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和苏联出兵东北后，日本无法继续顽抗。8月14日，裕仁天皇发表《停战诏书》。8月15日，天皇在国内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对日战争结束了。这场残酷的战争的结束比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估计的时间提前了。胜利到来时，一直龟缩在西南的国民党军队不仅没有占领沿海地区和长江沿岸，连广州也来不及占领。与此相反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由于长期在敌后作战，并且从1944年就举行了反攻，所以，日本投降时，各地八路军、新四军已将日本军包围在城市据点里。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要在胜利之际控制华北的交通线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华南都不能完全控制。在这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共产党，对美、苏两国施展了外交手腕。他一面抓紧时机和苏联签订了中苏条约，取得了苏联承认他的政府和将东北交归他控制的承诺，以便自己的力量可以达到离国民党控制地区最远的东北地区；一面又策划挑起美国和苏联的冲突，引导这两个强国走向新的战争。他知道，一旦自己从峨嵋山下来争夺中国共产党的抗战之果，毛泽东必然针锋相对，一场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没有美国的介入，蒋介石就根本没有希望赢得这场内战的胜利，因为他的军队不可能在一个早晨便从西南开出而到达全国的各个战略要地。而要美国帮忙，就必然制造苏联支持中共的假象，促使美国和苏联冲突。
蒋介石的算盘使得美国对华政策面临着新的抉择：
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败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
显然，美国长期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即：影响中国，从使之成为远东和亚洲的主要稳定因素出发，美国政府是不会采取“摆脱牵连”这一可能的抉择的。
二次大战结束才几个月，美苏在东欧等一系列问题上的矛盾已十分尖锐。美国深感苏联在东欧的影响已难以遏制，它不愿再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出现在亚洲的东方，它必须支持亲美的国民党政府，扼制中共力量的发展。
事实上，在当时的美国决策者看来，不论中国以后是否成为苏联的傀儡，只要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取得政权，就不能允许。
然而，国民党政府似乎是扶不起的阿斗。
政治上，国民党意志消沉，官员贪污腐败，民心丧尽；军事上，国民党部队军心涣散，已经失去战斗力。
而共产党方面，却恰恰相反。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拥有占全国四分之一面积的解放区，三分之一的人口，130万正规军和260万民兵。中国共产党政治上廉洁、有效率。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待遇平等，士气高昂。
国民党的弱点，恰好是共产党的优点。美国的决策者们深感痛心和失望。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必将是共产党的天下，它不能摆脱这种牵连。
于是，第一种可能的抉择被毫不犹豫地排除了。
大规模地进行军事干涉，美国政府又有难言之隐。
首先，饱经二次大战磨难的美国人民不愿再踏上血与火的战场。杜鲁门总统对这一点是看得很清楚的：“这样的思想甚至还没有表达出来，便会遭到美国人民的反对。”
其次，如果美国真要进行大规模的武装干涉，能够做到吗？当然做不到。二次大战一结束，美国政府便将美军的人数由战时的八百多万降到四百多万。根据计划，到1946年底，美军的人数要控制在130万左右。因此，在国内美军大规模复员情况下动员几十万乃至几百万军队投入中国，那是极难办的。即使硬着头皮派军队去了，谁能保证美国就一定在这场战争中赢得胜利。
美国不敢贸然进行武装干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害怕导致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美国在考虑其战后的对华政策时，有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尽可能多地为美国捞到好处，而又防止苏联的翻脸。因此，在制定每一项较重大的对华具体政策时，美国总是要预测苏联会有何反应。二次大战后的苏联，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强国，美国不敢冒着与苏联发生直接对抗的风险来武装干涉中国的内政。
也许，更重要的原因是，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在欧洲而不在亚洲。它不愿分散力量因小失大。
于是，第三种抉择便成了必然的了。
美国政府觉得采纳第三种抉择有这样几个有利的条件：
第一、1945年8月下旬国共两党开始和谈，两党之间已经产生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在“纪要”中，国民党政府对于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给予了承认，并同意长期合作，坚持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保证人民享受一切民主国家的人民在平时应享有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的普选。当然，美国政府对国共重归于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但杜鲁门总统认为，既然有了一个双方都签订了的协定，那就存在着对国共争端进行调处，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发生的基础。
第二、“使中国成为远东稳定因素”，在美国看来，就是通过政治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中心的“统一、强大的中国”。美国是企图在不投入美军的情况下，置中国于美国控制之下。
第三、中国共产党为和平解决国共争端而提出的一系列改革要求，如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等，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也是一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权所具有的，美国是可以接受的，而且，美国政府也希望蒋介石政府做一些改革，如组建以国民党为主体的亲美的联合政府。杜鲁门清楚地看到，以现在的中国政府，如不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就可能失去政权。
第四、苏联在战后公开表示，国共争端应政治解决。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美国政府选取了第三种可能的抉择。
对华的新政策确定下来之后，在中国的赫尔利和魏德迈便忙碌起来。
7月中旬，魏德迈派人去延安对八路军总参谋长叶剑英说：“叶将军，我想派美军观察组到八路军、新四军中去，检查他们的军事能力。”
叶剑英看了看美军观察组名单，对来人说：“回去告诉魏德迈将军，名单中的人与中美合作所关系密切，我很怀疑他们是别有用心。中国共产党决不欢迎戴笠老板的朋友。”
7月31日，魏德迈又和蒋介石、宋子文举行了一次会谈，达成了一项原则性协议，即由美国帮助国民党占领华北各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则扼守中国的一些铁路要地，等候蒋介石的军队前去接收。协议签订后，蒋介石喜得眉开眼笑，高举着酒杯对魏德迈说：“将军，你是我见到的美国军人中最有战略眼光的军人，一个深受中国人民爱戴的真正的军人。”
魏德迈不负蒋介石的厚望，第二天便将协议的内容报告了五角大楼陆军部。
8月1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魏德迈发来指示：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努力取得所有日本占领地区和日军的装备，把国民党军队运送到肯定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冲突的地方去。
于是，美国的行动和它纸上的对华政策相矛盾，政治解决变成了援蒋内战。
然而，把大量国民党军队从西南运往沿海和华北，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因此，美国政府又决定，在蒋介石的队伍到达前，命令日伪军“维持地方秩序”。
叫侵略者来维持被侵略国家的地方秩序，叫战败者来维持战胜者的地方秩序，多么的荒谬绝伦。
显然，赫尔利是想把胜利果实奉送给蒋介石政府独吞。
魏德迈很快领会了赫尔利的意图，赶紧发了一封电报给参谋部，附和赫尔利的建议。
杜鲁门立即作出反应。8月15日，任命麦克阿瑟为驻日占领军司令官，指定只有蒋介石享有在除东北外的中国全境的受降权力。8月17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又通知麦克阿瑟：应该让日本清楚，按照波茨坦公告条款，在中国的日军只能向蒋介石投降。
与此同时，蒋介石和伪军取得了联系。他连续向各战区的司令官发去指令，务必策动伪军转向支持国民党政府，利用他们控制的沦陷区的重要城市和交通线，没有他的命令，拒绝任何军队接管他们的防区。
由于动用了日军和伪军，国民党政府在自己的军队到达前就通过他们控制了沦陷区的重要城镇和交通线。
于是，魏德迈开始从容地运送蒋介石的军队了。他几乎集中了在中国和印度境内的所有美国军用、民用飞机。
国民党要抢占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南京，蒋介石急着以胜利者的姿态凯旋回到南京，再当他的总统。
魏德迈决定把国民党的新六军从云南空运到南京。这是一支在抗战中打过胜仗的部队，魏德迈觉得把这样一支国民党的精锐部队首先运到南京，不仅蒋介石满意，南京人民也会把他们当作英雄欢迎的。
麦克阿瑟和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接受了魏德迈的求援，派了第七舰队的一部分军舰前去，而且还调去了第十和第十四航队。这样，新六军被运到了南京，九十四军和汤恩伯总部被运到了上海，九十二军被运到了北平。到了8月底，已有14万国民党军队被运到华北。
至于海上运输，虽然速度不如空中快，规模却比空中大得多。到9月底，已有四十多万国民党军队被运到华中、华北各战略要地。
中国共产党不再沉默了，抗战胜利之果不能让美国帮助蒋介石抢夺过去。
朱德总司令照会美国驻华使馆，指出：
为了减少中国内战的危险，请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站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上，立即停止对中国国民党政府之租借法案的继续执行。如果国民党政府发动反对中国人民的全国规模的内战（这种内战危险，现在已极其严重），请勿予国民党政府援助。
照会显得很克制，对美国大规模地帮助蒋介石运兵并没有直接进行指责。只是较为温和地对目前美国的对华政策表示了自己的不满。
但是美国政府仍然我行我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