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在刚出版的《当代文学翻泽百家谈》（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书中读到了翻泽家郭磷阁教授的一段话——“翻泽是‘比较文学’中的主要项目；搞翻泽的不一定搞比较文学，搞‘比较文学’研究的，一定搞翻泽”——颇受触动和启发。从上世纪末，我就有心写一部立足于中国翻泽文学的翻泽文学基础理论的书。1999年，我在《文艺报》上发表一篇题为《21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问题与展望》（《文艺报》1999年5月13日）的文章中，提出翻泽文学研究应该成为21世纪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呼吁学界进行《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翻泽史》《中国的法国文学翻泽史》《中国的英美文学翻泽史》等重要的国别翻泽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我自己对翻泽文学的研究也先从中国翻泽文学史入手。到2000年，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泽文学史》，后来又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东方（整个亚洲北非地区），出版了《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泽介与研究史述论》。2002年，我的研究由翻泽文学史而及翻泽文学理论，与陈言合著《20世纪中国文学翻泽论争》。我想，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写一本《翻泽文学导论》或许并不太过唐突和冒失。
《翻泽文学导论》已经在我脑子里酝酿许久了，资料也早已逐渐收集齐备，一直想找到一块完整的时间来集中写作，但手头有两个受政府资助的“十五”项目也很紧迫，为它们收集和消化材料颇费时间和精力，常恨自己分身无术。但我知道《翻泽文学导论》在研究思路上与我近期的其他研究衔接较紧，久拖可能导致思路冷却。今年二月里，妻从国外归来，接管了家务，使得我除每周四、五到校授课及处理杂务外，一周四五天可以独自蛰居近郊回龙观的家中埋头写作，于是《翻泽文学导论》正式动笔。初春的北京，天气一改往年常态，沙尘暴竟偃旗息鼓，气候湿润非常，令人心旷神怡。写累了的时候就登上六楼的平台，在那里照料一下返青的葡萄，或坐在上面的木亭里迎风洗脑。这种隐居式的写作生活令我惬意无比。
然而“好景不长”。进入四月，“非典型肺炎”SARS——一种可怕的肺传染病在人不知不觉中袭来北京，中旬北京忽然被宣布为“疫区”。高峰时每天都有上百人染病，整个城市一度陷入恐慌中。外国人逃回了国，外地人逃回了家，本地人躲在自己家里不敢出门。学校停课了，我也不必再去上课。“非典”对北京而言是一场灾难，但却也给了我更多的集中写作的时间，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被“非典”围困着不消说，到了5月18日，我的老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忽然复发。事先并不像前几次那样有明显的征兆，但我知道两三年一次的复发周期是逃不掉的劫数，而且这显然也是对伏案过久缺乏锻炼的惩罚。剧烈的腰腿疼痛使我无法坐立行走，又一次成了卧病在床饮食起居需要照顾的病人。仰卧了几天以后，我决定继续写作，把笔记本电脑搬到床上，一边治疗一边趴着写。那种别扭而又难受的姿势因多次发病早已习惯了。但胳膊肘还是因长期支撑而磨得红肿，肩膀、脖子、肚子也酸痛不适。不过有时肉体的痛苦反而会使大脑变得加倍灵敏。许多个深夜，我脑子特别清醒，不能入睡，便反复多次地把床灯关掉又打开，将脑子里的想法一条条地记下来，作为次日写作的提纲……
“翻泽文学导论”—“非典”—“腰椎间盘突出”，这实在是三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然而在2003年的春夏，这正是我生活与写作中的三个密切相连的“关键词”。
6月下旬，北京宣布解除“疫区”，到了7月初，我的腰病略有好转迹象，而《翻泽文学导论》也终于在此时杀青。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为书稿写“后记”，其愉快之情是不言而喻的。这时恰好休息时仰读闲书，读到李振生先生为他主编的《梁宗岱批评文集》写的《编后记》，他分析了梁宗岱出色的才情和敏锐的悟性为什么没有在学术上得到彻底的发挥，然后写到另外一种人，他们属于——
才质稍平些的，悟性也许不那么敏锐，于是便干着，不会多作心猿意马的悬想，诸如预测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等等，他只顾埋头做他的事，直到把事情一件件做到头，才会直起腰来稍稍歇上一口气，检视一下自己的业绩，心里觉得无比的舒坦。总之，他是个实心眼的人，连内心的欢乐也是实打实的，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我自己固然有点像是“才质平平”、“不那么敏锐”的类型，却没有干出多少实事来，所以自知够不上这类人的标准。然而我本心里很想做这类人，因为很希望拥有那种“实打实”的欢乐，并且愿意用“实打实”的痛苦来换取这种“实打实”的欢乐。《翻泽文学导论》的写作，使我再次体验了快乐与痛苦交织在一起的滋味，因而忍不住发一点感慨如上，就权作本书的“后记”罢。
王向远
2003年6月30日初稿毕
2003年8月17日修改毕
在拙作即将出版的时候，觉得还有一些话要说，但又想完好保留写作前一个“后记”时的那种心境和感受，就只好在“后记”之后再添一“蛇足”了。
我写书，除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和“解释欲”之外，心目中的读者对象都是比较明确的，例如本书的读者对象，我瞄准的主要是语言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和水平相当的读者阶层。早在1999年底，在我校研究生院进行硕士学位课程调整时，我曾把“翻泽文学导论”列入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生的课程计划。拙作写完之后的2003年9月，我按照既定计划，在为研究生开设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课程中，用了最后六周共十八个学时的时间，将《翻泽文学导论》的主要内容搬上了讲台。据我孤陋寡闻，在中文系的课堂上系统地讲授翻泽文学的基本理论，在我国大陆地区各大学的课程教学中，或许还是第一次，因而也只能算是一个初步的试验和探索。既然确认“翻泽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那么，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就应该学习中国翻泽文学，否则他的专业知识结构就不完整。如果环境和条件允许，但愿在未来的若干年中，我能够将我的理论付诸教学实践，不仅为研究生开出一门独立的翻泽文学基础理论的课程，更打算逐步地将现有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基础课《外国文学史》用翻泽文学的观念加以改造，最终以《中国翻泽文学史》课程取而代之，并建议将这一课程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核心和基础课程。做这个事情可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在现有的“外国文学史”框架中，行“翻泽文学史”之“实”（这一点我在近几年的本科生课堂上已经初步尝试了）；第二步再争取改变这门课的“名”（不过在中国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下，为一门课程改“名”谈何容易）。众所周知，中小学中有不少“实验小学”、“实验中学”，“实验”完了积累了经验可以向外推广，那么像北师大这样的名牌大学，特别是北师大中文系（现已改称“文学院”）这样的老系，也不妨多一点“实验”的意识和改革的动作。虽不敢奢望向外推广，起码自己可以摆脱因袭的束缚。我想，经过改造的《中国翻泽文学史》这一课程的特点，就是不满足于只讲“外国文学”，还要讲“外国文学”如何通过翻泽家的再创作，转化为“翻泽文学”，也就是站在中国文学及翻泽文学的立场上讲外国文学。据说国内有两所大学的中文系是请外语系的教师来讲外国文学的，这自然不错。但外语系的教师假如以外语系的讲法应对中文系的学生，恐怕难尽人意。毫无疑问，中文系的学生必须了解和学习外国文学，但这种了解和学习应该有中文系的特有的专业立场、角度和方式方法。中文系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点的教师开设的《中国翻泽文学史》课程，可以视听课对象的接受能力与要求，将外国文学原作与翻泽家的泽作两者进行适当地比较分析，并应注意强调通过翻泽媒介所进行的中外文学交流，注意对翻泽文学文本自身的鉴赏与批评。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增加了讲授的难度，对教师的外语、外国文学及中国文学修养的要求都提高了，对学生的接受水平的要求也提高了。然而时代在发展，学术在进步，课程教学也要不断改革。以我的设想，中文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要学习“中国翻泽文学史”，到了硕士阶段，则须从理论上概括和提升，就要对他们开设《翻泽文学导论》之类的课程，两者是相互衔接的。这次我试探性地讲授《翻泽文学导论》，坚持来听课的四十多位同学中不仅有本专业（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生，还有半数来自其他专业，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乃至其他院系如哲学系、外语系等。同学们反映，通过听课，对翻泽文学的认知程度提高了。我希望等拙作出版之后，读者可以通过阅读也能得到同样的感受，更希望专家和读者对拙作的不足乃至错误提出批评指教，以待来日加以修正。
像我此前出版的所有著作一样，本书出版事宜的落实也较为顺利。书稿完成后的9月初，我决定申请“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的资助，王一川教授和外语学院郑海凌教授分别写了推荐书，北师大出版社总编杨耕教授给予支持。到了2003年12月，申请获得审核批准。又蒙童庆炳教授赏识，使拙作忝列“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中。据说国外也有人将此类研究称为“翻泽诗学”，因而本书列入“文化与诗学丛书”可谓适得其所。拙作还作为文学院王一川教授牵头实施的“北京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创新研究群体发展计划”中“文化诗学与文本研究的双向拓展”里面的一个子项目，并获得了该项目的经费资助。在书稿出版运作的过程中，我即将于3月底赴日本任教两年，只能拜托责任编辑曹巍女士负全责。她本来就是比较文学出身，其扎实的专业功底和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我是了解的，因而倍感放心。周锦、王永娟、冯新华等同学对书稿中可疑之处都细心挑出，更有志同道合、一贯理解支持我的爱妻开华做了最后的校对。此外，本书勒口处的照片，是我的同事和好友李正荣教授拍摄的。著名翻泽家和泽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泽审罗新璋先生、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许钧教授惠赐大作并关心本书的写作，对我也是一种宝贵的支持和鼓舞。当本书即将出版时，我再次深深感到，如果说写书是一种个人行为，而出书则是社会行为。假如没有以上提到的各位的帮助，拙稿就无法以现在的样子面世。谨此为记，永志不忘。
王向远补记
2003年除夕夜于北京回龙观家中。此时爆竹声此起彼伏。
§§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