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出版家，毕生尽瘁于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他为学广博，著、译书20多种，论文50多篇，在历史、教育、文化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近若干年来，已有不少相关文章包括一些硕士、博士论文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过研究，以下就他的文化贡献作一概要论述。
何炳松的成就以历史学最为丰硕，在史学理论、史学史、外国史、断代史等方面均有贡献，当时人甚至将他与梁启超相提并论。他是我国最早直接从欧美引进西方史学著作的学者之一，改变了此前从日本辗转引进、往往背离原意的状况。他在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初叶以来，在我国史学界影响巨大的美国鲁滨孙所倡导的新史学，就是他率先引进的。他还以新史学派的理论从事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活动，反对只重视政治史，反对将史学作为褒贬和殷鉴的工具，主张将历史研究的范围扩大为“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即包括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宗教等五个方面，还须注意由这些方面组成的整体情况及其变化。他的这些观点，冲决了传统桎梏，开创了历史研究的新领域。他还身体力行，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被公认为是我国新史学派的领袖。
何炳松是我国比较史学的先行者。在极力表彰新史学派及其通史观的同时，他指出了我国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对于通史的特殊贡献，认为章氏在发挥通史意义，辨别通史利弊等方面的观点之卓绝，有时甚至远远超过西方史学家。在他的不少论著中，经常可以见到诸如此类的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他还是第一部西方史学史著作的翻译者，并计划出版有关的丛书，进行了不少相关的研究，为建立西方史学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同时，借鉴西方的成果，为创立中国史学史学科作出了积极的探索。
何炳松写过不少关于教育方面的文章，对我国近代教育理论和历史教学法、教育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都有研究。何炳松历来重视中小学的史地教育，曾就历史教学的目的、教材、课程教法等提出过不少独到的见解，反对死记硬背的教学法，主张参与式、互动式的学习方法。他将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中小学历史学科学制的建立、教科书的编写、外国有关书刊的译介等工作上面，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至于我国的新教育，他认为发端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虽然这种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和技术人才而大兴学堂的做法比只知考选、不重培养的传统的消极教育政策要进步，但过于功利；直到甲午战争的失败，人们才认识到与外国竞争，必须培养学贯中西的人才，盛宣怀的观点就是代表：“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立设学堂为先。”随后诞生的各级新式学校，标志着我国真正新式教育的开始。关于我国的大学教育，何炳松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民国建立后的10年；1922年学制改革至1926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至1931年。对我国高等教育的产生、演变、发展以及各阶段的特点作了客观、清晰的论述。不过，对当时大学的总体状况，他的评价却是贬多褒少。
何炳松是著名的教育家。除了执教于南北各地多所大学外，还担任过中师和中学的校长。他任暨南大学校长达11年，度过了整个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上海沦陷后，无论环境多么险恶，他都能坚持民族气节，镇定自若，积极应对，使莘莘学子得以弦歌不辍。在他的精心擘画下，暨大经历了从真如到租界、再到建阳的多次迁徙，是上海20多所专科以上学校中极少几所整体内迁成功的大学，也是国立大学中唯一整体内迁成功的大学；他还出任由上海所有未在内地设立分校的高校合并而成的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主任，克服重重困难，收容或转送了大批内迁的各校师生，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何炳松在中国文化及文化史研究方面也有不少成就。20世纪30年代，他参与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学术界进行了长达两年的大讨论，很多著名学者发表了论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相互辩驳、相互补充，为怎样建设中国文化问题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他对中国文化的特点、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西传等问题作过研究，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之一。他对中国文化史的探索，深受梁启超的好评。为了保存民族文化，他还领导中华学艺社创办国乐研究所，设法聘请了不少专家，专门从事研究，为发掘、保存、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国乐研究所陷于停顿；但不久他又在孤岛恢复了中断的工作，并根据实际情况缩小研究范围，专注于昆曲的研究。
从1924年到1935年，何炳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11年，担任了多年的编译所所长，是商务出版业务的实际负责人。在这段时期，商务先后经历了建馆以来的辉煌和灾难：既是历史上最繁荣、成就最大的时期，也遭遇了从编辑部门到总厂、图书馆全部被日军炸毁的最艰难的时期。在何炳松的实际主持下，商务编印出版了一系列重要书籍。仅就大型丛书而言，就有《万有文库》第二集、《四部丛刊》续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丛书集成》等的编纂出版。他还主编或参与主编了“中国史学丛书”、“中国历史丛书”、“西洋史学丛书”、“社会科学小丛书”、“社会科学名著选读”等丛书。此外，为了加强中小学教科书出版的力量，他亲自参与，悉心指导。一·二八国难后，他为商务的复兴殚精竭虑，呕心沥血。除了负责人事等馆务外，并主管“大学丛书”的日常工作；主持《教育杂志》的复刊，精心设计主题，约请各地名家撰稿，努力将刊物办成权威杂志。
在他的努力下，中华学艺社从日本搜集中国古籍并且影印出版的工作得以继续进行；他还积极充当出版社和作者之间的媒介，介绍出版了很多书稿。奖掖后学、推介新人是他的一贯做法，姚名达、胡道静等人的一些著作就是由他决定出版的，他们后来都成为了各领域的专家。
何炳松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和郑振铎、张寿镛等人在抗战时期冒着生命危险，与日寇、伪满和其他汉奸争夺我国东南一带大量流失的珍本古籍，成功搜购了大批珍贵文献，使之免于流落异国或遭毁灭的命运。据不完全统计，这些书中，仅宋元刊本和稀见的明清抄校本、未刊稿本等善本的数量就达4000多种、4万多册，这还不包括现在早已列入善本的巨量明刊本如汲古阁本。这些善本的总量甚至超过了历史悠久的北平图书馆的馆藏，成为现在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基本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