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王介南
整理|周华诚
没想到，在有生之年，我王介南还能成为“大师”———2010年8月18日，新华社发了篇题为《民间洛书研究大师———王介南》的专题报道，好像一下子给我戴上了“大师”头衔。其实对我来说，大师不大师，区别并不大；我活到今年已经89岁，还会在乎一个虚名吗？
躺在公园椅子上，一个穿军装的问我：小鬼，当兵去不去？我半秒都没犹豫：去！
我是穷苦人出身。我们家没有土地，一家四口一年的口粮，装不满一个绍兴老酒坛。1936年家乡大旱，走投无路的父亲带着母亲和我姐姐到宁波求生。他自己在码头做苦力，两百斤的麦包哼哧哼哧从船上扛到码头，又从码头扛到仓库；我妈妈做了烧煮婆，是供人差遣的下人；大我三岁的姐姐当小保姆，陪东家小伢儿玩耍，只有饭吃，没有工钱。
那年我8岁，寄养到外祖父家里。小学毕业，我外出求生，到宁波一家商业电台当学徒。不久日本人打来，电台倒闭，我学徒做不成了，只好四处流浪，吃了上顿没下顿。中山公园长廊上有椅子，我常在那躺着假睡，挨过饥饿的时光。
那天我正躺着，一个穿军装的人问我：“小鬼，看你整天瞎晃，当兵去不去？”我半秒都没犹豫：“去！”
“今天夜里就走，去不去？”
“去！”
当兵有饭吃，怎么会不去？后来知道，这人是国民党高射炮兵排排长陈鄂，部队驻守镇海要塞炮台，是蒋介石嫡系部队。我会写字，文化比普通兵稍好，就到连部做了文书，写写发饷名单，接接电话。
没多久，日本鬼子攻占金山卫，部队撤到江西、贵州，我当了军需上士，管被服，1938年我加入国民党，现在看来，算是国民党的元老了吧。但我自认为不是当军人的料，小时体弱，发疟疾差点要了小命，当兵纯为混口饭吃，不是长久之计，就想离开部队。那时离开也容易，想走就走，连长求之不得，他正好吃空饷。
陈鄂做了副连长，带兵到蒙自作战，手下一个兵临阵逃跑，陈鄂大怒，抓回来割了他耳朵。结果陈鄂挨了军法，被撤职查办，坐了几天牢，出来正好碰上我。我说我想去念书。他就陪我到重庆，看有没有念书的机会。
在“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当抄写员，4年自学的收获，比读一般的大学要多。
到了重庆，陈鄂找到他的一个老上级，这个人在万州当了新兵营营长，营部正好缺两个人，陈鄂当了中尉副官，我当了中尉军需。照理说，这也是个不错的职业，有饱饭吃，有小官做，何乐不为？可我还是想念书，营长留也留不住。
这中间，我捡回两条命，一次是敌机轰炸，炮弹呼啸落在脑后，我扑倒在水田里，那弹坑就在身后十多米，看看都怕。另一次到长江边洗澡，黑灯瞎火中一脚踩下去，就被急流冲走，幸好一个姓徐的军需上士拼了命救我上来。经历了这两次死里逃生，我越发认为当兵不是好出路，不知会葬身何处，于是只待了四个月，就是下决心离开了。
说句实话，我回忆这辈子走来，只觉命运不由人。想那时四处流浪，没有饭吃，要是一个流氓来问我，打架去不去，我也就去了；要是那时没离开军队，我也成了炮灰。事实也的确如此，那部队后来去了东北，辽沈战役打完，留下来的有几个？陈鄂自此音讯杳无，恐怕也是死在战场了。
离开部队，又是陈鄂送我———他有个堂哥，当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毕业，是国立编译馆地理研究所的研究员。他堂哥帮我安排了一个工作，单凭我会写几个字，就在编译馆下属的“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当了抄写员。
这让我的人生走到了一个最重要的当口。
65年后，陈鄂在我梦中出现。那时，我已经80多岁。陈鄂对我人生影响多大，可想而知。
这个“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前身是三民主义编纂委员会，它的主任委员，竟是国民党的元老戴季陶。这里是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有孙中山时期的同盟会会员王宣、尚德小学校长沈树国、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身的徐仲恩，等等。
我在这里读了许多书。自学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也读冯友兰的《哲学史》。4年自学的收获，比读一般的大学要多，尤其是哲学方面，这也为我今后从事研究打下了基础。
1945年，我参加“战区学生甄别考试”，及格后进入教育部特设的大学先修班读书，地点在江津的白沙镇。读了一年，通过结业考试，我获得保送资格，以同等学力考入国立浙江大学法律系，到杭州读书。
入学前，要通过一次分级考试，我考了80分，获得全公费。这说明我的自学能力还不错。
我和她，地理距离遥远，家境悬殊，看不到爱情的前途，关系自然就疏远了。
在重庆时，编译馆有位老前辈苏景由，杭州人，日本留学归来，擅长书法、作诗。他女儿苏文华，跟随父亲身边，我们于此相识。她年龄比我小，虽门牙有些龅出，人依然漂亮。她身体不太好，战争时期没有正式读大学，后来她也随父亲回了杭州居住。
1947年，因反对国民党打内战，进步学生要罢课，教学秩序也乱了。我家里穷，不上课就影响学分，学分不足就无法毕业，不毕业就找不到工作，所以我是不同意搞罢课的。他们一闹罢课，我就只好跑到苏家去玩。一来二去，我就和苏文华谈起了恋爱。
1949年生死交关，大家都是瞎子算命，都凭天意。我在苏文华和她父亲面前，谈到想投靠灵隐寺，做小和尚，同时研究哲学，或许可成大业。他们哈哈大笑，说不可不可。苏老先生则说，投诚共产党是上策。这样，我才定心了。我自问虽曾入过国民党，但无反共反人民的劣迹，应该会有个出路。
这一年，我浙大毕业。5月4日，杭州解放，仅五日后，我就前往谭震林担任校长的“浙江干部学校”一期报名参加革命。
事实证明，这条路是走对了。三个月后毕业，我被分派到当时的九地委政策研究室，搞农村调查，还获了二等功。
那段时间农村局势不好，国民党残余势力还在，我们有同志被杀。我下村搞调查，胸前挂两个手榴弹，扛一支日本大盖枪，单人或没带武器就不敢出去。幸运的是，这些武器一次也没用过。
苏文华报名参加了浙江干部学校二期。三个月后，她到了部队，可是吃不了苦，只得放弃参加革命的大好机会，投靠在北京任职的父亲去了。
她这一去，顿时让我觉得差距实在太大，不仅地理距离遥远，更重要的是家境悬殊，我有自知之明，看不到爱情的前途，关系自然就疏远了。
真正提出分手，是在我的婚事定下以后。1951年，我分到新登中学当教师，与小我6岁的学生孙美娟恋爱，两年后结婚。我这才给苏文华写信。否则，这封信怎么写？模棱两可的话，多说也无益啊。
1994年全国钢笔书法比赛，我获一等奖，赴京领奖，托熟人按40年前的老地址去找苏文华。那人跑了一趟，地方找着了，人也见着了。我特别叮嘱，不要透露我的名字，只要见到就好。我的本意，只是有些记挂她，却不希望再相见。
我要讲真话，引火上了身。牙齿被打裂，禁闭也关过，进校办农场拉粪，一拉三年。
为什么我要把话扯得这么远，说这些陈年旧事？我回忆一辈子，觉得任何事都是有因才有果。我后半生练书法，研究洛书，都跟我的前半生有关：正是因为前半生碌碌无为，受制颇多，才有我后半生的潜心钻研，试图重新走出一条人生的光明大道来。
在新登中学，我是“万金油”教师，历史、语文、地理、美术、英语、代数，我都教过；还自己编写字帖，教学生练字。我工作成绩不错，但在那些特殊年代，因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我成了必不可少的“老牌运动员”，吃尽苦头。
1957年“反右”时，我秉直讲真话，贴过两张大字报，更是引火烧身。第一张是“三反五反斗争中有的人是被迫自杀的”，这条贴出去，够不够右派？
第二张，我贴的是“不要让老百姓讲我们海马屁造反”。
我班上一名学生，写了一篇周记，“这星期我家杀猪吃猪肉。”我一看不对头，不过年不过节，你杀什么猪？一问，学生说是小猪，喂不起就杀了，9斤重！
当时我住农民家，东家跟我聊天，发牢骚说：“王老师，现在县上做事情，就像海马屁造反，瞎吹牛呢！”
我曾经立下志向，要做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资本论》研究者”。我是要讲真话的。宣传部门还给我们优秀教师开会，要我们“帮助共产党整风”。我过于天真，也听话，就当了真，大字报一贴，我引火上了身，批我的大字报一直贴到家里台灯上。中学生在路上碰到我，都拿指头戳着骂：右派！
游街、钻桌、地上爬、“体验生活”、吃耳光？ ？每天晚上要审查，想尽办法叫我丢脸。我的牙齿被打裂，禁闭也关过，后来进了校办农场，拉粪，一拉三年。
亏得有这拉粪的三年！让我好好读了三年书。《马克思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看完，提高了我的思维水平，对以后练书法、改革笔具、研究洛书，都有莫大帮助。
参照日本的蘸笔，重新设计钢笔笔尖，研制出毛笔化钢笔，并申请了专利。
回头想想，我的前半生灰暗惨淡，后半生光彩焕发；光彩焕发的后半生，从我离休开始。
1984年我一离休，就开始练字。
我的字一直都好。在部队，在重庆，写字是我人生的支柱。离开了教师岗位，我潜心练习书法，天天起早练小楷。一年后，我的书法作品在省里、全国都拿了奖。
毛笔化钢笔，20年前轰动一时。我看到许多人，已不会用毛笔，但钢笔有其局限，笔锋变化没有毛笔多。我参照日本的蘸笔，重新设计钢笔笔尖，扩大笔尖与纸的接触面，用这样一支钢笔，能写出毛笔的效果来。
这项发明我申请了专利，自己觉得前景很好，准备办厂。厂没搞起来，主要原因还是财力不够。后来联系加工、组装，总共生产了5000支钢笔，前前后后花了十多万元，是儿子和女婿出的。
事情往往没想象的容易，我没有销售队伍，这钢笔又不是正规大厂生产，进不了百货公司，倒是有个亲戚到部队卖了一批？ ？
市场化的路子没走好，不代表这东西本身不好。1996年，浙江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先后采访我，播出了专题片《毛笔化钢笔的发明者王介南》。
我的书法水平也很突出，有人曾对我开玩笑：王老师，如果你一直执著于书法，现在可不得了，别说什么汽车，恐怕别墅也有好几幢了！
我热血沸腾，决定接受挑战，从中国古代天文学着手，探索宇宙和生命未知领域的奥秘。
后来我为什么把书法搁置了？我发现了另一个事物，这个事物更有趣，更可以托付我余生的全部精力。
这就是洛书研究。
洛书本是方士手里的东西，古代称作龟书，传说有神龟出于洛水，龟背上有此图像。说简单点，就是九个数字排列，横加竖加斜加，都等于15.
可别小看这东西，它是数学之源，是伟大祖国的瑰宝。英国科学家李约瑟说，“人类古文明的源头在中国。”我要说，“人类古文明的源头在中国”的物证，就是洛书。
我为何会研究这一课题，纯出偶然。一天，我看到1984年11月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杂志《信使》，信手一翻，几篇文章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一篇是《大爆炸论》，讲宇宙起源，内容高深、新鲜、神秘，我闻所未闻；另一篇《生命的奥秘》，作者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宇宙学科学家卡尔·萨根，他居然把我国西汉时期的伏羲女娲古鱼之图，跟英国爱丁堡天文台摄制的DNA 双螺旋结构照片并列，放在文章的中心位置，试图把古代东方智慧与现代西方科学结合，阐述生命的起源。
我看了这两篇文章，思绪久久陷在其中。一个外国科学家，为何看中伏羲女娲古鱼；这古鱼和DN A结构究竟有何关联，数学上如何分析？ ？
《信使》开篇社论说：“我们向读者挑战，在进入那看不见的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王国之后，敢不敢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
我热血沸腾。我决定接受挑战，从中国古代天文学着手，探索宇宙和生命未知领域的奥秘。我读了很多东方古代哲学著作，也读西方现代经典。因为懂英语、俄语，我还读了柏拉图、爱因斯坦、霍金、达尔文的原作。
那天，我为出版社写一本钢笔字帖《三字经》，当写到“曰水火，木金土，此五行，本采数”时，我眼睛一亮，豁然开朗！原来古人认为，世上万物都由五行构成，相克相生，五行学说的核心是一个“数”字。
我把这些话的数字结构转换成几何形式，从而推演出一个洛书矩阵出来，甚至和DNA双螺旋结构相通，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然后，我又用同样的数理思维方式去演绎洛书，研究洛书。从此洛书成了我开启宇宙奥秘大门的钥匙。
普通人觉得我在搞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无可非议；但连专家教授也看不懂，这就麻烦了。
我王介南，可说是一个会动脑筋的人，一辈子停不下来。
《易经》是从洛书演变而来。我们国家研究《易经》的人很多，但多偏于易理，例如讲人生道理、处世哲学一类，很少有人研究《易经》的数学。数十年间，仿佛一谈《易经》就是迷信，多少优秀的传统文化被漠视，我们的文化自觉是很让人忧虑的。
我研究洛书23年，许多人说看不懂。普通人，觉得我在搞什么玄之又玄的东西，这无可非议；但专家教授也看不懂，就连请人指教也难。我的理念来自《易经》，举例说明却是粒子物理———这就麻烦了，你去请教物理学教授，他说他不研究《易经》，对不起。你去请教易学家，他说他不研究现代物理，对不起，请你另找他人。
有一次，我托一位博士研究生，请他把我的一篇文章送给他的导师。两个月后，我登门求教。一见面，这位博导十分直率地说：“我的物理知识，从高中到大学，从学生到做教授，都是西方的。我从来不研究什么洛书。我知道洛书是个幻方，可以做数学游戏，但未听说有人用洛书做数学模型来解析现代物理。我已老了，退休了，也不想研究洛书了，你的文章我没有看？ ？如果你能用洛书理解现代物理，那是了不得的。”
说完，他就从沙发上起身，做了一个手势，表示话说完了。我一头雾水，只好告辞。
我的研究著作，出版也难。出版社编辑说：“你出钢笔字帖，出十本都没问题，你出这个，出一本都担心。你不是研究粒子物理的，却要出版粒子物理方面的书，我真有点慌兮兮。”
我只好找专家学者审阅书稿，请他们提意见。半年后，美国耶鲁大学博士、供职于美国陆军部水城研究所的焦蔚芳先生的意见书来了。他认为，这一著作是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之作，“从未有人用洛书这个古老的数学结构，来解释现代科学。”
“王介南的洛书数理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当代正在进行中的整体论科学体系替代还原论科学体系的进程。”
这句话，拗口吗？这是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宋正海研究员的原话。这句话太重要了，你一定要写到文章里———我们通过做实验证实某个东西，是还原论；而整体论，不是以实验为主了。譬如说，射电天文学在1965年观测水星得出结论，水星自转周期等于它的公转周期的三分之二。这个观测结果很准确，但是为什么是三分之二呢？这就无法回答。而我们的《易经》、八卦或者说洛书，是整体论，它就能够回答。
我撰写的关于洛书研究的论文在国内外接二连三发表，一篇论文入选2005年欧盟中华文化高峰会议大会，只因当时生病住院，只好由别人代读。专著也出了四本，最重要的是《洛书———终极理论：一个单独的公式》，这本书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
而今八十九了，耳聪目明，思维也清楚，没有老来糊涂，幸甚幸甚！
很多人推崇我的书法，但我自己认为，跟洛书研究比起来，我的书法不过是雕虫小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是曹丕说的，我的洛书研究在漫长的时空里，终会留下一抹闪亮的印记。
最后，我还要提到我的妻子孙美娟。这二十多年，我对洛书研究是不舍昼夜。每天凌晨四五点钟起床，伏案书写；夜间一觉醒来，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马上起来落笔记录，也许就到天亮了。为了支持我搞研究，妻子承担了很多家事，也失去很多该有的慰藉。比如我享受离休待遇，每年有一次外出旅游的机会，而我因为这项研究，绝大多数放弃了。这就害得她也老是守在家里。甚至有一次，去云南的车票都买好了，出行前夕我临时变卦，不去了，退票还损失了300多元钱。
我终日神游八极，超然物外。妻子体弱多病，我很少陪她上医院；为她煎中药，烧爆了两个药罐。有次临时为她到医院取药，到了医院还问人家星期几，医生上不上班等等。换了别人，非跟我离婚不可。
金婚那一年，我俩拍了一个合影，我在照片上写下一句话：“赖勤增岁月，托寿补蹉跎。”
从1984年至今，我可以说完全没有浪费时间。而今八十九了，耳聪目明，思维也清楚，没有老来糊涂，幸甚幸甚！“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