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乡族农作物品种较少，主要有洋芋、青稞、燕麦、小麦、荞麦、糜子、大豆等，其中以洋芋的播种量和产量较大，是东乡族劳动人民的主食之一，当时洋芋一垧地（折合今1．25亩）可挖二十到三十背斗（一背斗约60斤），由于自然环境恶劣及连年社会动荡造成的劳动力短缺，使得东乡族人民不得不采用浅耕、粗播、甜种（不施肥）的方法，因此粮食单产量较周围汉族地区和回族地区少。清代农业生产中的主要工具多为木制的和石制的杠子、犁子、耧车、镢头、木铣、石磨、石碾等，铁制的铁铣、铁犁尚没普及。民国时期农作物品种有所增加，在麦子方面有红麦、蓝麦、白麦、燕麦、大麦、荞麦等；在洋芋方面有尕麻洋芋、红面洋芋、白扬洋芋等；在豆类方面有蚕豆、豌豆、扁豆、茴茴豆等；经济作物有胡麻、油菜、温芥等。民国时期，随着农业知识的丰富和对周围汉族地区优良品种的引进，农作物品种改良进程较快，清代引进的尕甜洋芋、绿子洋芋及民国初期引进的红杨洋芋和白杨洋芋被民国后期的深眼窝洋芋、牛头洋芋所淘汰；农作物产量比清代有明显的提高；铁制劳动工具开始普及，传统的木制、石制工具开始逐渐淘汰；同时在唐汪川等沿洮河、大夏河畔的地区开始兴建水利设施，尽管可灌溉的面积有限，但反映了东乡族农业发展的要求和向干旱发起的挑战。建国后，东乡族农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表现在农作物品种增加、科学种田步伐加快，农业机械开始使用，灌溉面积成倍增长，生存条件有所改善，经济作物产量和播种量增加，优良品种的引进和研究更新速度加快，化肥的推广使用等；以粮食产量为例，粮食亩产由建国初期的90-160斤增加到80年代的230-500斤。农作物品种有红麦、大麦、青稞、豌豆、扁豆、蚕豆、玉米、谷子、荞麦、燕麦、大豆、洋芋、茴茴豆、甜豆、油菜、胡麻等。
农业是东乡族经济生产活动中受汉族生产方式影响最深的产业，但东乡地区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条件使得东乡族人民不能或无法完全照搬汉族的传统生产方式。东乡族传统的耕作方式有3种：
轮种，头年种杂禾（青稞、豆子、红麦、混合或油菜、大豆混合），第二年种小麦，第三年种洋芋，第四年再种杂禾，如此循环反复耕种。
歇种：多在土地贫脊的土坡地上，种一年，歇一年。
混种：多将青稞与豆子、小麦混合下种，菜籽与大豆混种。
在此三种耕种方式中，歇种在周围汉族地区较为少见或没有。
东乡族传统的劳动工具有犁、耧、碌碡、铡刀、铁铣、木铣、梿枷、杈子、磨子、耢子、耙子、铲子、榔头、刨镢、风车、碾子、杆臼、连子背头、场杆、杪犁、镢头、菠箕、架子车等；耕畜主要有牛、骡、驴、马，其中牛既可作耕畜，也能食用，最受东乡族农民青睐。
在农业生产中，男女分工略有不同，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越来越多的东乡族农民（多为男性）离开黄土地，出外打工经商，而庄稼活留给妇女承担。一般的分工方式是男子犁地、耕地，女子撒种子，打土块；男子往地里拉粪，女子施肥；锄草为女子专利；拔麦子、豆子、挖洋芋等一般由男女双方一块完成，收庄稼、碾场等活也由男女双方共同完成，农忙时家伍（家族）的男女老少都来主动帮忙，称为“变工”。
东乡族为了弥补肥料紧缺，除了压毛坑、挖炕灰、勤圈粪以外，还有一种特别的积肥方式，叫烧生灰，即烧荒积肥。在秋后草干根枯之时，在长满草坝的荒山坡上，用铁锨垦播荒坡，锨翻后的大块头草坝子根须密集，让太阳晒上一秋一冬，来年春天，再把草坝子一块块摞起一人高，长十几米，里面架空后放火烧，经十天半月等坝子烧透以后，再经几场大雨，生灰便烧成了，一般一堆生灰可用两年。
（三）手工业生产
东乡族的手工业种类较多，元代有碗匠、编织匠、铁匠、银匠、皮匠、麻匠、毡匠等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匠人，现在很多手工业种类已消声匿迹，传统的手工业只剩擀毡、织褐子。擀毡是东乡族的先民“撒尔塔”人从中亚带过来的传统手工业，有毛毡、沙毡（二年毛制做的）和绵毡等，其中以秋毛毡和绵毡为佳；大小尺寸通常分四六毡（宽4尺，长6尺）、五七毡、单人毡和做礼拜用的拜毡；以颜色分，有白毡、花毡、红毡、瓦青毡（黑白羊毛混合制成的）；制毡的工具有3件，即弹弓、竹帘、沙柳条。擀毡时，先把羊毛堆在地上，拌上细土后用沙柳条狠狠抽打一遍，然后将羊毛放在上面用弹弓（形状像弓，但比弓大几倍甚至10倍），弹松，然后把羊毛铺在竹帘上卷起来，再用绳子捆住，放在木椅上用滚烫的开水洗刷，这样经过多次洗刷蹬搓，然后放在板案上，用搓钩揉弄出四条带棱的边。
织褐子是东乡族的传统纺织品，织褐用的线是由羊毛捻制成的，颜色有黑、白、红三种，成品虽然粗糙，但结实耐穿，价格便宜。织褐时无需专门的作坊，可以在院子里、场沿上随便支起简陋的织褐架，因此褐匠不仅在自己家里织褐，也可走村串乡。过去，褐子是东乡族人民做衣的主要面料，直到本世纪60、70年代褐子仍然相当流行。80年代以后，汉族地区的布匹大量涌入东乡，褐子业被现代机器制造的布料挤跨，到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
东乡族的编织品主要是用竹子、沙柳条、麦草等编织成的背斗、簸箕、筛子、草帽、篮子等生产生活用品，专业从事编织业的匠人较少，而且东乡地区的编织业因当地原料的紧缺及制作工艺简单等原因使之无法与周围汉族地区的编织相媲美，因此在市场上的销量有限。
四、交换、贸易方式
上文我们已经谈到东乡族无论是其先民还是现在的东乡族，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是以善经商而着称，尽管历史上因政治军事等原因时兴时衰，但传统的经商观念始终根深蒂固。明代，在河州设“番客百户所”、“番丁”、“茶马司”等经商机构，当时的交换方式是以物物交换为主，交换物品主要有汉族地区的茶叶、布匹、瓷器，少数民族地区的马、畜产品。清代东乡族经济转向农牧业为主的经济方式，但从事商业的“脚户”600有余户，走四川、汉中、新疆、宁夏等地。清宣统年间，东乡地区设有锁南坝集、汪家集、唐汪集、张家集、平善集等6处集市，后来又增加那勒斯集、曳松达板集。民国时期集市贸易兴盛，增设红崖子集、达板空集、红泥难集、池斯拉伍集、尕磨河滩集等。以农历二、五、八日或三、六、九日或一、四、七日或隔日逢集不等。当时集市上有粮、牲畜、布匹、山货、毛毡、褐子、木村、药材、日用杂货、茶叶等货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夕，由于“左”倾思想干扰，集市贸易趋于萧条，市面冷落，1978年以后，集市恢复发展，截止1991年恢复和新建集市24处。
东乡族商人的经营方式，不同的历史有所不同。元代以官办商队“斡脱”组织形式出现。自清以来，小商小贩增多，字号少。现在有走乡串户的货郎，摆小地摊的摊摊客，长途贩运的脚户，坐店取利的铺子家等。
（五）交通
建国前东乡地区的交通非常闭塞，陆路有联接兰州——河州的东大路，全长约200里，其中一半在东乡境内，负担着物资交流的主要任务，但山路陡峭、狭窄，蜿蜒崎岖，行路时举步维艰，非常吃力，沿线锁南坝、唐汪、大湾头等地设有店铺和站口，这条大路也是古代丝绸之路南路的一段。东乡地区的数百个敞布于沟壑纵横、深谷旷沟之间的村落之间连接的羊肠小道被东乡族称为“陌”，这些羊肠不仅通往梯田山野，也通向附近四方的乡镇乃至州府省城。过去陆路上的交通工具有吊车予、架子车、驴、马、牛、骡，由于山道险峻，吊车子等较笨重的运输工具很少见，只有个别富裕人家才用，山道的运输更多的是靠牲畜和人力来完成，现在随着道路面貌的改观及农业机械的引进使用，状况有所改变。
东乡地区三面环河，黄河、洮河、大夏河、广通河在周转绕流，因此渡口颇多，1949年前很少有渡桥，行人全靠木船和羊皮筏子渡河。1949年前在东乡境内的黄河上的渡口有黑城渡、盐场渡、红崖渡、他家渡，洮河上的渡口有马巷渡口、红柳滩渡口、曳松达板渡口等。过去在沿黄河、洮河、大夏河一带的东乡族中从事撑筏子的人很多，撑筏子就是将洮河、大夏河、黄河上游砍筏的木材并排扎成筏子（每个筏子有木材数十根），并后顺水漂向下游沿线，每个筏子上有撑筏者数人，有的十余人数十筏前后连为一体，是过去甘青宁等地运输木材的主要方法，当时在东乡地区从事撑筏业的东乡族有千余户，其中达板有310户，红泥滩有230户，唐汪有200多户，喇嘛川有100多户。
我们认为，过去东乡地区落后封闭的交通状况对东乡民族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曾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交通的落后固然有制约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但其在制约经济发展的同时却保留了东乡族先民从中亚、西亚带来的传统文化，保留了东乡族的交际工具——东乡语，而语言的保留和发展大大延缓了东乡族同周围回族的融合和同化过程，并为今天的东乡族的形成、巩固奠定了基础，可以说东乡这块封闭、贫瘠、干旱的土地孕育了东乡族，也孕育了东乡族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