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阿拉善往事:阿拉善盟文史资料
6654300000040

第40章 从旅蒙商祥泰隆的兴衰史看阿拉善旗的社会经济变化

博尔济吉特·达遴

一、祥泰隆商号的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

在我们伟大祖国内蒙古自治区西部、贺兰山西麓,有一块富饶美丽、最适合畜牧业生产发展的大草原——阿拉善旗,土地面积为18万平方公里,除少数河川地外,其余均为草原、荒漠、戈壁地带。原阿拉善旗设有8个苏木(相当于区)、36个巴格(相当于乡),居住着蒙古、汉、满、藏、维吾尔等民族,人口35000余人,其中蒙古族人口近2万人,是一个蒙古族聚居的地方,并有着悠久的历史。

阿拉善旗大草原上的蒙古族人民,主要从事畜牧业生产,牲畜有山羊、绵羊、骆驼、马、牛、骡、驴等,总头数为120万头(只),并有野生动物鹿、香獐、猞猁、黄羊、青羊、盘羊、豹、狐狸、獾子、狼等。

阿拉善旗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矿产有全国著名的盐湖,如吉兰泰、雅布赖、和屯池、察汗淖尔等,古拉本敖包煤矿盛产举世闻名的“太西”无烟煤,还有稀有珍品透辉石以及大理石、茶晶、水晶、玉石、石膏等多种丰富的矿产资源。

阿拉善旗境内的贺兰山中,生长着原始森林和次生林,主要树种有云杉、油松,侧柏、红桦、山榆、山柳、山杨等,林区面积为220多万亩;

阿拉善旗还出产许多名贵的药材,主要有鹿茸、麝香、苁蓉、锁阳、甘草、麻黄草以及发菜等,其中苁蓉、锁阳、甘草,不仅产量大,而且质量优,是国内外深受欢迎的优质商品。

在阿拉善旗极为丰富的各类产品中,无论是牲畜及畜产品,还是食盐、煤炭等矿产品,以及各种名贵药材等等,在国民经济中历来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经济建设的重要物资,而且是工业生产不可缺少的重要原料,并且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因此,外地群众称阿拉善旗是“金盆养鱼”的“福”地。

阿拉善旗的蒙古族人民,延用长时期历史留传下来的习惯,只专心从事畜牧业生产,既不做工,也不务农,更不学经商。因此,对自己生产的畜产品和副业产品的卖出,和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的购进,都依靠在旅蒙商人,而祥泰隆便是其中的最典型代表。

旅蒙商——祥泰隆正是一个专做蒙古买卖的资本合股企业,它一方面供应牧民群众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另一方面收购牧民群众的牲畜、畜产品和副业产品。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承担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的任务,并发挥了积极作用。牧民群众的日用必需品——粮食、茶、酒、烟、糖、布匹等的70%由它提供。畜牧业生产需要的大量的各种生产资料,也依靠祥泰隆从内地运来供应牧民群众。同时,畜牧业生产的产品——牲畜、皮毛及副业产品,也需要祥泰隆收购,再转运各大城市销售。并且在个别旱灾之年,祥泰隆便运进大批粮食,供应牧民群众,起到了救急的作用。例如:1920年阿拉善旗久旱无雨,造成牲畜大量死亡,在严重缺粮的时刻,祥泰隆运进5000石粮食供应牧民群众,既解决了牧民群众之急需,又可以大发财,实为一举两得。

祥泰隆有着严密的组织机构,周密的经营管理制度,灵活多变的经营方法,以及对牧民的拉拢手段。还应该着重提出,祥泰隆的经理和营业人员,虽然全部是山西省人,然而他们均通蒙古语言,能与牧民直接对话,交流感情,颇受牧民群众欢迎。因此,广大牧民群众视祥泰隆为朋友。

总之,在漫长的历史阶段中,旅蒙商——祥泰隆在阿拉善旗的商业活动,起到了沟通城乡物资交流,促进畜牧业生产发展,在开发牧区经济资源,供应牧民群众生产、生活用品等方面,均起到积极的作用。

二、祥泰隆的历史

大约在200年前,从山西省平遥县和甘肃省民勤县来了些人,在阿拉善旗做买卖。起先他们挑担、背包搞行商,几年后他们合伙集资,盖了几间房子,固定下来成为坐商,商号起了个名字叫“祥泰公”专做蒙古买卖。

雍正元年(1723年)祥泰公结束了经营,其股东们又开设了两个商号,一个名叫“定远堂”,一个名叫“祥泰隆”。因为祥泰隆的股东多是从祥泰公老商号过来的,所以说祥泰隆就是祥泰公的继续。祥泰公在定远堂经营了若干年后,由于人事变动,经营不善,造成亏本而倒闭,祥泰隆却维持下来,继续经营。

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以西40公里处,有一名叫紫泥湖的村庄,设有源泰当铺,专门从事高利贷经营,经理名叫董得峰,他有一套“驴打滚”的剥削方法,除借给10两银子加上其利息之外,还有“内扣八”的办法,即借10两银子,先扣下2两,净付8两。这样许多商号因负债越来越多,造成倒闭关门祥泰隆就是其中之一。

光绪元年(1875年)祥泰隆因欠源泰当铺巨款无法偿还,不能继续经营下去,被迫将全部企业连同资金和人员字号一起,作为欠债偿还给了源泰当铺。从此,祥泰隆虽然还是老字号,但其股东和经理人员则全部换成了董姓家人。董得峰系山西省平遥县人,一贯大放高利贷,并拥有大量土地,还在平遥县城设有广裕公等两个钱庄,资本雄厚,控制着平遥县的金融界。董得峰接收了祥泰隆之后,分给了第四子董振镛负责经营,董振镛请来了山西省孝义县的一个亲戚、老商人赵廷斋担任祥泰隆经理,负责经营。

三、祥泰隆的发展

祥泰隆自从清光绪元年(1875年)董得峰接收经营开始,才一天天发展起来,股金从8000两银子发展到18900两银子,最高达到20万两银子之巨,并且还有上万头牲畜。每3年为一个账期即结算期,股东每股分红从白银2000两上升到5000两;从业人员由65人发展到260余人。

祥泰隆既经营日用百货,又经营粮食、牲畜及畜产品、药材等土特产品;从零售、批发到运销,包揽无遗。在旗内设有分号、账房和牧场;在外地有分店和转运站。从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日用百货、生活必需品到畜牧业生产所需的全部生产资料等等,无所不包。市场商品价格,金融情况,统统由祥泰隆一家垄断,祥泰隆成为阿拉善旗的后勤供销总部。

祥泰隆在内地主要城市和地区,设有分庄、分号开展购销业务。具体分工如下。(1)宁夏银川设有广发隆、隆泰裕两个分号,负责采购粮食、油料、白酒、地毯、生活用紫铜、黄铜器皿等;(2)包头分庄负责销售牲畜及畜产品——羊毛、驼绒、皮张以及药材等土特产品;采购砖茶、生烟、糖类、布匹等,还包销四大家地毯厂的全部地毯;(3)天津分庄主要推销头、二等驼绒、药材;采购绸缎、布匹、日用百货等;(4)北京分庄主要采购蒙古族喜爱的特需商品——首饰、装饰品、生活用品、马具以及绸缎、布匹等;(5)山西省蒲州分庄主要采购鱼牌砖茶,这是蒙古人民必不可少的日常生活用品;(6)山西省平遥分庄主要采购曲沃生烟、分东生烟和魁生烟,而且售销量很大,同时还采购土布等。

通过派驻内地各主要城市分庄的销售、采购活动,掌握市场行情,了解商品信息,沟通城乡物资交流,起到了互通有无、繁荣经济、发展生产的桥梁作用。当然,商业本身就含着剥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阿拉善旗广大群众对祥泰隆是“见不得,离不开”。

据资料记载,祥泰隆每年进货总值在40万两白银以上。

祥泰隆在内地主要城市广设分号、开展采购和销售业务的同时,在阿拉善旗境内18万平方公里的大草原上,设有8个分号,其任务是;一方面供应广大牧民群众生产、生活所需用的商品;另一方面收购牲畜、畜产品、药材等土特产品;还兼营畜牧业。每个分号经营一至两个牧场,每个牧场的牲畜在500到1000头只。

每个分号有掌柜1人,营业员8至10人。每年销售营业额在3万两白银以上,收购营业额在45000两白银以上,两项合计在7万两白银以上。

祥泰隆对牧民实行赊销的办法,牧民需要商品时,暂不付现款,只将品名、数量记下,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还账,这样,祥泰隆就大有文章可做,随心所欲地抬高商品价格、压低牲畜和畜产品的价格,从中大发横财。同时还以大秤进、小秤出、短斤少两等办法剥削牧民群众。

祥泰隆在剥削牧民的同时,对中小工商业户的剥削也不放松。例如,1935年祥泰隆控制着整个批发业务的80%以上,各中小商号从祥泰隆进货,必须订立到秋季以牲畜和皮毛作价归还贷款的合同。比如,进货时每斤驼毛的价格为2角8分,到秋季为3角5分。然而,中小商号到秋季交给祥泰隆的驼毛仍按每斤2角8分计算,并且压低等级,剥削很大。另外在批发货物时,不准自由挑选,好货留给自己,二三等货物则批发给中小商号,以保存自己的优势,达到大鱼吃小鱼的目的。

囤积居奇是祥泰隆发财致富的又一手段。1931年祥泰隆在天津囤积驼毛15万斤,进价每百斤为80两白银,转手以每百斤128两白银卖出,每百斤赚了48两白银,一次得暴利72000两白银。祥泰隆每年共收购驼毛在100万斤以上,仅此一项的利润也是很可观的。祥泰隆每年从宁夏银川、中卫县和甘肃省的景泰县等地,以低价购进大批粮食、油料,囤积起来,等到粮食缺乏时便以高价销售出去,可以赚到几倍到十几倍的利润。祥泰隆囤积的粮食在1000石以上,胡麻油1万斤以上。

祥泰隆由于资本雄厚,控制着市场行情,同时,大搞囤积居奇,垄断一切商品,从而使其许多商品能够几倍或十几倍的赚取利润,保证其经济实力不断向前发展。

四、祥泰隆的组织机构

祥泰隆的财东为董姓一家,同时有人力股东,即从青年时参加本号工作,经过多年考验,忠实可靠,聪明能干的人员可成为人力股东,是股东的组成部分。在股东中推举一人负责全号的事务称总管,即股东代表,他平时住在老家——山西省平遥县,号内事务由经理全权负责。每3年结算期之前半年,股东代表必须到号主持分红。

祥泰隆本号设在定远营并有1个门市部,同时还在阿拉善旗境内分别设有8个分号和牧场。本号设经理1人,负责全盘,管账(总会计)1人,管账先生(会计)1人,记账员2人,库房管理员2人,跑外柜2人,买卖牲畜2人,店员20至30人。门市部有掌柜1人,管账1人,跑外2人,买卖牲畜1人,店员2至6人。牧区的8个分号各设掌柜1人,管账2人,负责售货和收购业务的店员10人左右。分号设有牧场,每个牧场由1名有经验的老人负责,并雇佣牧工若干人,牧工工资每年为50元银币。

五、祥泰隆的经营管理

祥泰隆规模大,有着周密的经营管理制度,称“行铺规”(也叫“号规”)就是商号的规章制度,主要内容有:(1)参加企业的股东,不论人数多少和股金大小,只推举产生股东代表1人为总负责人。但股东代表不直接参与企业内部事务,惟每逢3年结账期必须到号,听取经理的资产负债报告。股东代表有权任免经理。凡须顶人力股东者,必须经股东代表许可,方得承认。股东代表在账期负责分红,如果发生亏损,也应负债权债务的责任。(2)股东们虽为债权负责人,但不得随意长支短欠,如因婚丧嫁娶及其他需要用银时,须首先提出申请,详具理由,由经理决定。股东代表也不例外。(3)所有股东,不论股金大小,一律不得干涉号内事务,有事必须通过股东代表与经理协商解决。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多嘴杂,避免发生股东与经理之间矛盾。经理只对股东代表负责。(4)经理由股东代表任命,但必须从企业内部产生,选择从小进店当学徒,经过培养考验,绝对可靠的人担任。因为企业的兴衰成败,经理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凡当经理的人必须在企业顶一份生意,即人力股东,不然他说话人们是不理睬的。经理的任期一般是两年半,因为经理每两年半要回家休假,平时不允许离开企业。工作有成绩的经理可以连任。但也有个别的经理是从外面请来的,多与股东是亲戚朋友或同乡同学,前提必须是可靠的人。(5)企业的分红倍股,每3年进行1次,即3年为一账期。股东分取红利时,须扣除20%的“厚成”即公积金,作为扩大业务经营的资金或亏损时作垫补。同时还规定,股东分得红利后还须倍股。(6)对号内的职员、工人工作上要求严格,而在生活待遇方面比较优厚,如对顶人力股东者,实行供给制或半供给制,对工人实行工资制,每人每年为50元银币。职工如有困难时,可以超支,得到照顾。工作20年以上可以享受退休工资。职员每3年回家1次,假期半年,工资照发。

祥泰隆的账目齐全、群类繁多,如:万金帐即资本总账、有外地分号与本号的来往账、有旗内8个分号与本号的来往账;有浮计账——专门记录大宗成交来往现金、有活流水账——记录客户取用货物、有号内同仁账、交谊支出账、蒙古人账、汉人账、雇工账、各种牲畜账等等,分门别类,详尽地记载着号内发生的一切事务。总之,祥泰隆有一整套行之有效地规章制度,以保证企业不断得到发展。

六、祥泰隆的经营特点

祥泰隆资本雄厚,从不借外债,完全依靠自己的资金运转。而在每3年的鸿算之期,股东们分得红利时,还必须倍股,积累公积金,一则作为扩大经营的资本,二则准备万一出现亏损时垫补;并且在必要时发放“银帖”代替现金流通使用。银帖分1两、2两、5两、10两共4种,总额达数10万两白银。为了维护信用起见,所有发放的银帖,如有烧毁、遗失、损坏等情,只要有据可查,无论事隔多少年,仍按原数偿付,从不失信。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不断贬值相比,牧民群众信任祥泰隆的银帖,而不欢迎国民党的纸币。

总之,祥泰隆不为市场金融、物价动荡而受到影响,相反它以本身的优势左右看市场物价和金融界。与此同时。祥泰隆为了长期稳定的剥削广大牧民群众,达到其大展宏图、财源茂盛的目的,还精心制定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一方面拉拢广大牧民群众,一方面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

祥泰隆采取“入乡随俗”、“走府地随府礼”的办法,提供各种方便,千方百计达到拉拢牧民群众的目的。比如,凡是从牧区到阿拉善旗首府定远营来办事、买东西的牧民,祥泰隆都热情接待,按照当地习俗,请到客房奉茶,献上奶茶、奶油、奶食品、炒米和炸油果子;午晚餐为四莱一汤,备有上好的白酒,供客人享用。必要时还摆上蒙古族传统美味佳肴“羊乌叉”以示敬意。还投其所好,根据客人爱好招待看戏、打麻将牌所有这一切,人吃马喂,食宿娱乐等等,一律免费招待,临走时需要什么东西,则打开仓库门,任意挑选,还不收现金,只需记下商品名称、数量即可,以便“秋后算账”。凡受到如此热情招待的牧民,都称赞祥泰隆是“赛·空·白那!”(是个好人之意)。

阿拉善旗惯例,每年农历八月初一在首府召开“那达慕”大会,以及八大喇嘛寺庙常年有庙会活动,牧民群众经常路过和来到定远营,少则三五十人,多则100多人,祥泰隆都同样热情招待,不仅提供食宿之便,供其吃喝玩乐,而且一律免费。这样天长日久,便在牧民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受过祥泰隆优待的牧民,在每年秋季丰收之后,便精选上好的牲畜、绒毛和皮张,送给祥泰隆还账或买东西。在这一点上其他众多的商号是无法攀比或者望尘莫及。

祥泰隆设在本旗境内的各分号,对前来的牧民也同样热情招待。特别应该提到祥泰隆的职工都是山西人,然而他们都会讲蒙古话,掌握了语言工具,便于交流感情,好做生意,这是祥泰隆的一大特点。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祥泰隆热情招待牧民群众所开支的一切费用,仍然是牧民群众的劳动血汗钱。

祥泰隆在此基础上还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他们与王公上层合伙开展经营。1918年祥泰隆曾与当时的王爷合资开设了“乾锡永鸿记茶庄”,投资3万两白银,双方各出一半。所经营的砖茶是牧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必需品,销售量很大,同时又得到王爷的支持,祥泰隆就垄断了茶叶生意,几十年间获得了巨大利润,也为王爷增加了收入。为旗府官员在借贷方面给予优惠。官员们借款既无利息,又无期限,随用随借,提供方便,而且从不讨账,个别无力偿还者,也不强逼硬索。每逢年过节,或王公上层、大小官员遇有婚丧嫁娶、生儿添女时,祥泰隆均备厚礼并派专人送上,以讨欢心;每年春节期间,祥泰隆则大排酒宴,分期分批地大大款待一番,上至王爷,下至一般官员,尽其欢乐,长达20天之久。这也是祥泰隆的一大特点,而其他的商号则无法与之相比。

祥泰隆一方面拉拢广大牧民群众,一方面密切同王公上层、旗府官员的关系,剩下中小工商业者,就不在话下了,因为他们都依赖它,只好唯命是听,祥泰隆也就可以“大展宏图”了。

七、祥泰隆的剥削手段

祥泰隆以不等价交换的手段,剥削买卖双方,而主要是依靠剥削广大牧民群众,发展起来的。

由于畜牧业生产的特点是:每年风调雨顺,牧草丰美,牛羊肥壮,五畜兴旺,秋季畜牧业生产得到丰收之后,牧民群众出售牲畜及畜产品,换回赖以生存的粮食、布匹、茶、酒、烟、糖等必需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以及生产资料等。因为牧民在平时没有收入,更没有工资,所以在每年的春、夏、冬三季所需的一切,均为赊销,祥泰隆就抓住这一弱点,大力进行剥削。比如,牧民在春季赊销的货物,当时只记录货名和数量,而不记价格,等到秋季还款时,便以秋季最高的价格来计算;而秋季是牧业旺季,牲畜皮毛大量上市,价格下跌,那时牲畜、皮毛的价格即以最低的价来计算。这样一高一低之差,就使牧民群众大吃其亏,而祥泰隆却大发其财。

祥泰隆的计量器有多种多样,如秤银子用的戥子有三种:红大、黑小、白公道。收银子时用红色的,多收;付银子时用黑色的,少付;只有他们商号之间,才用白色公道的戥子。原因是各商号都一样,相互之间谁也骗不了谁,他们只能欺骗、剥削蒙古人。

买卖粮食时大斗进,小斗出。买粮食时用老斗(大斗),每斗20公斤;卖粮食时用新斗(小斗),每斗19公斤。祥泰隆每年买卖粮食1000多石,折合20余万公斤,以大斗进、小斗出的办法,以每石10公斤计算,共可夺得粮食2万余公斤。

收购羊毛、驼绒时,用每斤18两的秤(当时16两为1斤)每斤多收2两,每年收购50万公斤以上,仅此一项,即可多得绒毛10万公斤;另外祥泰隆还在绒毛里掺沙子。1935年,一次运到包头出售的驼绒6驮子(每驮子125公斤重),掺了大量沙子之后,变成12驮子,翻了一番,600银元的成本卖了2000余元。

另外就是短斤少两:卖白糖、红糖、冰糖等每斤只给12两,少给4两。在白酒中大量掺水。牧民买酒1次就买1驮子(150公斤左右)至少两家买1驮子。因为酒的销售量大,祥泰隆便在白酒中大量掺水。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牧民在祥泰隆买了许多瓶装白酒,骑马回家,途中不慎将一个瓶子打碎了,多么可惜!结果一看“酒”还在呢?因为酒里掺水多,天气冷已经冻成“冰棒”啦。牧民讽刺说:“祥泰隆的酒,就是‘好’!瓶子打碎‘酒’在呢!”

砖茶同样是牧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一块重约2公斤左右的砖茶,成本不足银币1元,可换1只20多公斤重的大绵羯羊;一方子(2尺左右)白土布可换1斤驼绒;牧民喜爱的装饰品——珊瑚项珠(阿拉善旗蒙古妇女特有的装饰,戴在头上)一对成本70元银币,可换牧民的骆驼两峰,价值180余元。总之,祥泰隆想方设法,采取多种多样的手法,大力剥削广大牧民群众,以达到大发横财的目的。

七、祥泰隆的衰亡

自从1931年以后,祥泰隆逐渐走向下坡路,它和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业者的命运一样,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内受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一步步走向穷途末路,这与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分不开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右派采取不抵抗政策,给日本帝国主义以可乘之机,使之长驱直入,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掠夺,“日货”充斥国内市场,造成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面临危难和破产。同时,由于战争原因,祥泰隆设在北京、天津等地的分店,不能进行正常的商业活动,交通阻塞,货物不能流通,土特产品运不出去,日用百货运不进来,给畜牧生产和牧民生活带来重重困难,而作为旅蒙商的祥泰隆更是首当其冲。(2)国内官僚资本主义乘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际,趁火打劫,大肆压迫和剥削广大人民群众,大发国难财。特别是宁夏马鸿逵以“抗战”为名,抓兵、派款、征粮,大肆搜刮民脂民膏,使广大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马鸿逵为了大肆掠夺阿拉善旗的牲畜财产,采取了多种疯狂和野蛮的办法,进行疯狂掠夺。1939年马鸿逵非法、强行设置了“宁夏省政府驻定远营办事处”,其目的妄图置阿拉善旗于宁夏省管辖之内。然而阿拉善旗一向直属中央政府领导,不为地方政府所管辖。马鸿逵为了达到在政治上压迫、在经济上掠夺阿拉善旗的目的,指示其“办事处”主要执行两大任务。一是派款。马鸿逵打着“抗战”的幌子,大力搜刮人民血汗,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直接税、间接税、货物税、印花税等,不下几十种,并且在旗境内各交通要道设立“官卡”,对过往的货物,进行横征暴敛。仅祥泰隆一家在1937年被马鸿逵掠夺苛捐杂税款项多达40万银元之巨。二是抓兵。马鸿逵匪帮设在定远营的“办事处”编制保甲制度,并利用保甲长,不定期地大搞抓兵活动,造成成年男子不敢在家,为了躲兵而逃亡外地,因为一旦被抓去当兵,多数是有去无回。每逢抓兵时节,整个城镇的工商业户和居民们,紧闭门户如临大敌。马鸿逵的“办事处”对各商号采取新花招,允许商号可以马、驼代丁,因为商号“走了和尚走不了庙”,不出壮丁可以出马、驼顶替。同时规定:1名壮丁以5匹马或7峰骆驼顶替。祥泰隆每次被派15名壮丁,就需要75匹马或者105峰骆驼顶替。而且无论马或骆驼,都必须是最好的。当时的市场价格是:1匹好马价400银元,1峰好骆驼价200银元。1939年以后,祥泰隆先后7次共交出顶替壮丁的好马195匹,好骆驼330峰,折款共计144000银元。祥泰隆及其宁夏分号,总计交出壮丁费20多万银元。这是造成祥泰隆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马鸿逵在阿拉善旗抓兵、派款,实行政治上压迫、经济上掠夺以外,还在定远营设立“宁夏富宁公司分号”,专门垄断阿拉善旗的粮食供应和畜产品的收购,并下令严格禁止其他任何人买卖。同时还设立特务机构进行监督,违令者严加惩办。这样就卡住了祥泰隆的咽喉,逼死了经理阎清龙。

马鸿逵垄断阿拉善旗粮食供应和畜产品收购,以及抓兵、派款等,疯狂掠夺的结果,加上国民党政府通货膨胀、货币贬值,造成牧民生活水平严重下降,购买力减弱,这是造成祥泰隆衰落的一个原因。祥泰隆已经困难重重,业务经营每况愈下,事出无奈,只好改弦易辙,于解放前不久改名“蔚生厚”从事小规模经营。至此,历时200多年的著名旅蒙商——祥泰隆已经偃旗息鼓。

总之,从旅蒙商——祥泰隆的兴衰史可以看出,阿拉善旗的经济变化,即从自给自足畜牧业经济向着商品经济过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