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底边，从湘西出来，在粤汉浙赣两路上来回游戈的中间，忽而感到了一个信念，在当时觉得非常之新异；但是说将出来，恐怕大家都要嗤笑，因为这非但并不是惊天动地的新发见，这并且还是妇孺皆知的一句抗战老八股。这八股的起讲，就是：“中国的土地，实在真大不过。”其次的承，转，合，当然也统是个老调子，就是：“中国决不会亡，抗战到底，一定胜利。”
当时日我正在武汉下游二百余华里的周围，作殊死苦战。日机日日在江西湖南境界放黄鼠狼的绝命臭弹。死伤人数，日人与我，是二与一的对比。日日死二三万，我则伤亡日自一万至一万五千不定。长沙，虽则日日被轰炸，可一到下午三时以后，市面就照常的兴旺，依旧的拥挤。走到南昌，则戏园还在开锣，摩登男女，还在百花洲、公园里嬉笑偕行，决不像是百公里外的修水以北，炮火连天，正在作你死我活的争夺战的样子。
至于车路上哩，当然有补充兵的列车与伤兵车的来回上落；但是沿岸的秩序，两旁的居民，车上的旅客等等，都和平时一样，绝没有慌张绝望的神情。这些现象，是在说些什么话呢？不是在说：日我相持愈久，我愈对日人有自信，而相反的，侵略者则对我愈会感到焦躁困难么？并且在战线的前后左右，进出的次数愈频繁，感到的日并不足畏，我终有法能制胜的信念，自然也愈有确证。老实地说吧，我来到鲁南战地去之先，对于最后胜利必属我的这句口号，是有七八分怀疑的。在徐州住上半月，这怀疑便减少了四分，上湘西各地去一看，这怀疑又减少了二分，等在武汉外围的左右翼走了一圈之后，这怀疑却完全去尽了。现在的我，当然是百分之百的必胜论者。谁有悲观，就请谁去上战线前后的各地一走就对。不亲历其境，不用自己的两眼和一身去视察体验，真情是不会得明白的。
所以我们的胜利，是决无问题的了；这反证，更可以在敌人的屡次提出求和条件，和再三再四的发表什么宣言上看得明白。唯其有了这一个信心，唯其有了这信念的确证，我现在跑来跑去，并不觉得是战时的行役。我只觉得是在作一对犯罪者予以正当惩处时的助手。这犯奸犯杀的大罪人，这搅乱世界和平的大罪人，不予以正当的惩罚之前，我总觉得是不能平心静气地在一处安住下来。
为视察备战的情形，为加强抗战的力量，我跑到了东战场；更由东战场转到了国防第一线的福建的省会。金门，厦门，虽则放弃了，但我们八闽的健儿，磨拳擦掌，准备为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复仇的志士，数目仍在五百万以上。此外则老弱妇孺，也在准备，准备于万一的时候，作最后的牺牲。福建的一隅，日人决不能轻易来进犯，这从我两个月的视察经验上讲来，是可以对大家保证的。
这一次路过厦门，船在死市外半里海中，停泊了一日之久。太阳虽则朗朗地照在市上，但是死市毕竟是一死市；思明路，海岸边，以及各重要码头上，绝对看不见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在那里行走。那些汉奸狗鼠，大约也是不敢在青天白日下露脸的缘故，我于停泊在厦门的一日中，始终没有看见一个。看了这寂寞的死市，我心里虽则也感到了一味慰安，但触景生情，到了日暮船行之际，也不觉暗暗地滴下了几点伤心之泪。先知亚利米亚的哀歌，所吊的虽则是古代的郇市，但这鹭岛的女王，现在也岂不是同郇市一样地，蒙了不洁了么！
第二天到了香港。香港是正在忙于过新年，一九三八年，只剩了七八日了，明年当是中国胜利获得的最可纪念的一年。我虽则不是预言家，但我也敢断定，日本的总崩溃，将在一九三九年的七月。我们的抗战，以后只须支持七个月，就可以得到报酬了。这七个月的支持，只教有英美的金元，和苏联的机械热血，难道还会发生什么问题么？
所可虑者，是日人政治手腕的运用，和我们中国的一般悲观主义者的得势。悲观者是容易被日人所威胁与利诱的，但愿我们中华民族的全民，没有一个悲观主义者出现！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廿三日在惊涛骇浪中写
（原载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香港《星岛日报·星座》第一五四期，据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三日新加坡《星洲日报·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