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整整的过了半点钟，在唧唧的私语的人声中，弄出这样的几个纲要：
1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
2五卅惨案和安那其有怎样的关系？
3安那其对于这惨案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4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援助被难的同胞？
可是，这空间，仍然是许多眼睛的转动，没有声音。
主席便发言：“请郑得雍同志发表意见。”
在桌的那边，一个矮矮的穿西装的少年站起来了，是一个爱好修饰的漂亮南洋人。同时，他在无政府党人之间，是一个十分被人欢迎的同志，因为他的行为是吻合一般同志的脾胃，常常做出很使人惊诧的浪漫的事情，尤其是他爱了一个九岁的女孩子，他要等待她十年之后再和她结婚，这恋爱是压倒了一般安那其斯特的浪漫的，所以同志们都对于这空前的，纯灵的，神圣的恋爱作了许多赞叹。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的一个小资本家，他全然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缘故而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常常向他父亲要来许多钱，毫不悭吝的都花在他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上——他常常邀许多同志跑到五芳斋楼上，吃喝得又饱又醉；有时到真光电影院买了好几本票子，每个同志都分配了一张。这种种，都充分地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同时，就成为许多同志都喜欢和他亲近的原因。因此他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美誉，三个月以前被选为“上海安那其驻京书记。”
这时许多同志都给他一阵响亮的掌声。
他笑着发表意见：
“关于‘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这一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没有了解和信仰安那其主义的缘故。
假使全世界都建设了安那其主义的新村，那末，无论那一种族的人，都互相亲爱，象兄弟姊妹一样，当然，无政府主义世界里面，是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罪恶，只有和平，亲爱，大同，至少是没有什么惨案发生的。”他吞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同时有许多同志和他很钦仰的点头。“因此，非常显明的，五卅惨案和安那其的关系，有两种：一，证明安那其主义必须扩大到全世界；二，五卅惨案是反安那其主义的行动。所以，我们对于五卅惨案应抱的态度，当然是安那其主义的宗旨。最后，我们应该用安那其斯特的同情心，来同情被难的同胞。”说完便慢慢的坐下去，从西装小口袋里抖出一块浅红色的丝手帕，揩着嘴唇。
立刻有一个北方的高大的汉子，站起来粗声的说：
“我完全同意郑得雍同志的意见……”又立刻坐下来。
白华皱着眉头看着他，认识他是一个很莫明其妙的同志。虽然这个人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团体很热诚，常常自动的损许多款项，可是这仍然不能够修改他那不正当的行为——他正在做着私贩军火的买卖。有人说他从前因为杀了一个不肯服从他的女人才投杨森的军队里面，后来做了团长，又为了不很光明的事件而离开了军官的地位。他加入到安那其是在六个月以前，介绍他进来的是一个党的老同志，只把“他对于无政府主义非常热诚”作为条件，承认他是一个安那其的党人。但是，无论如何，白华对于这个人是很怀疑的——说不定他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当做绿林中侠客的气概。因此她对于这位同志，常常都从心里发生一种很坏的感想。尤其是当他每次只会赞同别人的意见，不管那意见是否正确的时候，更觉得有一种轻视的意识，如同她自己都被人侮蔑了一样。
于是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白华只看了一眼，便很苦闷地低着头，感到一种沉重的窒塞，比空气的沉重还要利害，她心里叫着：“唉，又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站起来发言的这位同志，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的分量，和那位私贩军火的同志恰恰成了一个平衡。他不但是一个会耍刀枪的武士，会打许多拳法的拳师，而且是一个流氓。他常常向同志们说：“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召集三四百弟兄来帮帮安那其的忙。”他这时发表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言论，尤其是把其中最精彩的两句话，非常大声的重复地说着——“我们赶快把新村的计划实现出来！我们要使四万万同胞都来信仰无政府主义！”
跟着，一个又一个，差不多是同样地，没有什么对于五卅事件的深切见解，只是空空洞洞地把曾经说惯了的，那一串老调子——安那其主义呀！新村呀！——说了又说。
后来，被认为“师复”第二的“自由人无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受人敬重的同志，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受同志们的敬重的，因为天赋给他一种安那其主义的天才，他能够不同于一切同志地，把“无政府的新村”理想到特别神化。他常常都逍遥在这样的妙境里，整天整夜地，和现实的社会离开，如同一个山洞里的老道士幻想着“太上老君”的炼丹而死守着蒲团的情景一样。可是正因为这样，他成为无政府党人的杰出人物，一直使许多同志疑心他是一个超人，否则，他不会把新村的境界想得那样幽默。所以他一站起来，许多同志都现出一个笑脸，还尽量的给他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许多眼光都集中在他的消瘦的脸上，注意而留心地，听着他的言论。
然而无政府党人的嘴上是离不开新村的。任何人都一样。就是在这个特别为五卅惨案而召集的会议里，仍然免不了这一套滥调。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这一个会议的特殊意义。
这情形，完全使白华烦躁起来了。她在心里乱骂着——“三教九流，形成了安那其的组织！这些人，简直都是糊涂蛋！”最后她忍耐不住地，便一下跳起来，锐声地，几乎是叫着：“到底我们对于五卅惨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呀！”
大家才恍然意识到，刚才的许多言论都滑到很远去了。于是有几个人——比较有点清楚脑筋的。才重新把论点集中到五卅惨案的事件上，才把这一个自由的，同时是混沌的会议改变了一个新的形式。
白华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末了，在许多打着呵欠中间，这个会议便告了结束，总算是一个比较有好结果的结束，决定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决议案：
——发表宣言——募捐然而这决议案的执行，同样是采取安那其的行动方式，就是并不指定谁去负责任，只凭每个人的兴趣来干，也就是每个人有执行的权力，每个人也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所以，正在决议案成立的时候，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们便散开了。仿佛是会议开到这里，已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结果，又使热心于惨案事件的白华，生起很大的气，可是她不能责备任何人，正为这行动正是代表无政府党人的色彩，她只好忍耐了，同时也只得把起草宣言的责任负到她自己身上来——觉得明天在北京城就有安那其的“五卅”宣言的出现，心里便潜然地浮荡着一片欢喜。
在她走出这机关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空阔的街道上，充满了神秘的黑暗，凄清的虫鸣散在黑暗里，使胆小的夜行者感到寂寞的威吓。
白华一面担心的走，一面想着她应该怎样起草宣言，另一面她起着感情的冲动，她要把这消息去向刘希坚说，表示无政府党人也已经决议对于五卅惨案的援助。
她走出枣林街，看见有一辆洋车停在那里，便大声的说：“皮库胡同，去不去？”
在车上，夜风飘动她的头发，揉起了深伏在她心中的一切的美感。
一五
那盏圆形的电灯还照耀着三星公寓的招牌。两扇大门虚掩着。一个大学生正从里面送朋友出来。白华就在别人说着“明天见”的声音中走进公寓了。
她一眼看见，刘希坚的房间是黑的，而且安静，仿佛那电灯已经熄灭很久的样子。她疑心着——是没有回来呢还是已经睡着了呢——便走近房门去。房门上没有锁。并且从那里面传出一种微微的呼吸的声音。这使她踌躇了。
因为她不想去惊动他的瞌睡，她知道他是很疲倦的。可是有一种感情，使她没有自制力的，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走进去，同时对于刘希坚为工作而劳苦到极度的疲倦的熟睡，油然生了同情心。
于是她在黑暗里坐了二三分钟，她从隔壁灯光的反照，模糊地看见刘希坚熟睡的样子，她看见他的眉头紧皱着，仿佛他的心里是深锁着什么苦闷。这脸色是她和他认识以来的第一次发现，使她惘然地落到沉思里，不自觉的给他一半敬爱和一半怜爱的凝视，有一种不能立即离开这里的情感。
但是，最后她决定离开了。她自己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她想留一个字条子给他，使他知道她在夜里曾来过一趟，尤其是要使他知道安那其对于五卅惨案也已经有了表示。
她写了。她站起来了。可是她的手无意中把桌上的一件东西碰到地上去，发生了磁器粉碎的响声。
“谁？”她听见刘希坚惊醒的问。
她只好回答——低声地：“我……”
刘希坚警觉地翻身起来了，他并且立刻开亮了电灯。
“哦……是你……”他快乐的笑着说，睡眠的影还深深的布在他的脸上。
“你睡吧。”她说：“我就要走的。”
“不——”
“你太倦了，你应该睡。”
刘希坚打着呵欠摇着头，说他现在已经不疲倦，已经睡够了，接着从枕头底下拖出一只表来，说：“还早呢，才十点。”一面走向桌子去，坐到藤椅上。
白华笑起来。她知道这时已经十二点多钟了。他的表是停止了的。
他又挽留她，说：“我睡得很够了，一个人太睡多了会变很蠢的。”
白华只好答应他再坐半点钟。
刘希坚便兴奋起来了。虽然在他的眼睛里，显然是勉强地把睡眠赶跑的光景，那眼珠上余剩着惺忪的红色。可是他撑持着，仿佛他真的睡得很足够的样子，说着话，很有精神地动作着。
白华就告诉他，她带点因欢喜而夸张的神气，说她刚才是从枣林街来，从安那其党人集会的地方，而且是……刘希坚插口说：“那末，你们开会了。”
“是的，开会了，”她高兴的回答。
“怎样行动呢？”
她望着他，一面心里想：“你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行动表现吗？”一面便带着骄傲的声调的：“发传单，募捐，以及别的种种援助。”
刘希坚微笑地望着她，觉得她对于安那其实在太热情了。
“你得了什么消息没有？”他接着问。
白华仿佛回忆似的想了一想。
“听说上海已经总罢市……”她说。
“没有听到电车，电灯，印刷工人等等，也立刻要罢工么？”
“还没有，”她回答。“如果能够引起总罢工，”她接着说：“那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表现。”
“对了，”刘希坚说：“罢工是直接的给英日以猛烈的打击。因为中国的工厂——尤其是铁机工厂和纱丝工厂，差不多全部都是英日资本的企业。他们会因为罢工而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运动西崽罢工。”白华也感着兴味的说：“外国人在中国是特别享福的，虽然差不多在他们本国都是很穷的，可是一跑到中国来，便立刻阔起来了，他们都不想自己来劳动，都用中国的西崽替他们做仆役的工作，所以西崽罢工，也是直接的给他们一个打击。”
“不错，不过这只是使那些外国人感到起居上的不方便。我们给他们以重心的打击，应该使他们受经济上的损失，使他们失去——至少是减少在中国所得到的特殊的权利，所以收回租界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是必要的，是目前的急务。至少这两种运动可以给他们一个威胁，使许多外侨的心里发生恐慌……”
“那末，我们要民众向他们示威了。”
“当然的，只有民众——广大的民众的示威，才能够转变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全国民众一致的向帝国主义作反抗的示威，才能够破除他们的压迫，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才能够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独立起来。而且这独立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起来……”
白华兴奋地听着，兴奋地说了许多意见，在伟大事件的面前，她的言论的出发点已经渐渐的离远了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因为，具体的事实的教训，不容许任何理想主义者再继续做美丽的梦幻。同时，五卅惨案当中的流血——这种血不是美术家为点缀裸体画的女人唇上的颜料，不是欧洲绅士们喝的葡萄酒，不是中国风流人物所鉴赏的牡丹花的颜色，而是在人类中的强暴者的罪恶的暴露，和弱小者被残害的精神的映射。任何人——除却帝国主义者以及它的附属物的资产阶级之外——对于流血——那连贯地从枪弹眼中流出来的血，那尸首——那暴露在水门汀上的尸首，都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都不能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闻而闲谈着，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从心坎里燃起一盆愤怒的火焰，把这火焰和别的火焰联系，联成一块，变成毁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烈火。现在，这烈火的种子已经从上海民众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了，同时象一条导火线似的燃烧了全国的民众。白华的心上也腾腾地飘拂着这种火苗。她并且把女性的同情放到这火苗上。这时，她的脸颊绯红地，如同那火苗已经飘到脸上来的样子。
随后她猛然听见隔壁的钟声响了两下，她吃惊的看了表，的确是两点钟，便觉得她应该回去了。
刘希坚送着她，一路握着她的手，感着十分愉快的低声说：“我们好好的干，白华，你可以从事实中得到许多证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何况中国的无政府党人更超乎空想以上。”
白华在心里是接受了他的话。但是她没有回答，只默默地走出大门，沉重的说出一声“再见”。
刘希坚便单独的留在院子里。因为他没有瞌睡，以前的睡眠被兴奋的谈话赶跑了。这时他的头脑里只装满了思想——复杂而且澎湃的思想。这思想一息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如同许多扩大的空气在气球里活动一样，慢慢的涨起来，使他感到仿佛他的头脑已经涨得异常之大，恍然是漫画的大脑袋的样子。他好几次都用心的去注意他的影，都没有看清，因为夜是深沉着，星光很黯淡，天象一片无际的黑幕，罩着地球上的熟睡的动物，植物，以及房屋。
他单独的从东边走到西边，重复的走了许多趟。他的思想也似乎跟着他的脚步而响着声音，响在他的头脑里。
随后他停止散步了。坐在一张板凳上，仰望着辽远的天空——夜是不变动的沉默着。夜声是细小而且隐约。各种虫鸣的流动也显得十分秘密。可是他的思想的波浪仍然在那里冲击着，纷纷地溅着这样的浪花：
——民众被烈火烧着，要自动的起来了。
——总罢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上海的民众已经象狂风急雨一般的在暴动。
——北京也要哮吼的，狮一般的哮吼的。
——被压迫民族的总示威……这些浪花越溅越多了，最后变成各种尖锐的微生物似的，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细胞里。他觉得把这些微生物有系统的而且健全的组织起来，是非常紧要的，也正是他自己目前的任务。并且觉到一个人生存在这样的工作里，实在是一种历史上的幸运——当然，能够在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巨浪里，做一个斗争的战士，都一样的有着历史使命的价值的。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对于这使命尽过何等卓越的努力，但是他是在步步努力着的，向着那最高层的建设而迈步，不懈怠，而且急烈的前进，便觉得他这时单独醒觉在这个深夜里，并不是偶然的事。如果，他不为这坚固的信仰而献身给社会主义的斗争，那末他这时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躺在那教授学者的名位上，毫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