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人就是要坚强到底，就是身负重伤，只剩下最后一口气时，也要挣扎着对医生说：‘大夫，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抢救一下。’”我结束停职后，黄所长找我谈了一次话，从所长办公室出来，我就这样安慰自己。我感觉坚强不是问题，问题是仇恨。怀着无法消除的仇恨，我赶到了厕所那儿——那个让我出事的地方。这是一间再普通不过的公共厕所，北面是男厕，南面是女厕。我围着厕所转了两圈，大吼了两嗓子，抬腿就冲着女厕的墙上狠踢了两脚，这才稍微感觉有点解气。不过，我刚踢完，女厕所里就有老娘们的声音传了出来：“干什么呀？混蛋。”我怕那老娘们儿一下子冲出来，扭住我大喊“抓流氓”。我就会马上变成一个骚扰良家中老年妇女的恶棍，被见义勇为的群众们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在老娘们儿的叫骂声里，我飞似的逃了。我恢复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五，正赶上值夜班。一起值班的几个人在 110出警室内热火朝天地打扑克，我不愿同流合污，便躲到二楼的办公室里看书。对我而言，一切都是原样，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走到窗前，看着街上的万家灯火，安慰自己道：人总是要犯错误的，否则正确之路上一定人满为患。星期一早上，我来到单位后，先打扫了卫生，又给每名同志倒茶，包括杨晓月。我的勤快让人感觉怪怪的，也许犯错误的人常用这招来挽回一点受损的面子。
平日里，这些活都是协勤去干的，轮不上正式民警动手。我手持暖瓶的样子让协勤受宠若惊，个个仿佛得到皇帝宠幸的宫女。当然，杨晓月除外，给她倒水的男民警和协勤多了，连所长都给她倒过，根本不在乎我一个。
10点钟的时候，杨晓月起身出去了，是到厕所的方向。回来后，我发现杨晓月脸蛋红红的，像小母猴的屁股。杨晓月找了块抹布，又跑了出去，十分钟后，她再次回来了。杨晓月坐了半天，脸上才褪去了羞色。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异常，除了我之外。
这正是我意料之中的。
星期五的晚上，我干了一件非常解气的事。我闯进了派出所一楼的女厕所“视察”
了一番，还用左手在墙上写下了几个歪歪扭扭的字：“杨晓月，我爱你。”现在的我对女厕所充满了偏见，连单位上的也不例外。我知道从我写下字迹开始，距离杨晓月下次去厕所会有两天的时间，期间值班的同志能倒好几倒，她从值班的人员中根本推断不出是谁的手笔。
我曾问过刑警支队负责笔迹鉴定的哥们儿，对左手写的字如何进行笔迹鉴定？哥们儿答没有好法，就是凭直觉。由此我知道所谓的笔迹鉴定是存在很大误差的，我也知道就凭那些笔迹杨晓月根本无从知道是我干的。
杨晓月可能根本就想不到字是用左手写的，或许还能以为是某一个来所里办户口的男人走错了厕所而搞的恶作剧。我觉得“左手”真是我命中的福星。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迷上了尝试用左手干一些东西，比如擦屁股之类。当然，一开始会很笨拙，常能把屎擦到裤子上，由此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能游刃有余地擦屁股是人生的一种多么美好的境界啊。科学家们也说多锻炼左手可以增强小脑发育，激发人脑潜能。我对此深信不疑，除了用左手擦屁股之外，还开始用左手写日记，甚至记询问笔录。
事物都是有发展过程的，就像《活着》里说的“小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再长大了，就变成了牛；等牛长大了，共产主义就到了。”用左手写字也一样，练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的左手明显灵活多了，功能几乎达到了右手的百分之八十。
当然，这都是女厕所带给我的变化。我的后天左撇子显然吸引了一大批人的注意，其中就包括厕所里的受害者杨晓月。我的理由冠冕堂皇：用左手做事可以让双侧大脑得到均衡的锻炼和发展。我的怪癖居然影响了众多的人。一些联防队员用左手吃饭，居然没吃到鼻子眼里去。更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杨晓月甚至会用左手打羽毛球，后来，杨晓月又会用左手梳头，用左手吃饭……
杨晓月很快就继我之后，成了另一个彻头彻尾的左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