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看这几个数据——
据县法院刑事审判庭统计，1999年度该院共审结的青少年刑事案件分别占全年案件数和涉案人数的38.3%和43.9%。
今年1-6月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特别突出，占80%以上。上半年批捕的109人中未成年人占34人，其中学生11人。
近几年来，青少年犯罪率呈急剧上升趋势，犯罪性质日益严重，团伙、集团性犯罪增多，犯罪趋于低龄化。致使广大学生家长、青少年工作者以及社会有识之士们无不忧心忡忡：对青少年的教育怎么越来越难了？
正是带着如此的忧虑，笔者采访了宿松县看守所，见到了这两个少年犯——
档案：
晓南（化名），男，孚玉镇无业游民，作案时不满18岁，现因抢劫罪一审判刑7年。
古毛（化名），男，17岁，二郎镇。村，捕前系湖北蕲春第三高级中学学生，1999年11月24日因故意伤害罪判二缓三刑。2000年4月又因参与团伙抢劫罪入狱，等待判决。
“往往是这平常的幸福，却寻求不到”
这是一张稚气的脸，可却完全一副油腔滑调的神态举止。他穿一件黑色长褂，一条短裤头，刚坐下就向我们讨烟抽，我们给了他一支。他熟练地点火，吸一口，开始了访谈。
晓南：我是今年3月的一天晚上10点钟，从凉亭回城，坐出租车，没钱，后来一转念，干脆抢了他，就与同伙一块用车上的灭火器做武器，抢了司机900多元，跑了，在青岛被抓获。
记者：你晓得不晓得这是犯罪？
晓南：晓得是犯罪。我当时以为我很聪明，不会抓到我。我从小经历了不少坎坷，对坐牢呀什么的都看得很淡，很无所谓。
我心里十分惊讶，这么一句历经沧桑的话从一个少年犯口中轻松蹦出。我疑惑不解，继续紧紧追问，晓南的回答，把我带进了更深的思索中。
晓南：我念到初一就歇了，在学校里成绩不好，加上家里的情况，常受到同学们的白眼，家里又没怎么管我，正好有人愿带我出去玩，我也向往浪漫的生活。以你们的眼光看，那些带我出去的人是小痞子，以我当时的眼光，他们是英雄。我当时12岁。
我出生在一个奇怪的家庭，我爸40岁，我妈18岁结婚，我5岁时又离异，我妈是无业游民，很小就晓得挣钱。
爸妈离异后，我上小学时，同学们常嘲笑我：晓南，你有两个爸爸。我心里很伤心，愤恨。但作为儿女，对父母没一点选择余地。
我小时候看录象比较多，读5年级时，明天是期末大考，头天夜里12点我翻墙出去打游戏机（那时天天打），被妈妈发现后从游戏机室抓回打了一顿，考完后天天被关在家里，妈妈忙她的开车。后来翻墙出去玩，抓回来后用铁丝绑住手脚打，打完后关禁闭，没人管我，是我自己用老虎钳弄开。
那时我就很放荡，爱搞恶作剧。在同学凳子上倒胶水粘住裤子，在别人本子上乱画，找别的同学要零用钱要饭票，到外面兑东西吃。家里不知道，老师也不知道。有半年常常过那个日子，当时还以为那是自己挣的钱，吃起来特别理直气壮。
我12岁时，妈妈又一次离异，前几年又结婚了。继父都对我比较好，一次开家庭教育会，我继父见了我哭了。一个接触只有一两年的人有这个样子，我心里非常感动。
初一的时候，我开始学抽烟。跟同学有些小矛盾，他们讽刺我的家庭。我就不想念书，反正成绩也不好。妈妈知道一些影子，也不太过问，即使过问了也管不了，我平时个把星期才回去吃餐饭。有时在家附近的饭店吃饭挂帐，由妈妈结帐。我妈妈开出租车。有时跟哥儿们这里混一餐那里混一餐。初一下学期经常逃学、旷课，妈妈不晓得。爸爸管不了我，我是一匹脱缰的野马，他哪牵得回来？我爸太老实，他很可怜，一生很痛苦，快60岁了，很孤独。我惜爱我爸。
我这次判7年，因使用灭火器抢劫，同案犯判5年。走上这条路根本原因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小时候顽皮，我没其他动机，只觉得好玩，老师知道了，只是打。妈妈落家很少，总是把我锁在家里多。象我这样的孩子，假如多得到一点家庭的关心，是感到最幸福的。但往往是这平常的幸福，却寻求不到。
我希望为人父母，对自己的孩子始终不要放弃，哪怕是读书也好踏入社会也好，都不要放弃。特别是离异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更要投资一点感情。
老师也不要放松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大多数学校，往往对学生学习成绩看得比较重，对思想教育抓得少。
我希望像我这样处境的孩子，要把握自己，克制自己。
临走时，我们希望他看点书，认真改造，争取早日出狱，学点技能，走好今后的路。
晓南站起来，彬彬有礼地问我：“阿姨，你贵姓？”那恋恋不舍的神情，令我心酸不已。一个巨大的问好悬在我眼前——
如果多给他一点关爱，他能走进这里吗？
血案的警醒
古毛是个看上去并不凶残的聪慧少年，能说会道，很快就理解了我们的采访意图，很配合。下面是他的述说——
去年6月29日，我捅伤了高二一个学生，肝破裂，11月24日被判二缓三。回校后，学校要开除我，我据理力争，便保留了学籍。为了继续读书，我只好到湖北蕲春上学。
如果不发生去年的事，我就不会去湖北，也就不会发生今年的事了。而去年捅伤人，完全是被逼无奈，我多次向学校领导、双方班主任、当地派出所反映过。
去年上半年期中考试时，早上我在操场上打球，不小心弄破了高二学生姚某衬衫的口袋，他走上前就扇了我一耳巴子，要我双倍赔钱，或者当时就要赔新的。
我当然办不到，争吵中，当时就打了起来。后来老师处理说，把衣服拿去补一下，但姚某不同意。当时我的班主任要去安庆参加自学考试，就把这事交给姚某的班主任。那天，姚某的班主任正在唰牙，听了之后只说：你们去打，分个胜负再说！
事情便一再拖下来，姚某并不去找老师，只是常来催我。我挨了打，本就窝了一肚子气，也不愿赔。我在教室上晚自习，时常被糊里糊涂地打几拳，等反应过来，人已跑了。我估计是姚某和他的一伙人干的。我把这些情况向班主任、治安主任、派出所都反映过，他们的回答都差不多：等事情发生了再说。
6月29日期末考试，考完语文，我走到学校门口，姚某和七八个学生把我拦住，我说干什么？要打架不是？姚某说：我打的不是别人，就是你！
几个人就围上来，对我拳打脚踢。起初，我晓得处于劣势，只有挨打的份，就伏在地上手抱着头，任凭他们踢打。打了一气，他们也不停，我忽而摸到身上的水果刀，便拿起刀，狠狠地说：你们不要逼狠了，狗逼狠了也跳墙。而他却指着自己的胸脯，轻蔑地对我说：有本事你朝这里来！
我的火腾起来，再也不顾了，一刀捅去。也不知捅到了哪里，捅完就跑。只听一片追喊声，许多学生出来围追。我拿着刀，急红了眼。有人上来抱住我，乱哄哄之中，我又捅了出去。又跑，往学校里跑，一抬头，见校长老师们一大群正站在教学楼边，校长第一句话说：你这次闯的祸就大了。现在杀了人。后来就把我交给派出所。我这才知道是后面那一刀捅破了一个学生的肝脏。派出所当时要我交5000元，医药费自付，叫我爸把我领回去。
发生这事前我找了许多次，而且我要求让我爸到学校一起处理，班主任说：“你爸来有什么用？这是学校的事，要处理是学校处理。”我也就算了。
有时姚某来纠缠我，我向班主任反映，他只说：不碍事，你不要惹他，等他惹你再说。
有一次，见有人在教室打我，班主任站在窗外不进去，等打的人跑了他才说：刚才是谁打你？去叫我班1.6米以上的同学一人抄一个家伙，到他们寝室去打。
等我们40多人全抄着板凳、扫把、锄头去了，快到他们宿舍门口，班主任大概是意识到什么，忽然又说：你们驮这点家伙，呆会儿被人家两个班全踩死了。回去回去！
我们就又回去了。以后一直没处理。
我以前在班上总能保持前20名左右，平时没缺过课，人缘好，很看重脸面。如果不是学校一再拖着不处理，也不会出现后来用刀捅人的事。如果在捅人发生前，有校长老师急忙上前制止，也不会发生后来的事。没有被学校斥退到湖北蕲春念书，也就不会有今年清明节湖北蕲春的同学来我这里伙同抢劫的事。我就不会二进宫。
这逻辑也并非没有一点道理。任何事都有前因后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古毛之所以在错误的路上一步一步走远，固然有其自身逞一时之气，不能严格要求自己之因，而更主要的还在于学校领导、老师、派出所干警未能及时对他反映的问题引起足够重视，未能及时处理，乃至引发的后果愈来愈严重。
学校是集中教育的场所，教师的职责自古就是“传道、授业、解惑”，传道之所以摆在第一位，足见培养学生的高尚情操、正确的人生观、幸福观、价值观的重要。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一个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就如学生的父母，要善于发现学生的思想苗头，要善于防微杜渐。“你们去打，分个胜负再说。”“你不要惹他，等他惹了你再说。”——这样的回答，是解决问题的回答么？当学生自己提出让家长一块来处理。班主任又说是学校的事，要处理是学校处理。可学校对此却一直未能有效处理，一拖再拖，终酿血案。这样的校领导、这样的班主任、这样的派出所干警，能推托责任么？
给孩子一方纯净的天空
回望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我的心情十分沉重。我能体会到被禁闭到这里的每一个灵魂那无边的痛苦、懊悔与空虚甚至绝望。一失足成千古恨。许多花季少年无奈地在这里耗费自己美好的青春年华，太阳沉没了，无边的黑暗吞噬了他们人生的视野。作为父母、亲属、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成年人，我们能说对他们如今的处境没有一点责任与干系么？商品经济的大潮席卷我们今日的社会，而最难适应最无所适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就是我们的青少年。面对日益增多的充斥各类小店书摊的黄色报刊、淫秽录象光盘、性感广告牌……我们能平心静气麻木不仁么？
给我们的下一代一方纯净的天空吧！救救孩子——是我们每个成年人的责任和义务！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