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诗人笔下的黑人的形态和精神面貌都是高尚的，诗人赞美他是“图画上的巨人”，这是那个时代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所不可能出现的对黑人的颂赞。而更动人的是《自己之歌》的第十章的最后一段关于诗人自己接待一个逃亡黑人奴隶的描写。诗中描写了一个从南方奴隶主那里逃出来的黑人，途经他的屋子，他真挚而亲切地接待了这个黑人，并为他洗了身子，在伤痕上敷了药膏，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在一起同吃同住了一个星期。诗歌中所表露出的那种对黑人的兄弟般的爱是感人至深的。当然这不仅仅表现了诗人自己的种族平等思想，同样地也体现了人民的为解放黑人而斗争的愿望，我们知道，诗人在诗中的“自己”，就包括了“人民”的双重含义。更恰当地说，这是诗人以诗歌创作对奴隶制、种族歧视的严正挑战。
在《波士顿山歌》里，诗人深刻地讽刺了屈从于奴隶主的资产阶级。在其他许多短诗里我们也常常看到同样思想的表露。
在战前年代里，诗人还写了歌颂并支持欧洲革命斗争的诗。这些诗可以说是《欧罗巴》的继续，如前面提到过的《给遭到挫折的欧洲革命者》，以及歌颂法国革命的《法兰西》，都十分热情地歌颂了为崇高理想而斗争的法国的普通人。
南北战争之前的若干年，不仅是北方资产阶级与南方奴隶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刻化时期，而且也是北方资产阶级更趋发展年代。现实生活中所出现的繁荣和兴盛的景象，便不能不反映在诗人的作品中。标志着诗人战前时期创作特色的，除了如前面所提到的关于国内反奴隶制度斗争及表现欧洲革命斗争的内容外，诗人还对大自然、海洋、森林、原野、城市、农村等等，有过精致的描写。在那些把自然都赋予了生命的描写中，不管是鸟和花几乎都洋溢着欢乐的生气。难怪诗人竟把一首诗题为《欢乐之歌》，这些诗里面，的确是充满了诗人的乐观情绪，表现了诗人对生活的爱和对生活的信心。
惠特曼也以巨大的热情歌颂了人民的劳动，《开拓者，啊，开拓者哟》及《大斧之歌》中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
三
一八六一年南北战争爆发了。诗人对这场反对奴隶制度的战争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毫不迟疑地投入了战斗。诗人自动参加了纽约百老汇医院做看护伤员的工作，一八六二年底，他到了前线，后来在华盛顿的军医院里服务。诗人是以崇高的人道主义精神来从事他的工作的。他代伤员们写家信，为他们朗诵诗，并且把他靠抄写公文和零星稿费维持生活的微薄收入拿出来为伤员买糖果等。
在战争中诗人又受到了生活的锻炼，这时期他写出了《鼓声集》。这部诗集可以说是南北战争的记录。诗歌中真实地反映了人民在这场反对奴隶制战争中的生活情景。这些诗不仅仅有鲜明的战斗情感，而且也比以前的某些作品更为简练和有力，在带有故事情节的诗篇中，人物性格的刻画也比较突出。例如，《离开田地吧，父亲》，对参加解放奴隶战争牺牲了的农民的儿子的刻画以及对其家人的描写都是十分动人的。《冬冬！冬冬！战鼓啊！》一诗可以说是战斗动员的号角。诗人让号召战斗的战鼓和军号声冲进教堂、学校、居民之家、田野、城市、交易市场等一切地方去，动员人民去参加正义的战争。
诗人确信普通的人民才是这一战争的真正拥护者和支持者，对那些软弱和散布失败主义情绪的官僚政客们，诗人总是痛斥无余的。
在战争期间，诗人认识了林肯，他非常敬仰这位为解放黑奴而战斗的美国人民的儿子。当林肯被刺死后，诗人非常悲痛，他所写的纪念林肯的几首诗可以说是相当成功地表现了美国人民在林肯死后的真实感受。《当院里的紫丁香终于开放的时候》《啊！船长！我的船长》都是极出色的诗。这些诗后来也收在《鼓声集》里。
战后，一八六五年初，诗人在内政部做一名小书记，由于部长哈兰看了《草叶集》，认为那是一本“伤风败俗”的书，而因此将诗人解雇。以后诗人又到检察署服务，在这里一直工作到一八七三年因病退休。
南北战争是以南方的奴隶主的失败而告终的。但是胜利并没有使人民获得真正的解放、民主和自由。相反的是，资产阶级拼命掠夺人民在战争中付出血汗而换得的胜利果实。惠特曼原来对反对奴隶制战争的结果所抱的希望，不能不因而破灭。诗人像千百万劳动人民一样，曾经幻想随着奴隶制度的粉碎而应该在美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但实际情形却是，垄断资本的逐步加强，大资产阶级对农民的掠夺、对工人的剥削更加残酷。而随着垄断资本势力的增长，大资产阶级加强了比奴隶主更加凶狠的反动统治。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越来越明显了，人民重新陷入痛苦的生活境地之中。
现实生活的教育，使诗人不能不逐步看穿资产阶级的真正面目。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诗人的笔就是指向资产阶级的掠夺、虚伪和贪婪了。内战之后，惠特曼写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这些作品有不少是揭露资产阶级对现实的粉饰，和严厉斥责资产阶级背弃民主原则的。一八七一年出版的《民主的远景》，就是鲜明地表现诗人对现实生活的看法的一部作品。诗人认为：民主的理想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压力下将被消灭。他为资产阶级的堕落和无耻以及政府的贪污腐化而愤怒，他把“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社会比作寓言中魔法师的蛇，那蛇会把一切都吃掉。他把当时的社会称之为“什么是我们的高级社会？一群庸俗不堪的、穿得阔绰的投机商人和俗物”。诗人那种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的情感，作品中那种有力的对资产阶级的打击，是当时的文学创作中绝无仅有的。
当然，在战后阶段诗人也并没有放下诗歌，在数以百计的诗篇中，像在《啊！法兰西的星》《一八七三~七四年的西班牙》等诗中，诗人歌颂了欧洲人民解放斗争的崇高意义。
一八七三年，诗人因得了半身不遂症，才离开了华盛顿城，此后他就住在新泽西州的堪姆登城直到他死时。诗人最后的二十年间，是依靠版税和讲演所得以及朋友们的帮助来维持生活。虽然年老多病，他始终保持着乐观精神，年轻的社会主义者贺瑞斯·特劳贝是他最亲近的朋友，特劳贝每天都来看他，保存他的一切手稿，记下来他的言论，为后世保存下来不少关于诗人晚年的珍贵材料。诗人死于一八九二年三月二十六日。《草叶集》在他生时一共印行了十版，后来的增订本比第一版多得很多，包括他后日所写的诗。
诗人认为文学应是促进人类和平友谊的手段，也只有这样的文学才是重要的。作为美国资本主义上升期的诗人，他歌颂了民主和自由，抨击了当时阻碍社会发展的奴隶制度，并亲自参加了为解放黑奴而进行的正义战争。《草叶集》就是他战斗的一生的记录。为了《草叶集》他受尽了毁谤并遭到种种迫害，但他从不灰心，从来不向恶势力低头。在苦难中，他从未采取懦弱态度，而在劳动人民中得到鼓舞支持的力量。他曾这样说：“我一定要强调群众；当我看到平凡的人民，我对将来就不会感到疑虑。”
当然，《草叶集》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也必然有着那个时代的特点和局限性，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衡量当时的文学，在今天，“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这面旗帜已被抛在一边了”，“民主”和“自由”只在某些场合被用来为帝国主义者骗人的幌子。但在惠特曼的时代，在他写作《草叶集》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民主自由”乃是新兴资产阶级用来与当时存在的落后奴隶制度对抗的进步旗帜。在惠特曼的诗里，“民主自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向敌人射击的有力的子弹。尽管诗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也就开始感觉到自己民主理想的破灭，但他对于人类的美好的未来还是有着充分的信念。
在诗的形式方面，惠特曼的自由诗是一个大胆的创造。他深信诗的形式应该服从于内容，而认为当时流行的传统格律诗已经不能表达新的东西，所以必须突破旧的拘束。他的自由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反映当时新兴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要求，在打破传统形式方面也是做了巨大贡献的。
惠特曼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诗里反映的思想在今天看起来有时是矛盾的。在他晚年，他同情英国诗人威廉莫里司参加工人运动，他自己也说过：“有时我几乎肯定将来是社会主义的世界，在某些方面我不敢接受它，但它像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他这种矛盾的态度表明了惠特曼的思想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经过现实的教育和长期的斗争而放弃了对资产阶级民主的信仰，这是我们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惠特曼对中国人民早已不是一个生疏的名字了。还在五四运动年代，惠特曼便开始被中国诗人所介绍，诗人郭沫若曾在那篇充满了对旧世界叛逆精神的诗歌《匪徒颂》中，称“反抗王道皇室的诗风，饕餮粗笨的惠特曼”为文艺革命家。我国当代的许多作家也十分赞誉惠特曼的作品。中国人民把《草叶集》看作是人类文化宝藏中的珍贵遗产之一，我们把对这部伟大诗歌的珍爱与保护，对它的重视与研究，作为我们对于《草叶集》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