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颂”这一农耕礼仪的溯源性研究使我们不期然地找到了农耕文化中最高哲学范畴“道”的原始造字表象。“颂”与“道”这两个概念的语源和字源指向可以说是相互重合的，前者作为祭首礼仪的名称而产生，在后来则成为周朝官方祝颂祭仪的乐舞专名；后者则是对祭首活动所体现的农业生命观的象征性概括和哲学抽象。
笔者在研究老子哲学的神话基础时曾依据宗教史家所归纳出的世界性的“永恒回归”神话主题去透析道家“反者道之动”命题的由来，把“道”的运动规则概括为周期性循环往复。参看叶舒宪：《老子哲学的人类学解读》，《陕西师大学报》1993年第2期。在《中国神话哲学》一书中也曾讨论“道”的原型问题，提出儒道两家不同的道概念源于两种表象：
其一是现实取向的来源，“道”的本义指日常经验中的道路，这是儒家思想中“道”的来源；其二是神话取向的来源，“道”指的是由太阳和水的运动所体现出的一般法则或原理——循环往复，这是道家哲学中“道”范畴的由来。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第141页。
现在，在考察了谷灵信仰及相关的祭头礼俗之后，可以进一步补充说，无论是儒家以道路为原型的“道”，还是道家取法自然变化法则的“道”，都可以在祭头所蕴涵的宗教观念中找到直接的原型表象：体现生命力运动和永存的人头或骷髅乃是“道”这个汉字的造字本义。
迄今发现的殷墟甲骨文中尚未找到“道”字，但金文中这个字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貉子卣》上写作，在《鼎》上作，《散盘》上作。
刘心源说，道字皆从行从止，合行辵二字为偏旁。刘心源：《奇觚》卷八二，转引自《金文诂林》卷二。这正是现今道字从辶的原始形态。行止代表着运动和静止的统一，用行和止做偏旁来表示循环运动的周期性和反复性，确实是一种具体中的抽象。金文和古文中的道字中央部分为“首”，也就是以人眼为象征的人头形象。人头与行止组合在一字之中，造字者是颇费了一番苦心的。可惜自许慎以降，这个字的造字本义已经无人可解了。《说文》
，所行道也，从首。一达谓之道。许慎：《说文解字》卷二下辵部。
现代金文学家大都以“导”训金文中的“道”字，且以为这两个字古时音义互通。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的看法较为独特，并且有重要参考价值：“阮氏(指阮元)以下诸家皆释为导，云石鼓文数导字皆读为道。此说非是。……首者，始也，本也，直也；道者本道也，故一达，直通也。首盖亦兼声。要诱人入道，由道诱人，即导也，实道字转义。道导原同字，初有道无导，无疑矣。”高田忠周：《古籀篇》卷六十六，转引自《金文诂林》卷二。导既然不是“道”的本义，那么许慎的“一达”和高田忠周的“直通”是否可以充当本义呢？看来离开了宗教礼俗的实际背景，“道”的本来面目是难以识破的。从已知谷神之头(谷种)同人头的对应交感信念出发，可以把“道”看成是对祭头礼俗的直接概括，道字所从之“首”乃是所猎所祭之人头，或者说是作为神头之“尸”的人头；“道”字所从之“辵”意指“行止”，但绝非一般之行止，而是象征表达人头中的生命力的循环运动。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被奉为宗教崇拜的对象和哲学展开的本源，正因为它通过死与复生之间的循环变易而获得永恒性。谷种(谷神之头或谷物之灵)进入大地母体后会自然生长出谷苗，这是农业宗教所关注所信奉的生命循环不止的至高哲理，也是“道”的范畴终于从“后稷头”的颂仪表象中抽象而出的神话观念基础。
为了更为直观地把握颂祭本相“道”的具体表象，让我们再借人类学的实地描述来观照一下外域的人头祭礼吧。“在新几内亚西端和澳大利亚北部之间的洛蒂、萨马他以及其他群岛，异教徒们把太阳看做男性的本源，地球作为女性的本源。在他们家里或在神圣的无花果树上到处都可以看见挂着(表示太阳的)这种灯。无花果树下有一块平坦的大石头，当做祭桌。在这些岛上过去和现在仍有人把敌人的脑袋放在这石头上。每年一次，在雨季开始的时候，太阳先生便降临在这棵神圣的无花果树上给大地授精。……这时候人们大量屠宰猪狗来祭奠。男男女女都一齐纵情狂欢，太阳和大地的神秘的交合就这样公开地在歌舞声中、在男男女女于树下真正进行的性交活动中戏剧性地体现出来。”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207页。
遗址出土骨雕线刻人面像这里的祭头礼仪对于理解“道”与“颂”的内在关系极有帮助。它还生动地显示了“道”的两类原型表象如何统一在同一种祝颂典礼之中，即太阳运行之“道”与人头生命力循环之“道”的统一。祭桌上的人头实际上成为太阳给地母授精的中介物，因为它通过类比与谷物之头——谷种相互认同，对于播种行为施加了强烈的法术干预作用。又由于太阳的阳性力量只有同大地的阴性力量相结合才能催生出新的谷物生命，所以代表此种结合之中介的祭头被抽象为“道”时，也就自然地具有了统合阴阳两极的意义，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命题正与此吻合。
确认“颂”与“道”两个概念的同源发生过程，对于探讨中国农业宗教与中国哲学思想的相关性和依存性具有启示作用。它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广的农耕文化背景上对宗教史与哲学史上的相关问题做出新的理论整合。例如，关于中国古代宗教异常突出的祖先崇拜的起源问题，现代学者们已作了几十年的探究，主要观点可划为两类：性器崇拜说与死者崇拜说。性器崇拜说的坚持者有徐亮之、江家锦、周予同、郭沫若、高本汉、陈梦家、凌纯声等。如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根据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巨石建筑形制——门希尔和多尔门，追溯哲学与宗教的起源，认为“门希尔实即男性生殖器的象征，多尔门实即女性生殖器的写照。性具崇拜，即是祖先崇拜；性具至上，即是祖先至上；即是石器时代的礼之本源；也是后来中国一系列的以男女关系为基点的《易》理的起源”。徐亮之：《中国史前史话》，香港，1954年，第281页以下。法国汉学家格拉奈(又译葛兰言)和高本汉等则着眼于汉字中的“祖”、“社”等之初形，认定其为性器崇拜的直接表象参看格拉奈：《中国宗教》，津田逸夫日译本，东京，昭和十八年。。郭沫若《释祖妣》《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1卷，科学出版社，1982年。和周予同《孝与生殖器崇拜》《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凌纯声(系格拉耐氏学生)《中国祖庙的起源》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7期，1959年。和《中国古代神主与阴阳性器崇拜》《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8期，1959年。等皆在这方面各有建树。看来这一观点已得到众多现代学者的赞同，几成定论。死者崇拜说实肇始于古代训诂家。如《释名·释宫室》：“庙，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先祖为已死的祖先，宗庙即为祭拜这些死者而立。《白虎通义》亦云：“王者所以立宗庙何？曰：生死殊路，敬鬼神而远之。缘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故欲立宗庙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考寄养也。宗者，尊也；庙者，貌也；象祖先之尊貌也。所以有室何？所以象生之居也。”《太平御览》卷五三一引《孝经》说得更分明：
为之宗庙，以鬼享之。宗者尊也。庙者貌也。先祖之尊貌，所以居中宫何？以为人死精魂归乎天，形体不藏，存之即存，不存则亡，明先祖神死依人也。
死者崇拜亦起源于原始社会，弗雷泽等人类学家曾做过广泛的跨文化考察，证明它普遍发生在世界五大洲的各种文化中。弗雷泽：《不死的信仰与死者崇拜》（Belief in Immortality and the Worship of the Dead）第1卷，伦敦麦克米兰公司，1913年。就中国文化而言，神的信仰相对薄弱，而死者崇拜及相关的鬼文化甚为发达。日本学者池田末利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后，把祖先崇拜源于死者崇拜的旧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层，提出骷髅—魌头崇拜为中国祖神崇拜原初形态的观点，十分引人注目。
魌头之“魌”又作“其頁”、“倛”、“欺”、“娸”，王念孙认为此五字同义。《荀子·非相篇》有“仲尼之状，面如蒙倛”之说，注云倛为方相，也就是假面具。方相、假面一类皆取象于鬼头——用竹笼制成的魌头，池田氏以为这正是弥漫在古代礼制及民间风俗中的鬼崇拜的具象形式。更深入的考索表明，人工制造的这种鬼的偶像之所以命名为“其頁”(其字同“颂”一样从“頁”，即指祭用首级)，正因为它是以骷髅这种天然的鬼的偶像为原型的。《风俗通义》引俗说云：
亡人魂气飞扬，故作魌头以存之。言头体魌魌然盛大也。或谓，魌头为觸圹，殊方语也。《太平御览·礼仪部》引《风俗通义》。
这段话说明了魌头起源的观念原因是“存亡魂”。所谓“觸圹”，池田氏以为即“髑腔”，也就是髑髅、头骸的意思。魌头存亡魂的民俗信仰当源自灵魂和生命力储于头骨之中的原始信仰，这正是“鬼”、“畏”、“異”等汉字造形取象于“田”即大头的观念基础。池田末利：《中国祖神崇拜的原初形态——“鬼”的本义》，《中国古代宗教史研究》，东海大学出版会，昭和五十六年，第155—198页。国内近来亦有学者从民族学材料出发探讨祖先崇拜始自骷髅神崇拜的问题，根据《契丹国志》等史料中讲的骷髅神协助人主治国的事迹，参证蒙古族、赫哲族等的类似民俗信仰，提出“东北亚信仰萨满教的少数民族，包括我国东北及前苏联境内的少数民族，大多有过骷髅崇拜、骷髅神话和骷髅假面舞的文化过程。”参看汪玢玲：《古代东北亚民族祖先崇拜的独特形式——骷髅神崇拜》，《民间文学论坛》1992年第2期。假如把中国汉族祖先崇拜的骷髅形态同东北亚各族的骷髅神信仰乃至东南亚、南太平洋土著的猎头风俗、美洲印第安文化祭首仪典综合起来看，似可勾勒出一个起源于新石器时期的、建立在人头与谷穗间的交感法术信仰之上的泛太平洋、印度洋区祭首文化带。其地域之广几乎覆盖了多半个地球，其影响之深远，在几大文明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从农耕文化的信仰基础上看，祖先崇拜特别盛行乃是谷灵与人头交感信念必然延伸的产物。“性器起源说”与“死者—骷髅头起源说”看似矛盾对立，从信仰的内核上透视，则是完全相通并且互为补充的。正像“颂”与“稷”等字的字形解析所昭示的那样：性器的符号(厶与夋)与大头的象征(頁与田)是统合在同一字体之中的，更确切地讲，是统合在同一种信念之中的。人类学家对这种信念的发生已做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概括：
骨骼是双亲中的雄性所生出的，它能法术般地重构出整个动物。头脑作为骨髓的主要储存库，乃是雄性种子(精)的源头。其供应量是有限的。头脑的生命力与体现于太阳、雨和雷电的宇宙生命力相通。火、光和电，与雄性种子(精)都是同一种阳性神秘力量的不同方面。人类、动物和土地的生育力可以通过猎取人头而得到强化。头脑与人骨是对不朽的精灵、永恒之神的最佳祭品。拉·巴尔：《脑髓：一种关于性的石器时代的迷信》，哥仑比亚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130页。
如果说脑髓与雄性生命力的联系是旧石器时代前农业社会的迷信产物参看霍尔佩克（C。R。Hallpike）：《原始思维的基础》（The Foudations of Primitive Thought），牛津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155—156页。，那么到了农耕文化中，这种迷信又同植物的生命过程相结合，催生出祭首促丰产的农业宗教观。对此一宗教进化史的大变革，艾利亚德曾给予深切的评价。他写道：农业的发明对于人类历史的意义首先不在于人口的增长和充足的食物，而在于人本身从农业中获得的启示。人从谷物中所看到的东西，人在耕种收获谷物中所学到的东西，人从谷种入土后消失化形的经验观察中所理会出的道理，所有这一切给人类上了决定性的一课。是农业教给人有机生命的总原则；从这一启示中派生出关于女人与土地、性行为与播种的简单类比，也派生出那些至高无上的理性综合：生命之循环、死亡作为回归，等等。这些综合对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它们只是在发明农业以后才有可能产生。艾利亚德：《比较宗教学模式》，希德与沃德出版公司，1958年，第360—361页。这里所说的作为生命循环总原则的死与再生主题，在中国哲学的“道”概念中得到了最简洁的体现。古代哲学家们把这个得之于有机生命界的农业观念推广到整个无机世界，于是植物生命之“道”同日月运行之“道”合二为一，成为宇宙的总根源和总原理。道家哲学又基于此而推演出一套以“返”和“归”为至高理想的循环历史观，从而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天人合一、自然与历史合一的世界观体系。农业宗教对中国哲学的贡献于此可见一斑。
此种由“颂”而“道”的思想进化轨迹不仅清晰地体现在道家哲学中，儒家的“生生不息”精神亦可作如是观。如江家锦先生早已点明的：“有谓伏羲氏考出哲学的《易》理，认为男性器象征—为奇数，女性器象征--为偶数而画卦，奇偶之数在卦称曰爻，是阴阳二元，又称两仪，二元合一，‘负阴抱阳’基于‘太极’一元之气，为宇宙万有生成之理。”江家锦：《平埔族信仰杂记·性器崇拜与易理》，见《南瀛文献》第4卷，1957年。不论儒家所尊奉的《易》之“道”，还是道家所膜拜的“回归”之“道”，最初都无疑是一种东西，即祭首之中蕴涵的生命和生殖能量。当哲学史上对抽象后的“道”概念争论了两千多年之后，具有世界眼光的当代哲学家重新把“道”还原为一种“能”的时候参看金岳霖：《论道》第一章，“道是式—能”的有关论述。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9页以下。，我们似乎看到了思想发展的一个循环前进的过程，又听到了祭首大典盛行时代的生命能量的深沉之声。而“道”这字本身也随之复化出原型——祭坛上的神圣首级。
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毛诗序》
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
——《尚书·费誓》贾逵注
只有当语文学和神话学揭示出那些不自觉的和无意识的概念过程时，我们的认识论才能说是具有了真正的基础。
——卡西尔《语言与神话》引乌西诺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