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概从迷信的角度考虑，既然阳间有各式各样的人，那么阴间也应该有各式各样的鬼。对持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人而言，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倒也不妨学苏东坡，对来客强求其扯谈鬼故事那样，不过解颐喷饭而已。
据说，伥为鬼之一种，可又不完全是鬼。普通的人死后，只能成一般的鬼；惟有被老虎吃掉的人，死后才能为伥。所以，伥在冥界之中，算是异类。鲁迅在《朝花夕拾》的《后记》中说过，“老虎噬人的图上，也一定画有一个高帽的角色，拿着纸扇暗地里在指挥。不知道这就是无常呢，还是所谓的‘伥鬼’？”
伥，是虎的狗腿子，但要是坏到极致的地步，也不亚于虎。因此，这是个不可小看的鬼。《太平广记》卷428《宣州儿》（出《广异记》）载：“小儿谓父母曰：‘鬼引虎来则必死。世人云，为虎所食，其鬼为伥。我死，为伥必矣。’”同书，卷433《浔阳猎人》（出《原化记》）也载：“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
《太平广记》是宋代的一部类书，其中就有了伥的记载，可见伥之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称得上是鬼中的老资格。中国有许多鬼，如魑、魅、魍、魉，中国还有许多与鬼相关的事物，如魂、魄、魔、魇。在字典中，统统归于“鬼”部。但身份同是鬼的伥，有点例外，属干“人”部。这样定性，你起初也许不觉得奇怪，可经不起细琢磨，略一思索，就按捺不住，要奇怪之，并疑问之。
凭什么，伥不在鬼部，而是人部？
我在设想，那位造字的老祖宗苍颉，在构思这个字时，肯定很伤了一番脑筋。说他是鬼吧，又不是鬼，因为他的所作所为，非常地像人，说他是人吧，又不是人，因为他千真万确地成了老虎的盘中餐，已经粉身碎骨，进入大虫的消化系统，化作虎粪给排泄掉了。死了，怎么不是鬼呢？
据民间传说，通常意义的芸芸众鬼，已经不具备活着时的那些心眼，一旦成鬼，头脑也就相对简单化了。臂如，僵尸鬼只会一个劲地向前闯，不会拐弯，臂如，缢死的鬼、溺死的鬼，除了找替身外，三魂悠悠，七魄荡荡，别无其他目的；这些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聊斋》故事，当然纯属子虚乌有。究其底里，似乎也可证明，人死为鬼，大概就迥异于活着时的思维方式；而伥，比较特殊，基本上还在按人的行为法则行事，系鬼而非鬼，因此，“伥”这个字，划入“人”部，大概由于伥之特性而定。
在宋和宋之前的年代里，虎是常见的出没干中国的猫科动物。武松打虎，是在山东阳谷县的景阳岗；周处除三害，是在江苏阳羡南山，即今之宜兴。在唐朝，京师长安还闹过虎呢，一条大虫，竟出现在当朝一品元载相爷家的祠堂里。看来，黄河流域，山林荒野，长江流域，沼泽平原，都曾经是老虎肆虐过的地区。
老虎多了，自然吃人也多，吃人多了，自然伥也就多了。
《太平广记》从卷426至卷433，一共有72篇关于虎的记载，可谓荦荦大观。其中有数篇提到了伥，令人眼界大开。因此，对于“为虎作伥”的“伥”，如何作和作什么，也就稍稍有所了解。
伥和虎，论职务，一个是长官，一个是衙役，论名位，一个是上级，一个是下级；论辈份，一个是老爷，一个是奴仆；论待遇，一个坐软卧，一个只能在包厢外过道的小凳上休息。所以，跑腿的伥，要比动嘴的虎，辛苦得多，劳累得多，然而伥乐此不疲。
首先，伥要为虎跑腿效劳。《太平广记》卷432《陈褒（出《稽神录》）》载：“清源人陈褒隐居别业，临窗夜坐，窗外即旷野，忽闻有人马声，视之，见一妇人骑虎自窗下过，径入西屋内。壁下先有一婢卧，妇人即取细竹枝从壁隙中刺之，婢忽而腹痛，开户如厕。褒方愕骇，未及言，婢已出。即为虎所搏。遽前救之，仅免。乡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谓虎鬼者也。”
其次，伥要为虎帮凶作恶。《太平广记》卷433《浔阳猎人》（出《原化记》）载：“浔阳有一猎人常取虎为业，于径施努弓焉。每日视之，见虎迹而已发，未曾得虎。旧说云：‘人为虎所食，即作伥鬼之事。’即于其侧，树下密伺。二更后，见一小鬼青衣，髡发齐眉，蹩蹩而来弓所，拨箭，发而去，后食顷，有一虎来履弓而过。”
再则，伥要为虎呵道助威。《太平广记》卷430《马拯》（出《传奇》）载：马拯与马沼“二子遂取银皿下山，近暗黑，而遇一猎人，于道旁张弩弓，树上为棚而居，语二子曰：‘无触我机。’兼谓二子曰：‘去山下犹远，诸虎方暴，何不且上棚来？’二子悸怖，遂攀援而上。将欲人定，忽三五十人过，或僧，或道，或丈夫，或妇女，歌吟者，戏舞者前至弩弓所。众怒曰：‘朝来被二贼杀我禅和，方今追捕之，又敢有人张我将军。’遂发其机而去。二子并闻其说，遂诘猎者。曰：‘此时伥鬼，被虎所食之人也，为虎前呵道耳。’”
最后，伥还要为虎侍候场面。《太平广记》卷430《李奴》（出《原化记》）载：“循虎迹，十余里溪边，奴已食讫一半。其衣服及巾鞋，皆叠折于草上。盖虎能役使所杀者魂神所为也。”明人都穆在《听雨记谈·伥褫》中也说到：“人或不幸而罹虎口，其神魂不散，必为虎所役，为之前导。今之人凡毙于虎者，其衣服巾履，皆必置于地，此伥之所为也。”
因此，伥在鬼中，最堕落，最无耻，不但没有鲁迅《女吊》中那个女鬼的复仇意识，也没有传说中的鬼魂那种投胎转生的急迫愿望。伥，甘心情愿为老虎当马崽，当仆欧，当马前卒。观伥之作为行径，与日本鬼子进庄时，走在最前面的，穿着拷纱裤褂，戴着银丝墨镜，镶着满口金牙，挎着二把匣子的汉奸，极其相似。
如果没有汉奸带路，太君到村子里来，未必弄得清谁是八路，谁是抗属，谁该“八格牙路”，谁该“死啦死啦的有”。这时，汉奸起到的作用，与伥一样，成为中国人的致祸之源，灾难之本。
诚如《广异记》中小儿所言，“鬼引虎来则必死”。在中国，不论过去、现在、将来，只要出现“为（各式各样的）虎作伥”的汉奸，中国人就不得好日子过。
二
周作人1937年写过一首“苦雨斋”式白话诗。“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着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化些米面。”
当他在写这几行诗的时候：时为北平的古城，正在风雨飘摇之中。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26日，日军攻占廊坊。28日，向京城近郊的南苑、北苑、西苑发动总攻击。二十九军英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殉国。29日，北平沦陷。30日，天津为日军占领。平津失陷后，日军即向华北大举进攻。
就在他写这几行诗的时候：与他同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个群体，也被这场攸关民族存亡的危机，动员起来。1937年8月初，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联迁至长沙。8月15日，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函电催促，暑期在家师生，统于8月底前回校，启程西迁。并召集在校师生讲话：“现在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了，……我们这一代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一直打到把日军驱逐出我国国土，收复全部失地为止。”时隔66年，罗家伦的一席话，犹能令人热血沸腾，意气贲张！
也是在他写这几行诗的时候：这座充满悲情的古城，开始悬挂着可耻的膏药旗，在日本的操纵下，1937年12月4日，一场丑剧正在上演。伪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于北平成立。沿用中华民国年号，采用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设日本顾问团及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由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分任委员长。
苦雨庵主周作人所以要做这首表明心迹的白话诗，实际上已经与日本占领军挂钩，已经与伪政权沟通，作粉墨登场的准备。他不是走不开，而是不想走。
由人而伥，是一念之间的事。
由于工业的发达，环境的改变，人类的猎杀，无论本土的东北虎、华南虎，外邦的孟加拉虎、苏门答腊虎，都在灭绝的过程之中，因此，虎的稀缺，伥自然也跟着减少。宋以后，至明，至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袁枚的《子不语》，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这些谈鬼说怪的名著中，儿乎不大见有伥的记载。
鬼伥在消失，人伥在发达。
于是，中国人对伥，赋予了新的理解：如清人酉阳《女盗侠传》：“[黑衣妓]举止之态度，眉目之神采，百不类妓，其为响马贼之伥无疑。”清人黄轩祖《游梁琐记》：“盗鉴其诚，命为侦探，踪迹客货于百里方面，见则详报，为伥搜劫。”
这样，“伥”的释义，推而广之，更延伸到那些助纣为虐之人，趁火打劫之人，拉大旗为虎皮之人，挟政治运动之威势借机整人之人。对那些已经是人，不再是鬼的伥，对那些或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或三分是人，七分是鬼，或面露人相，心怀鬼胎；或人模人样，鬼头鬼脑，或明说人话，暗做鬼事的伥。实在是防不胜防，躲不胜躲，实在是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实在是痛苦之至，磨难无穷。
在当代中国人的全部记忆之中，最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莫大灾难的伥，无过于汉奸了。
就在苦雨庵主写了这首白话诗的次年，1938年的秋天，“苦雨庵主”走出庵门，出任这个伪政权的华北教育督办一职。有一张此人为伥后履新的照片，刊载于当时“大东亚共荣圈”的报章杂志上，穿一身不中不西的礼服，挎一支不长不短的手杖，有沐猴而冠的悻悻然，有斯文扫地的狼狈相。研究近、现代文学的阿英，当时在《文汇报》（1938年5月27日）上，署名“鹰隼”，写了一篇短文，对这张照片发表了一通观感。
“民国二十七年（1938），先生五十四岁。平津于昨年（1937）秋沦陷，先生报友人书，嘱勿忘北方有苏武。不意一年未屈，蛻变竟生，先生已舍弃其‘袈裟’荣任‘新贵’矣。既言论之俱在，复照片之赫然，余纵爱先生，然亦只能‘痛割’。”文后，阿英还附了一首小诗：“三十年前志士/五四而后名流/如今觍颜竟事仇/不顾万年遗臭/说鬼谈狐何碍/坐禅吃茶无妨/奈何花样可新翻/落个汉奸下场。”历史，可以努力将其忘却，也可以装孙子、装王八蛋，只当没有发生过这回子事，但对于“为虎作伥”的汉奸历史，决不会湮没，更不会被改写。
因为中国人吃汉奸的苦头太多，所以，这方面的记忆力也特别经久难忘，印象深刻。于是，我越来越觉得古人将“伥”置于“人”部，而不放在“鬼”部之英明，之准确了。因为鬼伥已经没有了，只有人伥。但不知为什么，时下一些名流，追捧周作人，甘心为伥之伥，到不择手段，到颠倒黑白的地步，真令人不禁讶异，这世道究竟怎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