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古籍中国传统文化选编(文心雕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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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史传

“原文”

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苍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唐虞流于典、谟,商夏被于诰、哲。自周命维新,姬公定法,三正以班历,贯四时以联事。诸侯建邦,各有国史,彰善瘅恶,树之风声。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宪章散紊,彝伦攸斁。昔者夫子闵王道之缺,伤斯文之坠,静居以叹凤,临衢而泣麟,于是就太师以正《雅》、《颂》,因鲁史以修《春秋》。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褒见一字,贵逾轩冕;贬在片言,诛深斧钺。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及至纵横之世,史职犹存。秦并七王,而战国有策。盖录而弗叙,故即简而为名也。

“译文”

从开天辟地以来,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远了。生活在现在的人要能了解古代的事情,就得依靠历史书籍。相传轩辕黄帝的时候,仓颉就担任过史官,主管文史方面的工作,自此,已经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曲礼》里面说:“史官随时随身携带着记事的笔墨。”所谓“史”,就是令使,就是让史官在帝王周围执笔记录。在古代,左史专管记事,右史专管记言。记言的经典有《尚书》,记事的经典有《春秋》。唐虞时期的历史记载在《尚书》的《尧典》、《皋陶谟》等篇中,夏商时期的历史记载在《汤诰》、《甘哲》等篇中。周朝从文王时代开始有所变化,周公制定了记载历史的法则;从此,以历法的推算来编排年月,以四时来记载事件。诸侯建立了邦国,也各有自己的国史,表彰善事。批评过错,树立起良好的风气。从周平王东迁之后,周代开始衰弱,政治不如西周时的昌盛,法纪散乱,道德败坏。那时孔子忧郁于帝王的正道被废弃,哀伤道德礼乐的衰落,闲居鲁国时曾慨叹凤凰没有飞来,到五父衢哭泣麒麟的出现不在太平时期。于是在和鲁国乐官讨论了音乐之后,校正了《雅》、《颂》的乐曲;根据鲁国的史书编写了《春秋》。他在《春秋》中列举人物的得失以表明称赞或贬斥,列举国家的兴亡以起到规劝和警戒的作用。有谁受到《春秋》中一个字的赞扬,比高官厚禄的价值还珍贵;遭到片言只语的批评,比斧钜砍杀的分量还沉重。但其精深的意义不太容易为人所知,《春秋》的行文又很简约;只有和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能够领会到它的精微言辞,并系统地阐明其始末,写成《左传》,创造了为经作传的体例。所谓“传”,就是转达,转达出经典的含意,并将此传授给后人。这是圣人著作的辅助读物,也是最早的历史专著了。到了战国时期,修史的官职仍然存在。秦始皇统一七国,这个期间有许多策划谋略。因为有书只是对这些加以记录而未作系统编次,所以就用简策的“策”,名为《战国策》。

“原文”

汉灭赢项,武功积年。陆贾稽古,作《楚汉春秋》。爰及太史谈,世惟执简,子长继志,甄序帝勣。比尧称典,则位杂中贤;法孔题经,则文非玄圣。故取式《吕览》,通号曰“纪”。纪纲之号,亦宏称也。故《本纪》以述皇王,用《世家》以诸侯,《列传》以总侯伯,《八书》以铺政体,《十表》以谱年爵,虽殊古式,而得事序焉。尔其实录无隐之旨,博雅弘辩之才,爱奇反经之尤,条例踳落之失,叔皮论之详矣。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观夫左氏缀事,附经间出,于文为约,而氏族难明。及史迁各传,人始区详而易览,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班史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王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至于《后汉》纪传,发源《东观》。袁、张所制,偏驳不伦;薛、谢之作,疏谬少信。若司马彪之详实,华峤之准当,则其冠也。

“译文”

汉朝消灭秦朝和项羽,其间经过了多年的战争。汉初陆贾追朔这些史迹,写成《楚汉春秋》。到了西汉的史官司马谈,他家世世代代都担任编修史书的职务。司马迁继承父业,对历代帝王事迹做了认真研究并进行描叙。对比于《尧典》而称为“典”,而其中所写的又不全是圣主贤君的事迹;以孔子为例而名为“经”,文笔上又不能和《春秋》相比。因此采取《吕氏春秋》的方式,叫做“纪”。从“纪纲”的意义来命名,这也是一种宏大的称谓了。所以,用《本纪》来叙述帝王,用《世家》来记述诸侯,用《列传》来记叙历史上各种重要人物,用《八书》陈述政治体制,用《十表》记录各种大事的年月和爵位,这些方式虽然和古代史书不同,却把众多的事件处理得很有条理。《史记》按实记录不作隐讳的优点,记述广博典雅而高谈阔论的特点,偏好奇特而不同经典的错误,以及在体例安排上的不当等,班彪已作过详细的评论了。到班固编写《汉书》,继承了前代史家的事业,他又特别是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受益颇多。《汉书》的《十志》相当丰富,赞辞序言写得华丽,的确是文词谦逊,意味深厚。至于学习儒家圣人和经书的典雅;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的成绩;避开班彪的成绩而窃取其成就的过错,接受贿赂而编写历史的错误等,仲长统已讲得很清楚了。从《左传》的记事方式上看,它以《春秋》为蓝本,偶尔记叙到的其他一些史实,由于在文字上比较简约,因此对某些历史人物就很难做具体记载了。从《史记》中的各部分列传开始,才开始分别对历史人物做了详细记载,从而便于研读,这是后继者所赞同和效法的。至于汉惠帝死后,吕后代理执政,《史记》、《汉书》中便都为吕后立本纪,这是违反常理而有失忠义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自从庖牺以来,就从未听说过有女人做皇帝的。汉代的这种遭遇,难以成为后代的规则。“母鸡不晨鸣”,这是周公在誓词中早就讲过的;不允许妇女参与国事,齐桓公也这样写在盟文中。从前宣太后扰乱秦国政治,吕后使汉王朝发生危险;岂止国家大事不能失真,而且还要慎重对待名号的问题。张衡在从事历史工作时,也和司马迁、班固同样糊涂,竟主张为汉元帝、平帝皇后写本纪,也是够荒谬的了。按理说,惠帝的儿子刘弘虽然是假冒皇后之子,但总是惠帝的后嗣,孺子刘婴虽然年幼,但他才正是汉平帝的继位者。刘弘、刘婴两人应立本纪,哪有给吕后、元帝后立本纪的道理呢?东汉的史书,开始于《东观汉纪》。后来袁山松的《后汉书》、张莹的《后汉南纪》,都写得非常偏颇杂乱,违反伦纲。薛莹的《后汉纪》、谢承的《后汉书》,都写得粗疏谬误,很不可信。如像司马彪的《续汉书》,详细而真实,华峤的《后汉书》,准确而恰当,就可算是东汉史书中写得最好的了。

“原文”

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至于晋代之书,繁乎著作。陆机肇始而未备,王韶续末而不终,干宝述《纪》,以审正得序;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按《春秋》经传,举例发凡;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摆落汉、魏,宪章殷、周,虽湘川曲学,亦有心典、谟。及安国立例,乃邓氏之规焉。

“译文”

到了三国时期,记载史迹的著作不断出现。如孙盛的《魏氏春秋》、鱼豢的《魏略》、虞鸿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之类。有的言词过于偏颇,与众不同,却难以令人信服;有的粗疏而不精密,不着边际,很少抓住要点。只有陈寿的《三国志》,文词和内容都清晰恰当;晋代的荀勖和张华,把《三国志》比之《史记》、《汉书》,是比不过的。到了晋代,史书的编写工作属于著作郎。陆机开始写的《晋纪》,写的是晋初的历史但不完善;王韶之的《晋纪》,写晋末的历史但没有写到东晋结束。干宝的《晋纪》,推求得当而有次序;孙盛的《阳秋》,以简明扼要为特长。考察《春秋》的经文和传文,都有一定的编写规矩。从《史记》、《汉书》以后,就没有标准作为编写的依据了。到东晋邓粲编写《晋纪》,又开始拟订条例。他抛开汉魏的史书,而取法殷、周,可见即使居住在湘江的边远学者,也注意到学习古代的典、谟。孙盛编史也立条例的做法,就是取法邓粲了。

“原文”

原夫载籍之作也,必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盛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汉之初,史职为盛。郡国文计,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详悉于体国也。必阅石室,启金匮,裂帛,检残竹,欲其博练于稽古也。是立义选言,宜依经以树则;劝戒与夺,必附圣以居宗。然后诠评昭整,苛滥不作矣。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故张衡摘史、班之舛滥,傅玄讥《后汉》之尤烦,皆此类也。

“译文”

编写史书,必须上下贯汇诸子百家,记载千秋万世的事件,表明历代盛衰的现象,作为后世兴亡的借鉴;使一个朝代的典章制度,和日月一样长存于世;王道霸业的事迹,和天地一样长久光大。因此,在汉朝初年,史官的职务较为重要。各州郡和诸侯国的文件,首先要集中到太史府,以便史官能详细了解全国的重大规划,他还必须阅读国家珍藏的文件史料,收集一切残旧的帛书竹筒,以便能广泛而熟练地熟悉古代的事迹。因此,在确立意义和选用言辞上,应以典籍为准则;在进行规劝、警戒的取舍上,必须以圣人为根据;然后才能对史实阐释评价得明白而正确,这样就不至于产生多而不实的记载了。但史书的基本格式,就是按年代顺序编纂有关事件,文字上不能进行空泛的议论,而要按照实际记叙。不过年代太远的事是否写得符合事实,就很难做到准确了;要写的事太多,对每件事的始末就容易忽略,这确是作总体记叙所存在的困难。有的同为一事,但和好几人都有关联,如果在多人的本传里都写到,就会造成重复;如果记载有所偏重,则又会出现不周全的缺点,这又是在权衡轻重、做到能相互配合上的不易。所以,东汉张衡指出了《史记》、《汉书》中的不少错误,晋代傅玄批评《东观汉记》的过失和烦琐,都是由于上述困难造成的。

“原文”

若夫追述远代,代远多伪。公羊高云“传闻异辞”,荀况称“录远略近详”,盖文疑则阙,贵信史也。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至于记编同时,时同多诡,虽定、哀微辞,而世情利害。勋荣之家,虽庸夫而尽饰;迍败之士,虽令德而常嗤,理欲吹霜煦露,寒暑笔端,此又同时之枉,可为叹息者也!故述远则诬矫如彼,记近则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贤隐讳,固尼父之圣旨,盖纤瑕不能玷瑾瑜也;奸慝惩戒,实良史之直笔,农夫见莠,其必锄也。若斯之科,亦万代一准焉。至于寻繁领杂之术,务信弃奇之要,明白头讫之序,品酌事例之条,晓其大纲,则众理可贯。然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之劳。迁、固通矣,而历诋后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译文”

如果追述很久以前的历史,年代愈远,不可靠的就愈多。公羊高曾说:“传闻的东西往往在言辞方面都会有所不同。”荀况则说:“远的从略,近的从详。”凡是有疑问的地方宁可暂缺不写,这是由于史书以真实可信为原则的。可是一般人都喜欢一些奇异的事情,不顾“按实而书”的原则。听到点传闻就想夸大,记载遥远的事情又想做详细的描写;于是抛开共同一致而追求奇异的事情,牵强附会;过去的史书上从未记载的东西,自己写的书中就有记载。这就是史书错乱不实的根源,是追述前代历史的大害。至于编写当代的历史,虽然处于同时但往往也有虚假的东西。虽然孔子在《春秋》中,对和他同时的鲁定公、鲁哀公的不当之处,也有委婉的讽刺,但一般的世态人情,就很难超脱当时的利害。对功勋荣显的贵族,即使是平庸无能的人,也要加以粉饰;对遭受困顿不幸的人,虽然有美好的品德也会常常加以嗤笑。任意褒贬,形之笔端,这又是歪曲同代史实而令人叹息的事情。所以,记述远的是那样虚假,记载近的也如此歪曲,能够把事理剖析明白而记叙得当的,就只有左丘明了吧!至于对尊长或圣贤有所隐讳,固然是孔子的圣意;因为细微的缺点不能影响整个品德高尚的人,而对坏人坏事进行批评警戒,那正是优秀史家应有的直笔;这就正如农夫见到野草,必然要把它锄掉。这种精神,也是万代必遵的共同准则。至于从繁杂的事件中,抽出纲要来统领全史的方法:力求真实可信,排除奇闻异说的要领;明白交代起头结尾的顺序;斟酌品评人事的原则;能够掌握这个大纲,编写史书的各种道理就都可贯通了。但史家的使命,负担着综述一代史实。要对全国负责的重任,不能不常常受到各种各样的指责。一切写作任务,没有比这更费力的。司马迁和班固已是精通史学了,他们的史书尚且屡遭后人诋毁,如果随意乱写,记述不当,这就很危险了!

“原文”

赞曰:史肇轩黄,体备周孔。世历斯编,善恶偕总。

腾褒裁贬,万古魂动。辞宗丘明,直归南、董。

“译文”

总之,史官开始于轩辕黄帝,史书完备于周公孔子。对世代经历的事编成历史,无论好人坏人都总括其中。史书上传以褒扬,断以贬辞,长期使人惊心动魄。文辞方面应学习左丘明,记事方面要像南史氏和董狐那样正直秉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