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二百岁了，如果他活着的话。
但他短命，五十一岁，就谢世了。有人为他鸣不平，说，司各特的一生，如日中天；歌德的有生之年，就已享有不朽声名。然而，巴尔扎克在他生命中途，还未登上高峰，就溘然病逝……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犟不过天。这样，按中国标准，他的年龄只能算中青年作家。若是与文坛诸老一桌子吃饭的话，肯定是敬叨末座的人物。可是，在人家那儿，他刚出道不久，就当上文学家协会的主席。他括着的时候，除了他欠钱的债主外，他是老大。他死了以后，那些向他讨账的执达吏（估计是税务局的稽查员或审计员），也到上帝那里去了。从此，他在文学史上，就是永远的老大了。
这位法国作家，真敢花钱，真敢借钱、透支，对他来讲，小事一桩，债主逼门，他连眼睛也不眨一下，请坐请坐，有话好说。说实在的，他的资产负债表的记录，不值得我们羡慕，他去世后丢下的一屁股、两肋巴的欠债，不得不由他新娶的俄国太太来还，这软饭吃得也颇令吾等须眉泄气。
另外，他还有一种过度的嗜好，不值得我们仿效。他那种拼命用黑咖啡提神的做法，对于他减寿可能起到不良作用。
有人统计过，他为写作大概喝了一万几千杯的咖啡。他的写作神经，受到太多的咖啡因刺激，多产高产是直接效果，早衰早逝则是间接效果，这是双刃剑，你得到了作品，也付出了生命。
但是，生命固然重要，作品应该更为了不起，正如雨果在他墓前演说中指出的：“他为我们留下的作品，一座高大而坚固，建立在花岗岩基石之上的丰碑。”这座丰碑，却是存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人们永远景仰。他的创作劳动，那塞纳河上渔夫所看到的终夜不眠的灯窗，这种劳作精神，对我们当代缤纷多彩的中国文学，说不定会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他当文学家协会主席，不是靠上级任命，而是靠暗箱操作，不是靠嘴皮子卖大力丸的结果。他被称之为文豪，为大师，是他至今还有生命力的作品，得到尊崇的结果。巴尔扎克这座丰碑，经过二百年岁月的荡涤磨砺以后，如雨果所料的，仍然“闪耀着作者的不朽声誉”。看来，时间是文学的铁面法官。小孩子吹出来的肥皂泡沫，虽然能在阳光下闪现美丽的彩虹，可是，转瞬间便会化为乌有。
大概有泡沫经济，也就难免有泡沫文学，这也许是当代文学中的一道风景线。所以，出书必须炒，不炒小成书，作家不炒，出版社炒，出版社不炒，作家的哥哥妹妹们也要炒，已成时尚和惯例。炒书的同时还要炒作家，于是，文坛花絮，作家片断，与女歌星的婚变、女演员的情史，一齐在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出现。不是忙着应付洋人的午夜来访，就是躲开狗仔队的年终追击，不是将赴外国接受铁十字勋章，就是出洋领取本年度比萨饼连锁店评比出来的文学奖。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人失去自馨心了吗？》，起码在文坛，好像这种缺乏自信的遗患仍在，凡洋人一点头，马上这位作家就找到了大师的感觉，一举手一投足也有了大师的模样。这些年来，外国老娘婆不知替中国接生了多少个文学大师，一会儿这个是，一会儿那个是，结果也不知是先天不足，还是后天失调？抑或由于洋奶水对中国作家产生水土不服的反应？至今弄不清楚这些大师多大程度是真，多少成分为假？所以，在分不清究竟是狸猫换太子，还是太子换狸猫的情况下，倒是应该寄期望于读者，不为炒作起来的喧嚣所动，回到古典，读一读巴尔扎克或别的经典作品，也许不失为浮躁中的一贴清凉剂。
因为文学作品究竟不是狗不理包子，只有剐出蒸笼就端上来咬一口，最为佳美，一凉了，汤凝油固，便味同嚼蜡。
《红楼梦》出屉至少有二百多年，至今仍然是一碟不可多得的佳肴，巴尔扎克写作的年代，相当于嘉庆、道光年间，比《红楼梦》的康雍乾晚上百年，他笔下的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时不时地挂在人们口头。这就是名师制作的美味，只消品尝过后，那齿颊生香的记忆，会长久令人回味一样，说明好的作品永无过时这一说。
巴尔扎克，从出道起，一路走来，也是并不平坦的。
他刚刚写出作品时，难能免俗，还曾经化名一位什么伯爵，发表文章说“巴尔扎克先生的天才，在这两卷著作中露出了锋芒”。那是他对自己还不具备足够信心的表现。他早年把处女作呈献给一位法兰西院士，想得他的指点时，想不到得到的回答是：老弟，你什么都可以干，就是不能干作家这个行当。据同时代不太喜欢他的人回忆，认为巴尔扎克这个人，是个一文不名的家伙。甚至欣赏他的波德菜尔，也说巴尔扎克的文笔给人一种“冗长、拥塞、芜杂的感觉”。
他终于还是成了法兰西文学中的大师，这是实力的胜利，也是劳作的胜利，更是坚持理想直奔而去不迭目标决不罢手的胜利。托尔斯泰说他最推崇的三位法国作家，一、斯汤达，二、福楼拜，三，就是巴尔扎克。
我币知道法文版《巴尔扎克全集》，是多少卷？摞起来有多高？但中文版的《巴尔扎克全集》的新版本，一共三十卷，堆在那儿快一人高了，真教人打心眼里宾服。这三十卷，每卷以四十万个汉字计算，乘一下，应该有一千二百万字。这数量，也许我孤陋寡闻，好像在中国，还未见一位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写出这许多的小说来。所以，“著作等身”这句成语，用于巴尔扎克，他是当得起的。
如果，再算一算他一生中，用来写作的时间，那就更让人肃然起敬了。从1829年，以巴尔扎克的真名开始发表作品起，一直到1849年，也就二十年功夫，写出了一千二百万字。
两者相除，他平均每年要写六十万字，如果再将他不停修改的字数也包括在内，当数倍干这个净值。据说，巴尔扎克的出版商，每次给他送校样，按他的要求，每页必须留下足够的空白，以便他修改，而且都要改上好几过甚至十几过才能定稿。“他的笔迹极难辨认，他就叫人用废旧铅字印成长条校样，然后在上面进行大量修改，修改之多使出版者不得不把修改费用算在巴尔扎克的账上，‘排字工人干巴尔扎克的活儿好比苦役犯服刑，干完这份苦差再去干别的工作，简直像在休息。’”（见莫洛亚《巴尔扎克传》）我们可以从人文社出版的这部传记张守义先生设计的封面，用作图底的手稿上，那密密麻麻的改动痕迹，得到佐证。
在中国，自打曹植写了他的《七步诗》后，文人们很为落墨不移的捷才自负，假如是王勃的话，一挥而就《滕王阁序》，站起来，背着手，在都督阎公面前吹上两句大话，应该承认，他拥有这份说嘴的资格。而现在有些才子，本钱不大，作品一般，感觉却异常之好，洋洋得意于自己那一字不改的“功底”，一过即成的“天分”，其实哪怕他投五回胎，也不见得就变成王勃。如果此话私底下说说，图一个嘴痛快，也则罢了，还要在文章里自吹自擂，就不能不令人齿冷。比起这等吹公，巴尔扎克自然惭愧，但他不惮修改的认真精神，虽然折磨了曾经为他排字印刷的工人，但也感动了他们。他死后，在他送葬的行列中，据《巴尔扎克传》中的引文，“那些长期同他在一起，为他排字的印刷工人在人群中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倒也是文学史上的一段难得的佳话。
巴尔扎克二百岁了，最早将他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倒是反对白话文的林纾。看来只要是真大师的好东西，无论旧派和新派，都能识货。鲁迅先生在1934年的《申报》的《读书琐记》中，更是给这位大师以极高评价：“高尔基很惊服巴尔扎克小说里写对话的巧妙，以为并不描写人物的模样，却能使读者看了对话，便好像目睹了说话的那些人。”他的结论是：“中国还没有那样好手段的小说家。”
毋庸置疑，从本世纪起，在中国文学界，巴尔扎克便是一个响亮的名字。
严格讲，中国现行的白话文小说的写法，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并无太显著的血缘关系，不像是嫡传。相反，与西方小说的师承关系，更一脉相通些，可以找到很清晰的姻亲渊源。就以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论，这是中国第一篇现代意义的小说，从题名，到题旨，到结构，甚至到语言，更多的不是继承传统，而是对西方的借鉴。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成长、发展，几乎每一过程都受到欧、美，包括旧俄、日本等文学的深刻影响。
所以，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先是北平为中心，后是上海为中心的大多数中国作家，一无例外地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提抉技巧，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后。此后，由于人们习惯用政治标准衡量一切，文人乖巧者多，又特别善于自律，西方文学便日见式微。苏联文学登堂入室，巴尔扎克也就悄没声地退到书架的次要位置。及至“文革”，封资修三个字，差不多把所有书籍都囊括在内，扫荡殆尽，只能用呜平哀哉四个字来概括那时的惨状了。
巴尔扎克逝世后的一百五十年以来，世界文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辉煌的十九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对于今日还在写作的作家来言，已经是具有相当古典意味的文学了，时下新锐的年青一代，或许对近年去世的女作家杜拉的名字，会感到更为亲切一些。这种缺乏对西方文化的系统学习的现象，与十年“文革”所造成的隔阂，不无关系。因此，和年青作家谈论高老头、葛朗台、拉斯蒂涅、邦斯、贝姨的话题，恐怕会像“白头宫女话玄宗”那样的生疏了。
我记得最早读过的《高老头》和《欧也尼葛朗台》，并非傅雷先生翻译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他译的巴尔扎克著作，成规模，影响大，但印数很少，随后也就从书店消失了。但我们这些开始写作的一代人，他的书曾经是爱不释手的范本。他作品中的逼真传神的写实手法，汪洋恣肆的史诗场面，壮观浩瀚的人物画廊，锐利深刻的思想锋芒，都是我们努力企及而始终也难以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对那一代作者的启蒙作用和今天流行的新小说派、后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对当代中国新兴作家所产生的吸引力，是同样不可低估的。
改革开放，国门打开，人们眼睛一亮，在文学领域里，这世界上敢情还有很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当卡夫卡、萨特、加缪、西蒙、素尔仁尼琴、博尔赫斯、马尔克斯、昆德拉……这些名字甚嚣尘上的时候，那个“一副面包师的相貌，鞋匠的身段，箍桶匠的块头，针织品商人的举止，酒店老板的打扮”的巴尔扎克，在这二十年里，好像也从未成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
这也怪不得，文学的趋时务新，是文学进取的必然。文学有一点类似时装革新的成分，到了换季的时令，自然要推出更时新的设计。但文学又不完全等同于时装表演，刚上市的款式，必定是价值昂贵，好销抢手；不入时的货色，必定要从橱窗里撇下来，打折出售。时装是这样的，文学却不应该是这样的。
文学有竞争，自然也就有淘汰，作品有不朽，自然也就有湮没。但淘汰也好，湮没也好，和文学是否新潮或者制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无论文学怎样千变万化，其本质的部分，也就是时代要求于文学的，历史要求于文学的，以及审美功能所要求于文学的等等，这些应该是文学中必不可少的功课，大概是不会太变和大变的。因此，真正的文学，永不过时，巴尔扎克不会热到沸点，大红大紫，但也不会冷到零度，无人问津。
新时期文学二十年，那种昙花一现的盛况，令我们雀跃过多少次，兴奋过多少回，但到了如今，那些“一举成名天下闻”的作家，依旧忙得脚下生风，屁股冒烟，可他们那些作品早就被人遗忘，放在旧书店里的书架上，也积满灰尘，面目可憎了。
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大多数作家是要过时的，如果过了十年，读者已经记不起他写过些什么，是很正常的，如果过了五十年，人们甚至记不起来这位作家的名字，也不必奇怪。这样的文坛过客，多如过江之鲫，有的在文学史的夹缝里，偶尔留下一个名字，也不是没有可能。正如演员表上饰演匪兵甲，匪兵乙、老乡甲、老乡乙的小角色，记住名字又如何，还不是舞台上一个过客而已。我一直想，做一个群众演员，陪着北京话叫做“大腕”的“名角儿”，“得儿令枪”地跑一回龙套，也没有什么不好。契诃夫的“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的名言，是很有道理的。
舞台上不可能全是主角，统统是主角的话，每一位都抢戏，这台戏干脆就演不下去。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学事业，都是由极少数大师级的作家和绝大多数非大师级的作家，共同来完成这场演出。大多数作家像过眼烟云一样，过去也就过去了，即或五十年间名噪一时的作家，到了一百年后，未必还能保持往年的风光。文学史上的名字，会长期保留，但读者的萃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相隔愈远，筛选愈严，很多作家都会从普通读者的视野里消逝，很无情的。《全唐诗》有数万首诗，有数千诗人，你能记住的，还不是那几位诗人那几首诗？所以，1799年出生在图尔城的巴尔扎克，二百年过去了，还有人纪念他，研究他，还有出版社出他的书，还有读者买他的书，能得到这样的不朽，只有极少数拥有天分和才华的作家，只有在作品中永远焕发着生命力的作家，才能获此殊荣。
像巴尔扎克这样的文学大师，称得上“高山仰止”了。
他真是一座山，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这座山，能够使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多层次，多侧面，多角度地体会他；这座山，能够使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人宝山，决不会空手而返并获得良多教益。这种使后来人永远有话好说的作家，那才叫做真正的不朽。
这位法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在他二百岁生日的时候，还被人津津乐道，就因为他笔下那波澜壮阔、多姿多彩的画面，对我们具有吸引力，就因为他在创作中投入的劳动，不停燃烧生命的热忱，对我们具有鼓舞力，而他在作品中那股“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与时代契合的精神，对我们同样经历过复杂、艰难、动荡、险阻的大半个世纪的中国作家来说，或许更具有启示意义。
生于1799年，死余1850年的巴尔扎克，他生活的半个世纪，是法兰西近代史上的多事之秋。他短促的一生，几乎经历了拿破仑帝国，路易十八封建王朝和老拿破仑侄儿路易波拿巴的第二帝国。他的这部冠之以《人间喜剧》总标题的庞大史诗，全景式地反映了剧烈动荡的社会变革时期，从巴黎到外省，从贵族到平民的法国生活。如果赞美《人间喜剧》写出了一份形象化的法国十九世纪的历史，巴尔扎克是当之无愧的。
其实，二十世纪，中国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不见得比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兰西逊色，中国作家的所经所历，不见得比巴尔扎克差池到哪里去。但我们中国的《人间喜剧》式的大作品，却还在孕育的过程中，只有待之以来日了。
这样的期待，也许未必可取，作家不是史学家，文学作品也并不承担记载史实的任务。但是，假如作家的创作，与他生活着的那个时代，稍稍扣紧一些；与大多数的人的心境，稍稍融合一些；与社会跳动着的脉搏，稍稍同律一些，如巴尔扎克那样，用生命去燃烧手中的笔，去触摸世界，去感知时代，给后人留下一份历史的印述，岂不是在纪念这位大师诞生二百周年的时候，值得我们闲来无事，不妨思考一下的事吗？
巴尔扎克之所以永远，这恐怕是很重要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