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太原:历史深处走来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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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开中之制:开启晋商辉煌

葛剑雄先生曾说:“百姓)到外地谋生,也可以有多种手段,在本地没有足够耕地的情况下,当地居民谋生的手段千差万别,可以移居他乡,可以终老故里”,而徽州人和山西人就选择了经商,浙江人选择了求学,更多的人只能外出打工帮佣,或者沦为奴仆,也有人啸聚山林。可见,自然条件的好坏并不是这些人走上经商之路的—个充分条件,更为关键的是优越的政策,从而让他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大市场,从事商业贸易才不会受本地的制约。

山西北临蒙古,南靠中原,是北方蒙古高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之中介地带,素有“路当孔道”之称。因此晋人经商,古已有之。但为什么会在明清时期倏然出现晋商崛起呢?这与当时国家政策所带来的良好机遇关系极大。首当其冲的便是“开中法”的制定、颁布和实施。

明朝建立后,蒙古各部被驱赶到北部草原地区,但是他们常常侵扰北方边境,严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为巩固北部边防,屡次派将北征,同时,还分封儿子朱棣、朱权等将重兵驻守北部边塞。明成祖朱棣五出漠北,又于沿边设镇,派兵驻守。初设辽东、宣府、大同、榆林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设太原、固原两镇,作为防止蒙军南侵的屏障,这就是著名的“九边”。当时,在这九边共驻扎了约80万军队,这么庞大的军队形成了一个军事消费区,广大士兵的粮饷则成了重要问题。为解决屯驻重兵所需的粮饷、布匹、草料等军用物资,明廷实施了官卖食盐的“开中法”。

明洪武三年(1370),山西的一个行省参政有个叫杨宪的,给朱元璋上了一个奏折,提了一个建议,说利用政府控制食盐,让商人把粮食运到边境上,政府给他一部分盐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现在的专利凭证——商人拿上盐引只要给边关运多少石粮食,政府就给一张引票,就可以去两淮、河东盐池换盐去,换盐以后再去卖盐。这样中间的差额利润很大,这个有三个好处,一个是利于国家,第二利于商人,第三是利于减轻老百姓的负担,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所在当这个建议上去以后,朱元璋很感兴趣,下令推行全国。

当时盐是专卖品,利润丰厚而稳定。而山西位于长城内侧,地处东南,且在南北商路要冲,于是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集北边屯田,贩运粮食,换取盐引销盐于一身,从而捷足先登而成为“开中商人”,掘出了经商路上的第一桶金。后来,晋商便以其积累的雄厚资本,或在边市屯田开垦,就近纳粮中盐,兼粮商、盐商于一身,或迁到扬州充当内商,或活动在河东、长芦盐区,同时积极扩大经营范围和地区。总之,晋商充分利用“开中法”,抓住自身离边镇近的地理位置优势,和输粮方便快捷的机遇,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奠定晋商大族大规模崛起的基础。

明朝中叶,“开中法”走向末路,“开中商人”分化,许多晋商深入蒙古草原,以卓著的信用博得口外土商和蒙古牧民的信赖,开始其资本的原始积累,生意由小到大,商号由弱变强,到明末清初,已成为口外独占鳌头的商帮。其中声名显赫的当数在张家口从事沿边贸易的八大皇商。清道光《万全县志》中记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宁、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自本朝龙兴辽左,遣人来口市易,皆其八家主之。”这八家山西商人于明朝末年即在张家口做满蒙生意。他们不顾明廷封锁边关的禁令,与刚刚崛起的满族后金政权的官民进行频繁的贸易活动,向他们提供各种紧缺物资,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廷入主中原后,这八家旅蒙晋商受到清世宗雍正帝的接见,“承召入都,宴便殿,蒙赐上方服馔”,并被封为“内务府皇商”,获得特准经营垄断性商业,以及向官府资金借贷等特权,这一发展倾向也为后期晋商与清廷的紧密结合埋下了伏笔。

清廷入关之后,加强了边区农牧业的开发,鼓励蒙汉互市,晋商便顺其自然地成为蒙古地区商品交换贸易的主宰。当时旅蒙晋商中的一些大商号,如大盛魁、复盛公等,已拥有相当雄厚的资本。据说,大盛魁的财产如果全部铸成50两重的银元宝,一锭挨一锭,能从库伦(今乌兰巴托)一直铺到北京。像著名巨贾祁县渠家、平遥李宏龄等开办的大商号,除立足口外从事边境贸易,还把业务范围扩大到了内地十数省及海内外,以至大商埠上海、汉口等地,甚至俄罗斯、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国,也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昔日走西口的晋商,此时已发展成为跨国跨省、多元化经营的商贸和金融集团。

道光、咸丰年间,晋商在完成原始积累、商业规模空前壮大的基础上,顺应埠际商业贸易和大额汇兑的需要,创造性地实现了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变这一质的飞跃,创办票号,使之汇通天下,从而执国内金融业之牛耳。清末,晋商已成为清廷的财政支柱,全国的财政三分有其一。

明初的“镇边”政策与清初“教养”政策,均为晋商的大规模发展带来历史性机遇。从商业贸易的角度来看,明初“镇边”时的盐业贩运为晋商带来了巨额利润,清初“教养”时的茶叶贸易为晋商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晋商在不断拓展经营业务的过程中,经受住了商业行业变化带来的风险,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并随着时事的变化,创新改进经营方式和经营范围。特别是在19世纪中叶创设了票号,使晋商的辉煌达到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