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钱玄同作品集(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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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章 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1)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六日晨八时半,我看当天的《晨报》,知道爱新觉罗溥仪已于上一天废除伪号,搬出伪宫,我顿然把二十年来仇视满清的心思完全打消,提起笔来,就做了一篇《恭贺爱新觉罗溥仪君迁升之喜并祝进步》,送给《语丝》第一号。接着又写这篇《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写了几张,忽想,这不过是我个人对于某一事件的态度,不值得“灾梨祸枣”,便搁笔不写了。

近日我偶向伏园和开明谈及,他们俩都怂恿我做成发表;开明并且说,“我们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很有与你相像之点,所以这种变迁,未必单是你一个人如此,把它发表,倒是很有意思的。”我给他们这么一说,不免又把兴致鼓动起来,因将此文续完,送给《语丝》第八号。

我平日看报,碰到“昨日”“前晚”这些字样,常要生气,因为不知道究竟是哪一天;所以自己写东西,末尾总记上年月日(自然也有时忘记写的)。现在这篇文章,末尾虽然有年月日,但为醒目起见,先在这儿说明几句:

所谓“三十年来”便是一八九五至一九二四;我的年龄是九岁至三十八岁。

谨遵“博士写驴券”的“义法”,在正文以前加了这许多废话(或云,当作费话),现在剪断废话,请驴子登场。

(一)

我在十岁左右(一八九六),就知道写满清皇帝的名字应该改变原字的字形,什么“玄”字要缺末点,“宁”

字要借用“甯”,“禺页”字要割去“页”字的两只脚,“琰”

字要改第二个“火”字作“又”,这些鬼玩意儿是记得很熟的。还有那什么“国朝”“昭代”“睿裁”“圣断”“芝殿”“瑶阶”等等瘟臭字样,某也单抬,某也双抬,某也三抬这些屁款式,我那时虽还没有资格做有这些字样的文章(?),但确认为这是我们“读圣贤书”的“士人”应该知道的,所以也很留意。我还记得十二岁那年(一八九八),在教师的书桌上看见一部日本人做的书(好像是《万国史记》,有“清世祖福临”、“清高宗弘历”这些字样,又不抬头写,那时看了,真觉得难过。(今年夏天,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了某事件发表一篇宣言,中间有两三处提及溥仪的名字,某遗老看见了,写信给研究所质问,其势汹汹,大有开国际谈判之象,信中有“指斥皇上御名,至再至三”等语。我那时难过的状况,正与今年这位某公相像。)(二)

我十六岁那年(一九○二),梁任公先生的《新民丛报》出版。这年的《新民丛报》,不仅提倡民权政治,鼓吹思想革新,而且隐隐含有排满之意。前此谭复生先生的《仁学》也在那时印出,它的下卷昌言排满,其言曰:“………有茹痛数百年不敢言不敢纪者,不愈益悲乎!《明季稗史》中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不过略举一二事。当时既纵焚掠之军,又严剃发之令,所至屠杀掳掠,莫不如是;即彼准部,方数千里,一大种族也,遂无复乾隆以前之旧籍,其残暴为何如矣!亦有号为‘令主’者焉,及观《南巡录》所载,淫掳无赖,与隋炀、明武不少异,不徒‘鸟兽行’者之显著《大义觉迷录》也。

台湾者东海之孤岛,于中原非有害也,郑氏据之,亦足存前明之空号,乃无故贪其土地,据为己有。据为己有,犹之可也;乃既竭其二百余年之民力,一旦苟以自救,则举而赠之于人。其视华人之身家,曾弄具之不若!噫!以若所为,台湾固无伤耳。尚有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卖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士之分然也’。

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我那时看了这类的议论,很是生气,曾经撕毁过一本《仁学》。

同时在《新民丛报》的广告中知道它的前身是《清议报》,设法买到几本残缺的《清议报全编》。得读任公先生在戊戌己亥时(一八九八~一八九九)倡“保皇论”的文章,于是大悦。至今还记得《爱国论》中有这样一段:

“怪哉我皇上也!…………有君如此,其国之休欤,其民之福欤!——而乃房州黪黯,吊形影于瀛台;髀肉蹉跎,寄牧刍于笼鸽。田横安在,海外庶识尊亲;翟义不生,天下宁无男子!………”那时我看了这种文章,真要五体投地,时时要将它高声朗诵的。

(三)

十七岁(一九○三)的夏天(废历五月下旬),上海“《苏报》案”发生,清廷做了原告,向上海租界中“帝国主义者”的会审公堂控诉中国的革命党,于是章(太炎)、邹(慰丹)被逮,蔡(孑民)、吴(稚晖)出亡。我在故乡湖州(今吴兴县),那地方离上海很近,坐轮船要不了一日一夜,可是上海的新书报极不容易输入(并非官厅禁止,那时内地的官厅还未曾懂得禁止新书报;实在是因为老百姓不要看它),我们看得到的报纸只有《申报》和《新闻报》,它俩对于章、邹、蔡、吴诸先生的主张革命,都持极端反对的态度,并且它俩记载“《苏报》案”,非常地漏略模糊,看了得不到一些真相。我当时那种“尊崇本朝”的心理,仍与前此相同,未有丝毫改变,所以极不以章、邹、蔡、吴的主张为然。当时我有一位朋友,他是赞同“排满论”的;有一次他写信给我,有“满廷”“彼族”

等等字样,我很觉得碍眼,复信中有几句话,大意是这样:“本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夏,然已为二百余年之共主。

吾侪食毛践土,具有天良,胡可倡此等叛逆之论!况今上圣明,肆口诋讠其,抑岂臣子所忍出!”

有一天,我写一篇书目,其中有一部书(总是《御批通鉴辑览》之类),照屁款式是应该三抬的,因将其他各书均低三格写,以显此书之为三抬。

那时我的尊清思想,实在是因为对于载个人有特别之好感。而对于那拉氏,则已经不承认伊是皇太后,而且以为伊是该杀的,伊正是汉之吕后,唐之武后一流人物。

盖我彼时之思想,完全受“保皇论”之支配也。

(四)

这年冬天某晚,我认识一位朋友方青箱先生,他送我两部书,一部是章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部是邹慰丹先生的《革命军》,都是徐敬吾先生(绰号野鸡大王)翻印的,用有光纸石印。字迹很小,白洋纸的封面,封面上印着红色的书名。

一寸见方的三个红字——“革命军”触我眼帘,我顿然起了一种不能言喻的异感,急急忙忙地辞别了青箱,拿了它们赶回我住的一间小楼上,ㄆㄥ地一声把楼门开了,剔亮了菜油灯的灯草,和衣倒在床上,先将《革命军》翻读,看它的序中将“同胞”二字照屁款式中之“皇上”二字例抬头写它,末行是“皇汉民族亡国后之二百六十年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记”,本文第二行写“国制蜀人邹容泣述”(这“制”字与穿孝的人的名片上的小“制”字同义,“国制”是说“汉族的国亡了,现在给它穿孝”),种种特别的款式和字句,以及文中许多刺激的论调和名词,看了之后,很使我受了一番大刺激,前此的尊清见解,竟为之根本动摇了。

再看太炎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看到“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辫发璎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文”数语,忽然觉得:对ㄧㄚ!这些野蛮的典礼、衣冠、文字,我们实在应该反抗兀ㄚ!;再看下去,看到“向之崇拜《公羊》,诵法《繁露》,以为一字一句皆神圣不可侵犯者,今则并其所谓‘复九世之仇’而亦议之”数语,更大大地佩服起来。因为我从十三四岁起,就很相信《春秋公羊传》;公羊对于齐襄公灭纪,褒他能复九世之仇,这个意思,那时的我是极以为不错的。那么,满清灭明,以汉族为奴隶,我们汉族正应该复九世之仇ㄨㄚ!

(说句弄巧的呆话,从福临到载,刚刚恰好是九世!)复仇既然应该,则革命正是天经地义了。读完太炎先生此书,才恍然大悟二百余年以来满廷之宰割汉人,无所不用其极。什么“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之深仁厚泽”,原来是“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什么“今上圣明”,原来是“载小丑未辨菽麦”!满州政府如此可恶,真叫我气破肚,章邹的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

自此又陆续看了些《浙江潮》、《江苏》、《汉声》、《书学》、《黄帝魂》、《警世钟》、《攘书》之类,认定满州政府是我们唯一的仇敌,排满是我们唯一的天职。

次年(一九○四)废历四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我叫了一个“剃发匠”来,又把我那小楼的门ㄆㄥ地一声关了,勒令他将我的辫子剪去,以表示“义不帝清”之至意。那年我十八岁。

当时我和几个朋友办一种《湖州白话报》,封面上决不肯写“光绪三十年”,只写“甲辰年”;当时这种应用“《春秋》笔法”的心理,正和二十年后现在的遗老们不肯写“民国十三年”而写“甲子年”一样。其实写干支还不能满足,很想写“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二年”,这也与遗老们很想写“宣统十六年”一样的心理;只因这样一写,一定会被官厅干涉,禁止发行,所以只好退一步而写干支。

(五)

从一九○三年《革命军》出版到一九一一年革命军起义,这八年半之中,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计有三派:刘申叔先生的《攘书》,陈佩忍先生的《清秘史》,陶焕卿先生的《中国民族发达史》(这部书名大概有误,我手边久无此书,现在连书名也记不真切了;焕卿先生印此书时,不用真姓名,但署曰会稽先生),和郑秋枚、黄晦闻、刘申叔、陈佩忍诸先生主撰的《国粹学报》等等。这些书报,大致是一九○三~一九○六的出版物。它们的内容,可以用两句话来赅括:“提倡保存国粹以发扬种性;鼓吹攘斥满州以光复旧物。”因为偏重在“光复”而不甚注意于“革新”,所以颇有复古的倾向。(一九○三以前关于排满革命的书报都应归入此派。)(乙)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宋渔父诸先生主撰的《民报》等等。《民报》是同盟会(国民党的前身)的机关报,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最初即在此报发表。可是此报对于“三民主义”,惟“民族”“民权”两主义有所发挥,而关于“民生”主义之议论则绝少(我手边久无此报,记忆亦不甚真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