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非常注重道德的自我修养，把修身作为其他一切活动的根本，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第一章》）历史上著名的儒学思想家，都非常重视、关注道德修养问题，对此进行了较为集中的理论探讨。通过长期的理论探索与道德践履，提出了一套完整的道德修养方法，其中主要包括立志、克己、内省、存养、慎独、主敬、守静、学思、力行等方面的内容。以下择要介绍之。
（一）立志
修身首先要立志。“志”就是“心之所之（止）”，立志就是要确立宏大坚定的志向，树立希贤希圣的人生目标，然后要终生追求不懈，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中国传统儒学重视立志，认为“立志”是人生重要的起点，是一个人成长发展的关键。俗话说：石看纹理山看脉，人看志气树看材。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必定有他存在的理由，这个理由就是他心中有一种信念、一个理想。这个信念或理想，就是他生命的源泉，是他能坚定地做一件事的根本动力，这个东西就是志向。
在儒学看来，立志要“志于道”。何谓“道”，孔子认为，“道”即仁道。“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意即一个人如果能立志于仁道，就不会做坏事、做错事。如果能“志于道”，就能分清善恶，能“好仁”“恶不仁”；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羞耻之心，做到“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志于“道”，就要“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即居于仁而行于义。在孟子看来，一个人能以“仁义”为志，就能分辨善恶，认清应为与不应为之事，“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离娄下》）。唐代韩愈认为，“道”的内容就是尧舜周孔之道，就是仁义礼智之道。宋代儒者亦认为，“道”就是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之道。可见，儒学所谓“道”，核心就是仁、义，所谓“志于道”就是志于仁义之道。
“志于道”就要以天下为己任，就要有承担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意即“士”不可以不弘大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生，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儒学主张，从端起书本的第一天起，就是为了做大丈夫，明确自身的责任和奋斗的目标，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曾无限遗憾地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意思是，谁要是用我啊，我能帮助他实现东周的圣治。孟子则自信满满地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意思是，如果想使天下太平，在当今这个世界上，除了我还有谁呢？宋儒张载说：人生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意即给人们认识天地的真理确立一个切实的理论体系，给百姓在世上的安身立命建立一套切实的思想和方法，替历代圣贤延续行将绝传的不朽学说，给千秋万代开创永久太平的伟大基业。
然而，高远的志向、理想要通过艰苦的磨炼，经历无数困难、挫折和失败才能实现。正如孟子所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张载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正蒙·乾称》）其意境都是阐发奋起拼搏的精神，把忧患贫贱视为磨炼意志，从而实现完美人生的必要条件。
（二）克己
从《论语》的有关论述看，“克己”就是用“礼”来克制自己的私欲，对自己要求严格。关于“克己”，孔子有一句名言：“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冲动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自觉遵守社会道德规范（即“礼”的规定）。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一举一动都符合“礼”的规定，即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
在孔子看来，“克己”的一种方式是“约”，即约束。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论语·里仁》）意思是说，能够自我约束、不放纵就可以少犯错误。又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颜渊》）意即应当广泛学习古代典籍，而且要用“礼”来约束自己，就可以不离经叛道了。可见，孔子是从学与礼的相反相成中来谈的，学要博，礼要约。“约之以礼”与“克己复礼”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指以“礼”来克制、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
“克己”的另一种方式是“自戒”。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论语·季氏》）自戒便是自爱，便不会走入人生的误区。孔子一贯主张以礼驭情，以礼约束自己的言行，多次批评感情用事，不能克制冲动的鲁莽行为。他对学生说：“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论语·颜渊》）意即因一时的气愤，就忘记了自身的安危，以至于牵连自己的亲人，这不就是迷惑吗？俗话说：“冲动是魔鬼！”可见，一个人不能克制一时的冲动，往往会干出伤害自己和亲人的蠢事，这是很不明智的。
孔子对“克己”看得比较重，认为只要每个人都能够按礼的要求来克制、约束自己，就可以使人人成为君子，全社会也就可以弘扬仁道，实现理想的大同世界。所谓“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
（三）内省
儒学主张人们在道德修养中应该严格要求自己而不能苛求他人。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意即能够自我反省，多责备自己，少埋怨人家，内心的怨恨自然就少了。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意即看见贤人，就向他看齐，看到不贤的人，就在内心反省自己有没有类似的过错。孔子的弟子曾参还据此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思想，说一个人每天都应该反省自己三件事：为别人做事是否已经尽心竭力了？与朋友交往是否有不讲信用的地方？老师所传授的知识是否已经温习过了？这就是所谓的“反躬内省”。孟子将这一思想推演为“反求诸己”，并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手段。
孟子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意思是说，如果你爱别人而别人并不亲近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仁爱是否真诚；如果你治理别人而别人并不服从你的治理，那就应当反思你的智慧是否足够；如果你礼貌待人而别人并不敬重你，那就应当反思你的礼貌是否虔诚。总之，一切行为如果在现实中达不到预期效果的，都应当“反求诸己”，即首先反躬自问，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我所做的一切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对得起良心？是否对得起祖先天地？如果反躬自问自己的仁已够了，礼也够了，那么一般说来是会得到别人相应的仁爱和礼遇的。因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
反求诸己就是要能发现自己的不足或过错，不足者补足之，有过错则不讳言而勇于改过。俗话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儒学是允许人们犯过错的，只是要求人们知错能改。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人能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一旦有了错误，通常的做法是文过饰非，把错误合理化，或是推卸责任，把错误推给别人。能主动承认错误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孔子曾感叹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说，行了吧！我没有见过能够发现自己的过错，就在内心自我责备的人啊！更不用说主动承认错误的人了。可见，有错能自见并能改正，是真正有大智大勇的人才能做到的。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错误，这才是一个君子所为，也是修身的关键所在。
孔子说：“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意即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又说：“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意即有了过错而不改正，这才真叫错了。程颐在解释这一思想时，进一步发挥说：“学问之道无他也，知其不善，则速改以从善而已。”又说：“君子自修之道当如是也。”朱熹又将这一思想发展为省察工夫。
所谓“省察工夫”，就是要求人们要其思虑在“将发之际”和“已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查。朱熹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性理精义》）“将发之际”，是指思虑刚刚萌生之时，此时如出现不良念头应及时克制。“已发之后”，是指思虑外化为言行之后，应及时省察一下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道德规范，如不合则应立即改正。
可见，反躬内省思想的实质，就是强调人们在道德修养过程中，必须高度自觉，严以律己，必须经常反省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是否符合道德原则。应该说，这是道德修养过程中带有普遍意义的一种方法。
（四）存养
“存养”一词，源于《孟子》中“存其心，养其性”一语。“存”是保存、有意识地把握、不使丢失。“养”是涵养。孟子从他的“性善论”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方法。孟子认为，修身之要重在“修心”，修心即存养心性，其方法是“尽心”“存心”“求放心”“寡欲”“养心”“养性”“养气”等。
“尽心”就是尽其心官能思的特点，去发现、去扩充内心固有的善端。孟子认为，人身有五官（耳、目、口、鼻、心），耳之官职司听觉，目之官职司视觉，口之官职司味觉，鼻之官职司嗅觉，心之官则主宰人的思考。五官虽都是人体的一部分，但只有心之官能思考。所以，孟子把心之官视为“大体”，其余不能思考的器官视为“小体”。在孟子看来，一个人如果能依照心之官的思考来行事，这就是所谓的“从其大体”，因为心之官的思考，能令人辨别是非善恶，于是能谨言慎行，进而合乎仁、义、礼、智，这样就能修养成为“大人”。反之，如果舍弃心之官的思考，完全任令耳、目、口等器官的嗜欲发展，耽溺声色之娱，而不辨是否合于礼、义，那就与一般动物无别，这就是所谓的“从其小体”。凡“从其小体”的人，自然成为小人。因此，孟子要人们时时操持涵养心志，认为只要能操持涵养心志，就不会被物类所蔽，声色所迷。这种时时操持涵养心志就叫“立乎其大者”。
那么，怎样操持涵养心志，即“立乎其大者”呢？孟子主张存养本心，即存心。所谓“存心”，指有意识地保护和保存良心，别让它迷失。孟子还从人与动物的区别提出“存心”的重要性，他认为，一个人若没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不能算做是人，而是“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并指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孟子·离娄下》）“仁”“礼”皆存于“心”，出于“心”，无“心”则难成“仁心”之举。可见，在孟子看来，“存心”是一个人修身非常关键的一步。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进而提出“致良知”，要求人们时时体会自己良心的存在，感受良心的呼唤，聆听良知的声音。
“存心”的必要性还在于人的善性可能会失掉（即“放心”），因此，“存心”又逻辑地包含了“求放心”，即把由于不能“寡欲”，受到外界物质利欲的诱惑而失掉的善良之心（仁、义之心）追回来，找回来。孟子认为，人的善心、善性，虽是人生来所固有，但在人心中并不是很牢固。由于后天物欲所蔽或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人就有可能丧失了本心，即放失了自己的善心、善性。孟子称此为“陷溺其心”“失其本心”或“放其良心”，简称为“放心”。孟子指出，“放心”并不可悲，可悲的是“放其心而不知求”，他认为，应该像把丢失的鸡犬再找回来一样，把放失的良心再求回来，恢复心中的善性。孟子把这种方法称为“求放心”。为此，孟子认为，“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意即做人的学问之道没有别的，不过就是把那失去了的本心找回来罢了。
“存心”之外，孟子还提出了“养心”。所谓“养心”就是要把自己的心当做一棵树、一株盆景来养育，通过日积月累地滋养和调整，逐渐把多年养成的坏习惯消除。在孟子看来，“心”是需要养的，因为“人心”通常都不是生来就完美无缺，都需要养育和调治，决不能放任。明代学者吕坤说：“浑身五脏六腑、百脉千络、耳目口鼻、四肢百骸、毛发甲爪，以至衣裳冠履，都无分毫罪过，都与尧舜一般，只是一点方寸之心千过万罪，禽兽不如。千古圣贤只是治心，更不说别个。学者只是知得这个可恨，便有许大见识。”（《呻吟语》）这段话是说：人体浑身上下，都没有丝毫罪过，都与尧舜等圣贤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我们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问题一定是出在我们的一颗心上；如果说我们与尧舜有什么区别的话，那也只能体现在心上。因此，千百年来，圣贤们所做的全部工作，归根结底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治心。
怎样养心？孟子提出：“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尽心下》），所谓“寡欲”，即克制口、鼻、耳、目等欲望。在孟子看来，“物欲”有害于“养心”，“养心”就要远离“物欲”，做到“寡欲”。孟子曾含蓄地指出：“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就是说，一个人要是能寡欲，就算有“义理不存于本心”的情况，恐怕也是很少吧！反之，一个人要是多欲，必然深陷物质欲望之海，无法自拔。在这样困绝的地步，还能保持本心，也是很少的。如果丧失了本心，试问人和禽兽又有什么不同呢？
应当指出，孟子倡导的“寡欲”并不是目的，而是其“存心养心”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孟子并不是否认人的欲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他还认为人的欲望正是人伦道德的基本出发点。孟子认为，人的道德修养的好坏以及修养境界的高低，都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如果只追求生理层面的自我满足，就难以发掘内在之善性，就难以成为道德之君子。所以，当人的欲望与人的道德理性发生矛盾冲突时，就应当以外在的“礼义”和内在的“仁”来限制人的欲望，不做所不当做的，不想所不当想的，即通过寡欲以存养心性。
孟子所提出的“存心”和“养心”，虽都是针对“心”而发，但含义略有不同。“存心”是就具体的心理活动而言，强调抓住良心不放；“养心”则强调培养健全的心灵需要时间和耐性，不可能一蹴而就。“存心”从短期行为着眼，“养心”从长远效果着眼；“存心”需要毅力和决心，“养心”需要耐心和体验。但是，“存心”和“养心”的最终目标是相同的，那就是培育健全的人格，用孟子的话说，就是“养其性”。
“养性”，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作为一个身心交融的整体来培育，通过“存心”“养心”给生命的幼苗阳光、雨露和营养，使之健康、茁壮地成长。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尽心上》）意即存养善心，涵养本性，这就是对待天命的方法。换句话说，就是用心做人，凭良心做事，养育身心，涵养性情，才是对老天最好的交代（即“事天”）。这里，孟子并没有把“天”当成“上帝”来崇拜，而是认为，“天”是我们一切良好禀赋的源头，并使人成为万物之灵。孟子强调，人高贵于禽兽的地方不在别的，就在于人有良知、良心。从这个角度说，如果我们不好好把握自己的良心、良知，不学会尊重自己的天性，就对不起老天了，也就是不能“事天”。
孟子接着又说：“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人的一辈子不管是长寿、还是短命，都取决于天意，人不能自己左右，谁也无法逃脱命运的主宰。但是有一件事是人可以主宰而且应该主宰的，这就是：存心、养心与养性，简言之，就是修身。能修身才能“安身”，面对命运的无常，人才能够“立命”，即“立于命中”，这就叫做“安身立命”。
在孟子看来，存心养性的同时，还要“养气”。所谓“养气”就是“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做人的豪迈气概，是“集义所生”的一种道义之气，是人性中本来就有的善端的发展与扩充。它使人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比刚劲、无比高大，巍然屹立于天地之间。这种气“以直养而无害”。所谓“养”，就是“集义”，而“义”又是心所固有的，只需不断培养，不断积累。一直培养下去而不要伤害它，就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
总之，在孟子看来，修身的根本就是存心养性。即保存天赋的良心和善性，尽力使之不受外界的影响，并加以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存心养性的境界就是孟子提出“不动心”。孟子自谓“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所谓“不动心”，就是主宰自己的情绪，排除外界的各种干扰，不受各种诱惑，不受金钱、官位等的引诱，做到既不以一得为喜，也不以一失为忧，这样就可以保持内心的清静。可见，修身说到底就是修心，达到了“心若止水”的境界，修身自然就圆满了。
（五）慎独
“慎独”是儒学对个人内心深处比较隐蔽的意识、情绪进行管理和自律的一种修养方式。它是孔门后学在“自省”和“克己”的基础上，为使自我修养达到更高境界而提出的一种修养方式。
所谓“慎独”，东汉郑玄说：“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大学·第六章》解释说：“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即品德低下的人在私下里无恶不作，一见到品德高尚的人便躲躲闪闪，掩盖自己所做的坏事而自吹自擂。殊不知，别人看你自己，就像能看见你的心肺肝脏一样清楚，掩盖有什么用呢？这就叫做内心的真实一定会表现到外表上来。所以，品德高尚的人哪怕是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一定要谨慎。“慎独”这种修养功夫，在《中庸》篇中也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说法：“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不睹，恐惧乎其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是故君子慎其独也。”这就是说，道是在人们心性之中的，道即是人性，道就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须臾不可离，人只要顺性而为，就应该是合乎道的。所以，君子对于幽暗之中，细微之事，都要谨言慎行，追求道德规范。
在儒学看来，慎独之“独”，即是人的意念或者动机。一个有道德修养的人，顺性而动，那么，他的意念或者动机就必然是善的。意念或动机，他人不知，自己却知，这就叫“隐微显见”。由此看来，儒学所讲的慎独，有两个方面：一是个人独处时，要戒慎恐惧，不因为无人听到，无人看见，就肆意妄为；二是一个人在其意念发动之初，即便未见之行动，也要通过内心察省，看其是否合道中节，警惕内心深处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错误意识、不正当的私欲或不正常的情绪，并自觉地用社会道德规范加以约束，使之回复到正常状态，作到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前者是外在的行为层次，后者是内在的心灵层次。
如何才能做到戒慎恐惧、防微杜渐呢？儒学认为，一是摒除一切外物，而专事于内在心性的把握；二是“反求诸己”，从个人的修身做起。这两个方面做好了，那么，慎独的工夫也就做到了。做到慎独的工夫，就会表现为“素位而行”，即安于现在所处的地位，去做应做的事，不生非分之想。就会“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中庸》）意即处于富贵的地位，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处于贫贱的状况，就做贫贱人应做的事；处于边远地区，就做在边远地区应做的事；处于患难之中，就做在患难之中应做的事。君子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下都是安然自得的，乐天知命，安时处顺，中心坦然也。
历史上有很多“慎独”的生动例证。据说：汉朝时代，有个人叫杨震。他为官非常清廉，而且常常帮助国家举荐一些好的人才，为国服务。当时他在东莱做太守，就举荐了一个读书人叫王密，举荐他当昌邑的县官。王密很感谢杨震。于是，有一天晚上，王密就带了一些黄金去送给杨震，杨震看到他送来的黄金，就对王密说：“我很理解你，还举荐你做官，你为何如此不理解我，还要送我黄金？”王密说：“没有关系，这只是我一点心意，绝对没有人知道。”杨震正色道：“何以会没人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也知！”王密听后，觉得很惭愧，就把黄金带走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人的品德在何处容易被人看出来？恰恰是在没有人看到的地方，才能显现出一个人的节操。
清帝康熙将“慎独”概括为“暗室不欺”。林则徐在居所悬挂一幅醒目的中堂，上书“慎独”二字，以警醒、勉励自己。晚清名臣曾国藩在遗嘱中第一条说到的就是“慎独”。他说：“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旧时北京同仁堂有一句箴言：“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配制药剂，古语谓之“修合”。外人看来似乎多一味，少一味，增一分，减一分都无关紧要。但所谓“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一个人的作为，外人不一定能够尽知，但其动机好坏，冥冥上天，自会知晓。意思是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做事不要违背良心，不要见利忘义，因为你所做的一切，和你的用心，上天是知道的。
（六）主敬
“主敬”是儒学修身的一个重要方法，甚至被后儒称作“圣门第一义”的修养工夫。“主敬”是指一个人时时刻刻要收敛身心，以虔敬之心待己待人。
在《论语》中，孔子曾对学生多次谈到“敬”的概念，如孔子明确提出“修己以敬”（《论语·宪问》）的要求，强调应该用严肃庄敬的态度来进行道德修养，不使自己的思想有丝毫放松。孔子及其弟子还主张“居处恭，执事敬”（《论语·子路》），“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论语·公冶长》），“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论语·季氏》），“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对“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等等。然而，孔子及其弟子在《论语》中所言的“敬”，只是一个普通的道德修养的概念，主要是强调修身、德行应有一个恭敬态度。而真正将“主敬”确立为儒家涵养德性的主要工夫，则是从宋儒二程与朱熹开始的。
北宋程颐说“敬是涵养一事”（《二程遗书》卷十六），“敬只是持己之道”（《二程遗书》卷十八）。程颐所主张的“敬”，是强调内心敬畏和外表严肃的有机统一，他说：“俨然正其衣冠、尊其瞻视，其中自有个敬处”，“动容貌，整思虑，则自然生敬。”（《二程遗书》卷十八）程颐还提出：“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二程遗书》卷十八）这里“涵养”是指收敛己心，不要让心因发散而迷失方向。所谓“涵养须用敬”，就是以虔敬之意收敛己心。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主敬的修养方法，进一步对“主敬”的涵养工夫做了论说与强调。在朱熹看来，“主敬”的含义可以从两个层次来看：
第一，“敬”是心的工夫。“主敬”作为一种关于涵养的工夫，首先体现为“心”的调控与主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章句上》）然“心”虽为“神明”，也有“昏昧”及“燃理不明”的时候，故而修炼者要经常唤醒自己的灵明之心，以保持心的恭敬。所以，朱熹强调，“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
第二，“敬”也是身的工夫。“主敬”在身体上也是一种如何约束身体、规范行为的工夫。朱熹曾多次回答学生如何做“敬”的工夫，他说：“只是内无妄思，外无妄动”（《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内无妄思”是心的调控，而“外无妄动”则属于身的调控。所以，敬是指身心的全力集中，而不让它放纵。所谓“只收敛身心，整齐纯一，不恁地放纵，便是敬。”（《朱子语类·卷十二·学六》）
可见，朱熹认为，主敬是一个既包括心，又包括身的涵养工夫，二者之间是互动的，即心的恭敬必然导致身的收敛，而身的收敛也会导致心的恭敬。因此，在朱熹看来，“敬之一字”为“圣门之纲领，存养之要法”（《朱子语类·卷十二》）。而“敬”的根本目标，在于明“天理”，所谓“涵养久之，则天理自然明”（《二程遗书》卷十八）。
在儒学看来，敬，首先是对自己的敬，就是要敬重自己的品行与身体。身体是托之父母，而品行则涉及操守，自己对自己的不敬，小则伤及自己的体肤，大则伤及节操。所以君子任事，终日勤勉，诚惶诚恐，这惶恐是君子怕做错了事，坏了自己的操守与名节。如《诗经》中说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君子敬爱自己，乃有对天命的敬，对天地万物的敬，对国家民族百姓的敬，对先哲长辈良师妻友的敬。
《礼记·曲礼》篇首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意思是对待任何事物都要恭敬端庄，若有所思，安详地谈论，这样民众就安定了。朱熹解释说：“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指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而其效足以安民（就能起到安定老百姓的效果）。”可见，敬是处于心而形于表的，言行笑貌都会因敬而易。君子敬而自尊，俨若有思，文辞从容，话语平和，柔中有刚。所以君子能正气凛然，处险不惊，处危不乱。君子之形象已俱，则民众佩服。
《易经·坤·文言》说：“君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意即君子做到以虔敬之意收敛己心，就能对心中的阴暗面敢于正视（“敬以直内”），就能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地待人处事，就能胸怀坦荡、胸襟博大，心底无私天地宽（“义以方外”）。如何以虔敬之意收敛己心？康熙《教子庭训》曰：“凡天下事不可轻忽，虽至微至易者，皆当以慎重处之。慎重者，敬也。当无事时，敬以自持；而有事时，即敬之以应事物；必谨终如始，慎修思永，习而安焉，自无废事。盖敬以存心，则心体湛然。居中，即如主人在家，自能整饬家务，此古人所谓敬以直内也。”意即对于天下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不可忽视、掉以轻心，即便是最小最容易的事情，也应当以慎重的态度。慎重，就是所谓的“敬”。在没有事的时候，用“敬”来约束自己的操行。在有事的时候，以“敬”心去应付一切。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一定要始终如一，谨慎小心，坚持谨慎持重、从长计议的做事原则，并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就不会有什么过失、错误发生。所以说，一个人心中如果有了“敬”意，那他的身心就会处在一种厚重、澄清的状态之中。把“敬”放在心上，就如同主人在家，自然能够整理好家务，这就是古人所说的“敬”能够使一个人的内心变得正直的含义。
（七）守静
中国古代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静坐或静养当做做学问必不可少的功夫之一。据《礼记》记载，中国人很早就有在祭祀等重要活动之前沐浴、斋戒的传统。《礼记》中所说的“散斋”“致斋”，就是一种静养、调心的过程。《礼记·乐记第十九》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论语》也说：“仁者静”。在儒学看来，读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做人，而要做人就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为此需要做两件事，一是静坐或静养，二是在生活中践履书本上所学的东西（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实践）。其中静坐或静养尤其重要。
孔子的学生曾子在《大学》中提到“定、静、安、虑、得”的思想，即“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即能够知其所止，然后意志才有定力；意志有了定力，然后心才能静下来；能做到心静才能安于处境，然后才能处事精当，思虑周详；进而才能合理选择，达到心安理得的境界。可见，静坐的真谛在于思，思的目的又在于一个“悟”字。悟的境界是追求对人生、宇宙的价值、意义的深刻把握。
到了唐宋明时期，新儒家学者把佛教中的静坐之法借鉴、吸收并加以改造，并在自己的生活中加以实践，形成了一个日趋成熟的静坐传统，并把静坐当做重要的修养功夫之一。如北宋儒学大师周敦颐在其著名的《太极图说》中就提出了“圣人主静”的思想。南宋儒学大师朱熹的老师李侗一生倡导主静，动辄教人静坐。后来朱熹跟他学习静坐，并有“半日读书，半日打坐”之说，在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深远。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在谈及为学方法时曾提到，对于初学者，往往要先使其静坐，静坐到一定时候，俟其心意稍定，再教他“省察克治”（《传习录》）。
明代学者吕坤在《呻吟语》中说：“造化之精，性天之妙，唯静观者知之，唯静养者契之，难与纷扰者道。”所谓“造化之精，性天之妙”，泛指人生、社会及宇宙中最神秘、最高深同时也最重要的道理。这段话的大意是，宇宙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只有安静下来后才能体会；那些纷纷扰扰、心神不宁的人，一辈子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到死都不会明白。正如水只有安静下来才能映照星月一样，人心不能宁静，岂能把握生命的真谛、对人生获得清醒的认识。
明人洪应明著《菜根谭》云：“从静中观物动，向闲中看人忙，才得超尘脱俗的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的功夫。”所谓“从静中观物动，向闲中看人忙”，就是在众人熙熙攘攘之中，你能保持一颗安静的心，清醒地观察他人的行为，分析他人的动机，不受其口头言论的左右；在众人忙忙碌碌之时，你能思考众人的盲目，理智地把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随大流。在众人皆然的忙碌中使自己的一颗心超脱出来，跳出自己给自己设置的思维框框，站在更高的位置来俯视自己的人生。《菜根谭》这段话所讲的，并不是要我们去逃脱人世，去过隐居山林的世外桃源生活。恰恰相反，它告诉我们要善于在闹中生活，善于在忙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宿。
清代大儒曾国藩也是把“静坐”当做修身的主要条款之一，并提倡“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他还说，静坐到极致处，就能体验“一阳来复”（指阴气尽，阳气开始复生）的境界，他甚至在遗嘱中向家人提出“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的修身要求。
不仅儒家，道家同样注重静养。老子的《道德经》就有“致虚极、守静笃”，“归根曰静”之说，认为人要延年益寿，就必须戒欲、处静、养神。庄子也极为推崇“虚静”，声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庄子·天道》），他还认为，圣人之心正是通过虚静，才达到了像明镜一样洞察秋毫的境地，照彻宇宙。可见，静坐能历练人的气质：一种处乱不惊的气质，一种娴静沉着的气质，一种淡泊宁静的气质，一种善于自我剖析的气质，一种明辨是非的气质，一种睿智理智的气质。这些气质都是一个想成就内圣外王理想的人所必需的。
今天，我们仍处在并不清静的世界中，身边无时不充满着诱惑，这就需要我们自己不断地去克服，不断地去抵抗，不断地去追求“独坐幽篁（幽深的竹林）里”（王维诗）的境界。这种境界中，没有急功近利的追逐，没有勾心斗角的竞争，没有庸俗可笑的闲聊，只有自己对自己的反思与审问。
当然，追求内心的平静，并非一定要置身于山水之间，而是要不断修身养性达到内心的淡定。须知，修身的目的，在于不断地完善自己。在这个纷繁复杂的社会中，能坚守自己的一方净土，不断地追求自身的完善，追求人生境界的提升。如果不能让自己的身体从烦躁中静谧下来。将自己融入“静”中，怎能反躬自省，不断地完善自身呢？
（八）学思
这里的“学”主要是指道德品行方面而言的。孔子自称“我非生而知之者”，其修养历程是从十五岁“志于学”开始的。他要求人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颜渊》），主张多闻、多见、不耻下问、学无常师。孔子之所以如此强调博学，在于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实现仁德和达到人格完善的重要途径。孟子虽然认为人人都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善性，但同时又认为要保存和发挥其善性，或找回失掉的良知，就需要学习。孟子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又说：“学不可以已。”（《荀子·劝学》）可见，学习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之始，这是古今皆同的道理。
在儒学看来，学习的直接效果首先是开阔视野，从而避免孤陋寡闻之患，同时使人们的思考趋于深刻而精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各种知识的获得，包括道德知识的获得，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实现。因此，广博的学习是人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方法和途径，也是培养和成就其君子型理想人格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儒学在修身问题上既重视“学”又强调“思”。孔子认为在思与学两个方面，偏重于哪一方都不好，而是应当把思与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孔子又说：“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意思是君子有九种要思考的事：看的时候要思考看清与否；听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听清楚；自己的脸色要思考是否温和；容貌要思考是否谦恭；言谈的时候要思考是否忠诚；办事要思考是否谨慎严肃；遇到疑问要思考是否应该向别人询问；愤怒时要思考是否有后患；获取财利时要思考是否合乎义的准则。
孟子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孟子曾称赞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意即周公想兼有夏、商、周三代君主的美德，实践他们的四种良好的做法（夏禹讨厌美酒却喜欢有价值的话；商汤公正，任用贤人却不拘泥于一定的常规；周文王关心民情，追求真理而毫不自满；周武王不轻侮近臣，也不忘记散在四方的远臣）。如果自己的言行有不合于上述情况的，就会抬头思虑，乃至夜以继日，如果思有所得，就会马上付诸行动。
多思的修身方法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言行要深思熟虑，使自己的言行合乎社会的道德规范，并在行为发生之后，检查自己的言行是否合乎道德，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道德上的评价。通过这种方法，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选择和道德评价能力，进而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多思作为一种修身方法，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
（九）力行
儒学所主张的自我修养，并非只是脱离实践的“闭门思过”，相反，儒学道德修养理论在强调“自省”“克己”和“慎独”的同时，还非常强调身体力行，躬行践履，强调通过实践在严酷的环境中去锻炼成长，去完善自己的人格。
“力行”又称之为“躬行”“笃行”，都是指亲身道德实践，即道德理论见之于道德实践。“履，德之基也”（《易传·系辞下》）；“义而行之，谓之德礼”（《左传·文公七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这些都是“力行”的很好的论述。
《论语》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时习”就是经常实践，在实践中养成习惯的意思。孔子一贯重“行”，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他明确主张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他告诫学生，衡量人的品德不能只听其言论，而应看其实际行动。他认为学习的目的在于“行道”：“君子学以致其道”（《论语·子张》），“行义以达其道”（《论语·季氏》）。只有“行”才能使“道”变为现实。孔子所说的“道”就是他的仁学或称仁道。为了做到躬行践履，孔子要求学生要做到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要以“言过其实”及“躬之不逮”为耻。
荀子继承孔子重行的思想，更明确地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荀子·儒效》），认为学的目的在于行，只有力行，才能完成道德修养。
到宋明时期，围绕着知行关系问题，也就是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问题，儒学内部展开了长时期的争论。程颐提出了“致知在格物”的理论，认为获得知识的根本途径，在于“躬行”实践，在于对具体事物的深入考察。朱熹认为，行比知更重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主张知先行后而行重知轻。陆王心学派则明确提出“知行合一”的观点。王阳明认为，知与行是同一道德活动的两个方面。“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则提出了“行先知后、行能兼知”的思想，强调力行的重要意义。颜元则力倡习行之说，反对空谈心性、闭门读书，认为凡事应该“亲下手一番”才能真正有所得，否则，所得来的知识就如同镜花水月，是虚妄的、靠不住的。在颜元的道德修养论中，传统儒学“力行”的道德修养方法得到了特别突出的强调。
当然，儒学所说的“行”，主要是从道德修养方面来讲，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认为人应该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不尚空谈。看一个人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看他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标准。由于“行”是一种道德践履活动，所以重“行”也就自然而然成了修身的重要内容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