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之前，民国十四五年的时候，紫罗兰女士，就在广州登台唱粤曲了；那时候的她，总还不过是八九岁的一个孩子，圆圆的面孔，灵活的眼睛，清脆的喉咙。在当时，她正是革命策源地中一般爱听歌曲者的小偶像，她每每于革命纪念日，或盛大庆祝会开会的时候，登台助兴，唱些有革命性或文艺性的粤曲。
在台下听的人，也大抵总是文化机关党政机关，或服役在国民革命军中的人物，如廖夫人何香凝女士，各军军长，黄埔军校的初数期的教官与学生，以及各级党部的青年革命家等，都是她的爱护者。
那时候，我们的几位朋友，也同在广州的中山大学里任教职，于白天教课或开会——当时的会，也实在真多——之余，自然也时时去倾听她的歌唱。虽然，粤语是我们这些外江佬所不懂，而粤曲的咿呀奥唉，也不是我们这些音乐门外汉所了解的。总之，紫罗兰小姐的名字，在当时已经喧传在五羊城里了。
其后的沧桑变革，真像是一部《廿五史》，不知道要从哪里谈起，乱丝一团，愈理只会得愈歧，倒还是不说的好。从那时候起一直到这一次抗日军兴，与这一九四一胜利年的到来，按之时日，这只有仅仅十五六个年头。然而这中间中国的社会与政治的激变，真可以说是从来历史上所罕有。
试想想在这样的一段的年月，与一重变易之后，远在长年如夏的这热带岛上，又忽漫相逢，而重见到了紫罗兰女士。这一位纯粹的艺人，在我们的脑里心里，当起一种怎么样的感觉？
紫罗兰女士的思想是前进了，艺术也精练了；无论在声乐方面，舞艺方面，量虽则增加得并不多，然而质却变进了不少。阔度高度，或许比前会减一点，但是深度却深到了不可以测摸。
所以在今年元旦的那一天，我们见到了之后，谈了一阵，使我顿生出了一种难言的恧惭，十五六年来，我则仍然是一故我，而她却已变成了一个晓得为国家民族竭尽全力的好国民。这一次她在马来亚各地，为筹赈而卖艺的所得，成绩也已经不少。但她又告诉了我以今后的决心；她说她将牺牲一切，而奉仕艺术。无论银幕也好，歌舞也好，文艺也好，她总想以全身心来体会，来学习；务必使艺术和社会，艺术和国家民族，能发生一同时并进的交关关系。
我也告诉了她以在这一时候，艺人报国的最简捷的径路。
她所寓的客舍，却巧也就是南侨筹赈总会所请来开画展的艺术大师刘海粟教授的住处，于是乎我就想起了殊途同归的爱国艺术家的总集会，拉了她去拜见海粟。这张速写，就是我请海粟教授随便拿起铅笔（并非画笔），在布纹信纸（也并非画纸）上画下来的几笔黑白的线条。虽则海粟教授因系游戏笔墨，不肯交我发表；但我则以为紫罗兰女士的神情已具。可以不必苛求了，绝代传神的画像，自然只能待诸异日，于抗战胜利，画具全备的时候。
（原载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一日新加坡《星洲日报》本坡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