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笔，偶然想起这样一句话，似通非通，也不像诗，姑且写下，作为本文的题目。戈宝权兄的夫人梁培兰嫂从南京来，告知友人她正在为编一本关于戈宝权兄的纪念文集，要我也写几句，作为纪念。我想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总会有一些良师益友，作为自己的楷模，鼓励他上进。我很幸运，一辈子虽无什么值得提的建树，但也曾有不少的良师益友，给了我不少精神上和学识上的帮助，宝权兄就是其中之一。只可惜我同他结交，只是在建国后，没能早在年轻时就受到他的教诲。我在一九五二年底才从南京被调到北京工作，虽工作在外文社，但也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兼任过研究员和学术委员，认识宝权兄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
宝权兄比我大两岁。他先在上海大夏大学学过俄文、日文和英文，后来在一九三五年到了莫斯科，作为《大公报》驻前苏联记者三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回国，到了武汉。我是在一九三四年去英国牛津读大学，一九四○年回国到了重庆。所以我们去欧洲差不多同时，他去欧洲比我晚一年，回国比我早两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虽经历过类似的遭遇，但一直未能会面。建国后五十年代，在外国文学研究所才初次相识。由于他从事俄罗斯文学研究，我早已闻名、神交已久，见面也不觉陌生，可惜我只懂一点希腊罗马及西欧文学，对俄国及东欧文学完全外行，不能同他切磋学问、交换意见。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虽然相识也有十多年时间，见面时也不太多，只记得有一次在外地开会时，我们曾同住一室，曾经听他谈及伊索寓言早期在中国的译文，我们很高兴。前几年曾通过我夫人戴乃迭写信到英国帮助他查找伊索寓言《况义》等有关的资料。后来又承他送给我一本他对此问题的研究。“文革”期间，我被批斗坐牢几年，同朋友断绝来往，平反后又忙于《中国文学》杂志的主编工作，也没有参加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所以在七八十年代期间很少见面，后来听说他重游美国回来就病倒了，我也没进城去看他，他又搬家到了南京，就更没有机会见面了。关于他的近况只从我在南京的妹妹和培兰嫂那里得知一二。
关于宝权兄的学识成就和扎实认真的治学精神已经有许多人称道过，这里不想再重复。我在这里只是回忆一下他同我过去的经历和交往。即将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中国人民饱经苦难、从衰败走向复兴的年代。在这个不平凡的世纪中，也出现了不少杰出的人才，为祖国将来的复兴打下了奠基石，做出不朽的贡献，宝权兄就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