送到香港去，托香港祝郭五十诞辰大会再为转汇，由他们去决定，如何的利用我们的贺仪。譬如作郭沫若文艺奖金的基金也好，或作奖学基金也好。但是文化界的同人，都是清贫的，因而我们想请大家去推动各产业家的对文化有兴趣者，能够多多的送一点厚礼。（这事正在商议计划中。）
上举的四件事情，也许并不是最好的祝寿办法，但从我们的能力来说，则竭尽全力，所能做到的，也只有这个样子了。
其次，是利用这些机会，来使文化界人渐趋团结的一种副作用。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一句成语，所以弄得相轻而至相斗，在中国文化史上，其例着实不少。譬如元祐党人的反对新法，就是最显著的一个证明。王安石的新法，在原则上未始不是一种政治上的大革命；不过因为继王安石而后的那些执政者，为当时的正人君子如司马温公以下的诸人所不满，结果弄得置国家政治于不顾，反以争党派意气为第一义；卒至授人以柄，使异族的金辽入寇中原，国运因而中落。记得苏东坡曾说过一句由衷之言，他说“王安石新法，实我辈激成之。”所以文人的相轻终于不是国家民族的福利。我们要利用这一个敌寇侵凌的时机，来造成一种文人相亲相爱，大家能虚怀团结的空气。
从前有一个诗人，曾有过一句诗说：“不薄今人爱古人”，他的意思，总算是已经很谦虚的了。但是我们还以为仅仅不薄，仍是不够，我们不但要不薄今人，并且也要爱敬今人，如同爱敬古人一样。
十五日的日期，已经迫近了；我们的餐券，也已经印好，打算马上就去分发，希望各属侨贤，各文化界的同志，能够多多的参加，能使这一次郭诞，成一个盛大的胜会。
（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晨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