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秋天，我被派到某单位去帮助工作。那时我还没辞掉公职，白天八小时必须坐班，晚上吃过饭要连续写四个小时的小说，这样时间就被安排得满满的，所以我不希望再有其他安排，但因当时公务在身，有时也不得不被人安排。
有些人对于文学的理解极其肤浅，认为一个写作的女人应该是怎么怎么样的，对于这样的人我肯定会使他大失所望。我不是他们所想像的那种人。我从不多愁善感，我交朋友有自己的原则，我喜欢大气庄严的东西，不喜欢小猫小狗之类的小摆设。我的写作和生活是分开的，我不是小说中的某一个女人。我的绝大部分热量都在作品中释放，生活中我的处事态度是平静、温暖而友善的，这种友好的处事态度可能会使某些人产生一些误会，误以为我的热情是有某种含义的，有时甚至会想入非非。
老楚在那个我要去的单位里负点小责，我被派过去帮助工作，被分配在老楚手下干活。
“你好像不太爱说话。”他一见我就说。
我看见他西装的背后掉满了花白的头发，头发留有明显的刚刚梳过的痕迹。他有意无意地拍我的肩膀或后背，他的手心仿佛长满火烫的肉刺，动一下便狠狠地扎我一下，他的声音总在我头顶上方飘荡，进入不了我的耳道，震动不起我的耳膜，他发出的每一个音符对我来说都是悬空的，一句一句落不到实处。
“你好像听不太懂我在说什么。”
他说话的腔调怪极了，既像是关心又像责怪。他说话的时候总感觉他的唾液分泌量过多，口水滴答的。后来他又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清楚，总是一阵阵走神，真不知道与这个人共事这漫长的一个月该如何度过。
老楚非常关心我，但这种关心让我觉得好像是皮肤外面长了个肉瘤子，既多余又累赘。他每天问这问那问我这个吃不吃那个吃不吃，搞得我一听“吃”这个字心里就紧张。他每天都要送一只半青半红的、形状好看的苹果给我，放在我临时住的招待所房间的窗户上。我哪有心思吃什么苹果，一心只想早点结束工作，早点回北京。我一向很怕出差去外地，连旅行也不是特别喜欢，哪怕是安排得尽善尽美的的旅行，沿途的宾馆饭店都很高级，牙膏牙刷淋浴喷头都很好使，也因换了床而睡不着觉，松软的白枕头洁净的白被套到处流露着一股陌生的味道，手头空空的常用的那些东西也不在手边，那种翻来覆去的难受不失眠的人很难体会得到。这回出差又多了那些苹果，在窗台上一个一个蜡做的似的那么陈列着。
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脸被镜子上方那盏灯映得铁青。那些苹果一个个仿佛长了眼睛似的，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的举动也是有点反常，我手里拿着一把红塑料梳子半夜梳头，把长发笔直地梳下去、梳下去，梳得一丝不乱。我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后来我又发现我在连夜收拾东西，离回北京的时间还早着呢，我这是要干什么？想逃走？一想到“逃走”这个词我心口怦怦直跳，镜子里泛青的面孔更加青得厉害，就在这时，敲门声朗声响起，仿佛有人窥见了我的一切心里活动，要将我及时扣留在这里。
我紧张兮兮地把门打开。
老楚手拿苹果站在门口。
那一天，老楚在我房间坐到很晚，对于他的一再暗示我只好装傻装愣——假装什么也不开窍，什么也听不懂。事情似乎就这么过去了，对于他送来的一颗颗人心样的苹果我一口没动，放在窗台上让它们自然腐烂。秋日里的太阳总是有些黄得不正常，那种黄颜色好像在金黄里面又抹了蜜，麻酥酥暖洋洋的，照在那排苹果上，苹果也变成了黄里透红的颜色。
后来我发现那些苹果并没有腐烂，而是在阳光下一点点地流失了水分从而变干、变皱。在我离开那个房间准备回北京的前一天夜里，那些皱得不成样子的苹果忽然间神秘消失，窗台上空空荡荡，月光平稳而均匀地照射进来，白亮白亮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好像从没有发生过。
我回北京那天老楚没来送我，他到处跟人说是为了避嫌——好像我把他怎么着了似的。不是他想吃苹果，而是那些苹果想要吃了他，在他嘴里事情整个地被颠倒过来，我成了一只想要吃人的疯狂的苹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