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了一张嘴，不仅仅是用来吃饭的，更多的时候是用来说话。自语言诞生之后，就成为人与人沟通的重要工具。人说话的时间占了清醒时候的大部分，很多人都会说话，但很多人又都不会说话，说话实在是一门艺术。不能说多了，也不能说少了；不能说错了，当然也不能一直说对；要挑合适的时候说，见人要说人话，见鬼要说鬼话……总之，说好话真不容易。
除了自言自语之外，我们说话都要对着一定的人。正所谓“射箭要看靶子，弹琴要看听众”，人不能对牛弹琴，否则费力又不讨好。说话也要看清楚是对谁说，看清楚了，才能根据对象的身份，采取不同的说话策略，用对方所能接受的表达方法与之交流。如果不看对象，就按照自己一贯的方式说，就有可能闹笑话了。
古时候有一个书呆子，说话特别爱咬文嚼字，就怕别人不知道他读过几本书。
一天晚上，他睡觉的时候被蝎子蛰了。于是他摇头晃脑地喊：“贤妻，速燃银烛，尔夫为虫所袭！”但不料他一连说了几遍，妻子都无动于衷。书呆子急了，提高嗓门又喊到：“其身似琵琶，尾如铁锥。贤妻呀，快快看看是何物？痛煞我也！”妻子还是没有反应。
最后，这书呆子实在是忍不住痛了，一急之下，对着妻子吼道：“孩子他妈，快来看看，蝎子蛰我了！”
书呆子说话不看对象，对着自己目不识丁的妻子，还满口文言文。也难为了他妻子，叫她如何听得懂呢？到最后，还是把大白话给说了出来。虽然“丢”了点文人的面子，但却达到了沟通交流的目的。而沟通交流，不正是说话的目的吗？
不要以为只有书呆子那样的人才会犯说话不看对象的错误，就连先师圣人孔子的学生，也同样吃了这方面的亏。
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几名学生出外讲学、游览。这天，孔子一行人来到一个村庄。正是人困马乏之时，于是他们决定到一片树荫下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水，补充点体力再上路。没想到，孔子的马竟然不嫌累，居然挣脱了缰绳，跑到人家庄稼地里吃麦苗去了。地里的农夫上前抓住马嚼子，将马给扣下了。
这时，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之一 ——子贡，自告奋勇地请求，要去把马给要回来。子贡一向能言善辩，具有不凡的口才。但是他这次却在农夫面前栽了，尽管他是天上地下，大道理讲了一串又一串，但是费尽了口舌，农夫就是听不进去。原因就在于子贡说话文绉绉的，满口之乎者也，一介农夫当然不明白他说什么了。
另一个学生看到子贡与农夫僵持不下的情景，便对孔子说：“老师，请让我去试试看吧。 ”这位学生刚刚跟随孔子不久，论学识、才干远不如子贡。
他走到农夫面前，笑着对农夫说：“你并不是在遥远的东海种田，我们也不是在遥远的西海耕地，我们彼此靠得很近，相隔不远，我的马怎么可能不吃你的庄稼呢？再说了，说不定你的牛哪天也会吃掉我的庄稼啊，你说是不是？我们该彼此谅解才是。”
这回农夫听明白了，也觉得这番话很在理，气也消了，于是把马还给了孔子。其他几个农夫在一旁互相议论说：“像这样说话才算有口才嘛，哪像刚才那个人，满口胡话，听都听不懂。”子贡羞得满面通红。
这就是说话不看对象的后果了，既解决不了问题，也让自己难堪。说话必须看对象，不然你就算再能言善辩，别人不买你的账也没有办法。
如果见到一个 5岁以下的孩子，要和他讨论玩具；如果见到一个 10岁左右的孩子，要和他讨论游戏；如果见到一个 18岁左右的学生，要和他讨论高考；如果见到一个 18岁左右的社会青年，要和他讨论时尚；如果见到一个 20岁以上的男青年，要和他谈论爱情；如果见到一个 20岁左右的漂亮女青年，要和她谈论浪漫；如果见到一个 24岁以上的独身女青年，要和她谈论将来；如果见到一个初为人妇的女子，要和她谈论家庭；如果见到一个初为人母的女子，要和她谈论孩子；如果见到一个 5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就和她谈谈健康；如果见到一个儿孙满堂的老奶奶，就和她谈谈天伦之乐……这就是说话的技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不是圆滑，而是一种做人所必须要掌握的艺术。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生交友广泛，在与人交往方面也是一位个中高手。他的朋友中，既有他湖南老家的亲戚、乡友，又有一些儒人雅士，还有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甚至还有国际友人。在与这么多人的交往中，毛主席始终注意着自己的语言形式、风格的多样化，因人而异，区别对待，既考虑对方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又细察对方的思想性格、心情处境，选择对方乐意接受的说话形式来表达，以收到预期的表达效果。因此，跟毛主席交谈是愉快的，轻松的。没有什么理解上的障碍。
人言常道：“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各有其情，各有其性。言辞表达的内容和方式要因人而异，符合接受对象的脾气性格，才有可能产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效果。所谓“求神要看佛，说话要看人”，在日常生活的与人交流中，我们一定要讲究因人而异，依据说话对象的年龄、经历等，决定所谈的话题和讲话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