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领导的涵义
什么是领导，或者说，领导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此，理论界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无可争辩的权威性定义。从词源意义上讲，“领导”一词源于英语“leadership”，其含义是带领，引导的意思。目前人们在使用“领导”这一概念时，往往从不同含义去理解，因此所下定义也就五花八门。大致说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领导服务论或领导活动论
有人认为，领导就是服务。有人认为，领导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组织或群体内，领导者为了实现预定目标，运用法定权利和自身影响力，采用一定的形式和方法，率领、引导、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其下属，为完成预定的总任务而展开的一系列活动。
2.领导行为论或领导关系论
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以实现某种预定目标的行为，也有人认为，领导就是社会当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即一定的人和集体通过一定的方式率领并引导另一部分人或集体，在向共同趋向的目标前进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关系。
3.领导过程论
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运用说服能力使别人心悦诚服的过程。有人认为，领导就是以领导者的声望，影响力或者地位启发、组织和控制社会行为的过程。有人认为，领导就是领导者充分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在获得被领导者的自觉追随和服从的前提下，引导、率领被领导者实现共同目标的行为过程。
上述定义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任何领导都首先表现为一种行为或活动，而这种行为或活动不可能是一种一次性的。它必然是一种不间断的反复的过程。在这种行为过程或活动过程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必然会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因此，这样下一定义比较恰当，即领导就是领导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对被领导者施加影响并共同作用于客观对象或环境，以实现某一既定目标的行为过程。由此可见，任何领导都要包含领导者，被领导者，领导环境和群体目标等基本要素。
二、领导活动是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
领导活动与人类历史相伴始终，从这个角度讲，一切历史也都是人类领导活动的历史。领导行为作为一个历史现象从人类产生时起就已经存在了，这种领导现象的产生首先来自社会分工。领导活动是人类自觉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行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在古代，由于没有领导与管理的分离，因而马克思所说的“指挥、协调”这一共同劳动的“一般职能”是从来就有的，但它并非专指领导或专指管理，而是指作为一个群体或组织的不同分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都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只从事他最拿手的工作”。这种分工早在原始社会就存在了，当那时的人们运用棍棒、石器等简陋生产工具，依靠氏族部落的集体力量同大自然作斗争时，在斗争中作出贡献的长者、智者、勇者、贤者往往就成为大家的首领，其他人服从他们的指挥。可见，有组织就有领导，有人类活动就有领导现象，黄帝、尧、舜、禹，古希腊传说中的诸神，圣经中的摩西等都是这样产生的组织中的领导者。由于这个时期的领导者都是自然产生的，因而如恩格斯在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所研究的那样，“酋长在氏族内部的权力是父亲般的纯粹道德性质的，不能使用强制手段”他们不能有任何特权，与其他成员的关系都是平等的。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一些部落酋长和军事首领便利用职权霸占多余的产品，这样就产生了私有制和剥削，阶级和国家由此产生，人类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从此以后的人类领导活动便与领导者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支配联系在一起，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是天然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往往集大权于一身，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监督评价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这种情况从奴隶社会经封建社会一直到19 世纪资本主义早期，始终没有改变。也就是说那时领导与管理是合一的，或者说是管理寓于领导之中的，而不是分离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之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上帝的属性一样。”就是说，他们之所以能把一切权力集中于一身，仅仅是因为“他是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这样“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了资本的职能”。最后，马克思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管理就其形式来说就是专制的”。这里的“管理”事实上仍然指的是领导，因为那时虽然也有分工、有民主，但实际上还是领导者个人说了算，那时的民主完全凭领导者的开明程度，这就是家长制。由此可见。从原始社会开始一直到资本主义早期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由于领导者占有生产资料，进而握有决策大权，往往都是集决策与执行于一身的，既做领导者的事，又做管理者的事，领导与管理不分，许多军事统帅带头冲锋陷阵，不少皇帝、县令直接断案，不少作坊主、地主直接操作、耕种。事实上，那时只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活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活动。
只是到了19世纪中叶，管理才从领导中分离来，管理活动正式出现，这一历史过程是从西方开始的，源于产业革命，兴起于工业领域。产业革命最基本的特征就是生产的社会化和与科学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大机器生产，操纵机器必须懂得技术，社会化大生产又使社会联系日益广泛，信息量大而多变，资本家再像以前那样既决定大政方针又负责日常管理甚至亲自操作，一个人说了算，就难以适应了。19世纪中期，以美国西部铁路两列客车相撞为契机，在议会干预下迫使铁路公司进行改革，雇佣懂专业技术的内行、专家负责管理，资本家退出业务管理，只拿红利，这就是所谓经理制或雇佣制，它取代了小生产时代的家长制。经理制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它是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开始，因而也是管理产生的标志，进而也是领导与管理分离的标志，体现就是1921 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斯隆“事业部制”的提出。“事业部制”的核心内容是“集中政策，分散管理”，即在公司最高层设董事会负责企业大政方针的经营决策，其余诸如计划、组织、财务、销售等日常管理工作则由各事业部负责。“集中政策，分散管理”的实质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即决策与执行的纵向分工，它使执行职能从生产资料占有者那里分离出来，领导者负责政策决策，经理负责执行，由此实现了领导与管理的分离。分工同时就意味着分权，可见，真正意义上的管理是以“事业部制”的提出为契机，随着企业领导活动中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决策与执行的分工而从领导中分离出来的。
三、领导活动与管理的分离
社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杠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分工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后来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再后来是商业分离出来。这些分工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带来社会大分裂的同时，也带来了社会文明的大发展。现代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则是指决策与执行的分工、谋与断的分工和行与评的分工。传统的社会分工都是按劳动部门的不同进行的横向分工，而现代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则是按劳动过程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纵向分工。劳动或一切社会实践都有一个过程，即首先要决定干什么，其次是怎样干，最后是评价检查干得如何，对干的结果进行监督、控制，这就是实践过程的纵向三职能——决策、执行和反馈。现代社会的三次大分工就是按实践过程的不同职能进行的社会纵向分工，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分工是与分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1.决策与执行的分工
决策与执行的分工在人类形成社会组织之初实际上就已经存在了。古罗马法中就有“行政长官不问琐事”的规定。在中国古代，早在尧舜禹汤时期就有决策与执行的分工。
古代的部属关系、主从关系，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决策与执行的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分工不同，没有分权，实质是集一切权力于一身的家长制，领导者往往自己决策、自己执行、自己评价监督自己，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思想文化上都是如此。那时只有横向分工，没有纵向分工，更没有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的纵向分工。
建立在分权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决策与执行的社会纵向分工是以相对独立的组织出现为标志的。最初可追溯到政治领域，表现就是负责制定政策的立法机构和执行政策的政府行政机构的分设。最早提出这一思想的是中国古代汉文帝时期的著名宰相陈平。汉文帝即位以后，先任命周勃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由周勃主持朝政。周勃能征善战，但并不懂得如何处理行政事务。一天，大臣们上朝，汉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判处的囚犯有多少？周勃摇头说不知道。汉文帝又问：全国一年收入和支出的钱粮各有多少？周勃仍回答不上来。汉文帝转过身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都有主管的人，陛下要了解监狱的情况，可以问廷尉；要了解钱粮的收支情况，可以问治粟内史。汉文帝说：既然这些事情都有主管的人，那么你管什么呢？陈平说：我的职责是管理群臣，对外镇抚四方，对内爱护百姓，让文武百官各尽各的职责。这段史实说明，中国古代就已经模糊地存在着决策与执行的不同分工的相应个人或组织。1668 年，英国“光荣革命”成功，颁布的 《权利法案》 限制了国王的无限权力，资产阶级建立了制定国家决策、掌握立法大权的议会。原来国王即政府，决策与执行都集中于家长一身，而议会制的产生则把决策权从家长那里分离出来，洛克、孟德斯鸠的分权学说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后来发生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都确认和发展了分权理论，并把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在军事领域，最早的决策与执行分工的记载来自汉初刘邦与韩信关于“将”“帅”问题的对话。
到了19世纪，各个领域才以组织化的形式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策与执行的分工，由此导致管理从领导中分离出来，专家制取代了传统的家长制。这种专家制源于经济领域的经理制，并被沿用到各个领域，成为此后领导活动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专家制又被称为专家经理制，它同小生产时代的经验型、手工型、集权型家长制领导相比具有以下特征：其一，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其二，它与科学技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懂技术、是内行的专家的科学领导取代了外行的经验式领导。其三，它是以分权为基本特征的。斯隆提出的“集中政策，分散管理”的事业部制，实质就是以决策与执行分工的形式体现的分权，即领导与管理的分工分权，也就是财产权与管理权或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这一分离影响到整个世界。哈佛大学教授钱德勒深刻地指出：“一项制度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变得这样重要、这样广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当然，专家制或专家经理制也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主要是由硬专家制过渡到软专家制，最后又过渡到软专家集团制。具有专业技术的内行领导比起家长制时凭借占有生产资料的特权和个人经验的外行领导无疑是个进步，但是，现代社会的领导和决策所需要的已经主要不是那些专门的业务知识和技能，而主要需要那些处理随机性、模糊性问题的软科学和软技术，这样，软专家制领导又取代了硬专家制的领导。到20世纪以后，伴随现代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化大生产高度发展，领导活动又面临决策对象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变化迅速、信息量大等新情况和新问题，即使是软专家的个人领导也不适应瞬息万变的新形势的需要，这样就产生了以软专家为主组成的软专家集团进行领导的新的领导活动形式。软专家集团是组织的最高层，即决策层，除分设执行层即管理层外，决策层内部又另设为决策提供信息和咨询服务的信息情报机构和咨询智囊机构，且有官方、半官方和民间的信息机构和咨询机构，又叫智囊团，智力公司或思想库，如盖洛普、兰德公司等，它们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各个领域都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样就又出现了决策内部的再分工，即谋与断的分工，进而推动社会纵向分工进一步发展。
2.谋与断的分工
谋与断的分工是决策内部的再分工，表现就是咨询参谋从决策中分离出来。决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要经过调查研究、信息咨询、方案设计、方案择优和最后决断，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多谋善断、先谋后断的过程。中国古代就有谋断分离的意识，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就有谋士80人，尤其任用管仲而“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战国时期，各国又大兴“养士之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竟有“食客三千”。《孙子兵法》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专门记述“谋”的作用，《史记》、《资治通鉴》 等历代史书都有大量关于谋士作用的记载。中国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对谋士的使用主要体现在纳谏上。秦始皇正是运用李斯的谋略才远交近攻，统一六国。刘邦虽是草莽英雄，能得天下，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离不开张良、萧何、韩信这“三杰”的作用。唐太宗李世民重谋纳谏，“房谋杜断”更是被广为传颂。上述事例说明两层意思：一是善谋与善断分开，即决策过程中谋与断两种职能分离；二是把谋者与断者分开，即决策班子中要有这两类人才，这对今天还是很有启发的。应当指出的是，古代谋士都是大小官员的下级，自己本身也是官员，他们为领导者出谋划策用今天的用语就是内部咨询，我们称之为官谋，这种官谋是只有分工，没有分权，谋者只有谋的责任、义务，没有谋的权力，叫你谋才能谋，谋与不谋、谋得对还是错、是有功还是有过，完全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甚至是一时的情绪。由于古时谋士都隶属官方，因而许多人因谋而招来杀身之祸。被刘邦评为开国第一功臣的萧何，只因建议削减御花园占地面积就被下了大牢；太史公司马迁在汉武帝因李陵问题询朝臣意见而提出稍有不同的看法，就被送牢受刑……可见，在专制制度下，为统治者出谋划策是有风险的，“官谋”的结果往往导致结论总是围绕领导者的意图，根源还在于人治。真正意义上的谋与断的分工是咨询参谋从决策中分离出来形成的谋的专业分工，这一分工产生于20 世纪中叶，标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外部咨询，即民谋的出现。外部咨询是指咨询人员不是官员，咨询组织也不是官方的下属机构，而是没有官职的民间庶人的出谋划策，故称“民谋”。在中国古代民谋就已存在，最早提出民谋思想的是西周末期的邵公，他根据“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道理，提出“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战国时期，齐威王曾布告天下，凡群臣、吏民“有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书面进谏者”受中赏，“谤讥于市闻于寡人者”受下赏。民谋的发展时期是清代，清入关后，由于不清汉俗民情，各级官员大量招募民间无品级、无官职的人作自己的私人参谋、顾问，并组成幕府，幕府中的幕主就对那些官员，被招入幕的文人称为幕僚或幕宾、幕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民谋。幕僚不是官，与官员不是上下级关系，因而不受组织约束，合则留，不合则去，这些特点和现代的民间智囊机构是相似的，当时还有人专门撰写了《幕学举要》、《入幕须知》，并提出尽心、尽言、不合则去的入幕原则。在清之前，冯梦龙也著有 《智囊》，专门记载了谋士的事迹。尽管如此，他们作用的发挥仍然取决于官员的意志，或不合则去，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谋。真正意义上的民谋产生于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著名的兰德公司的成立，此后，许多国家都成立了智囊团和思想库。民谋的出现标志着现代社会谋与断的社会分工的开始。现代咨询组织尽管有的受到政府扶植、投资或资助，但只要不是政府的直接下属机构，咨询人员也不是政府的官员，那就是民谋，就是决策者的外部咨询。这种谋与断的社会分工是以独立的咨询组织的出现为标志的。
3.行与评的分工
在上述两大分工之后又产生了行与评的社会分工，即决策，执行和对它们评价监督的社会分工，标本是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在中国，从秦代的御史大夫开始，历朝历代都有监督机构和监督人员，有时还相当有力，如朱元璋规定贪污 60 两银子就“剥皮充草”，还杀了走私“官盐”的驸马欧阳伦。清乾隆时代，杀贪官150人，然而，乾隆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和珅竟是最大的贪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是那时虽有监督，但监督者即使握有尚方宝剑也没有独立自主的评价监督的权力，只能自上而下，不能由下而上，还得看上面眼色行事，这在西方国家也是如此，所以，马克思深刻地指出：“检查制度是政府垄断了的批评”他们可以检查监督他人，自己却不受他人检查监督，由此他责问：“地方的检查服从省的检查，而省的检查又服从中央的检查，谁又来检查中央的检查呢？”西方民主国家对当权者的监督更多的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之争，还不是真正的社会监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才说，资产阶级民主对封建专制来说是一个进步，但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少数人的民主。现代社会行与评分工的标志主要来自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外部监督。1949 年，毛泽东在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谈到如何避免“人存政兴，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时，就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要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遗憾的是，毛泽东认识到了，但没有做到，最后还是出了错误。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古代就有决策和执行、谋与断、行与评的社会分工，但为什么说这种分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分工呢？因为现代社会分工实质是分权，而这种分权与独立性，尤其是与独立设置的行使权力的组织机构相联系，而在古代，即便有一定程度的分工，但没有相应的权力、或权力没有独立性，仍是人治的产物。自17世纪英国的洛克和法国的孟德斯鸠提出分权思想以来，20世纪初，法国管理学家把权力、权利和权责一致的概念引入经济领域，在 《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管理十四原则，第一条就是“劳动分工”，第二条是“权力与责任”。还指出，企业领导的权力就是指挥和要求他人服从的权力。并认为，人们在想到权力时不会想到责任，责任是权力的孪生物，是权力的当然结果和必要补充。凡权力行使的地方，就有责任。这一概念从政治领域引入经济领域，并由此提出了权力与责任一致，分权负责与劳动分工相联系。从现代社会分工角度来说，一个组织应该划分为决策、执行、监督三个不同的部分，各司其职，各负其责，而且既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相互制衡。这种分权基础上的分工体现的是法制精神，是社会逐步走向文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