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难忘军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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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鬼子降服了(6)

学着写日记,也是她下的命令。那时我们没有“体验生活”这个词。上前线,下部队,参加战斗,进行采访,都叫“收集材料”。有一天我问她“你每天写日记,都记些什么呀?是不是下部队收集的材料?”她说:“不是,是每天看到听到的新事,有些以后创作会用上,不记下来怕忘了,用不上练笔也好。你也应当学着记。”

我说:“天天行军,我没看到什么材料。”

她说:“天天记,你就会注意去找材料了,不然有的事发生在我们眼前,不经心也看不出意义来。”

我听了半懂不懂。

打完“豫东战役”,我们缴获了些白报纸,她缝了个小本给我说:“你拿去学着记。你编快板、写唱词蛮有灵气,以后可以往创作上发展。”我说:“我不知道要记什么。”她说:“什么感兴趣就记什么好了,就算练习写作。”

在她督促下,我终于养成了每日必记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我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淮海战场日记》,只是《文艺报》在发表时把题目改成《文工团员在淮海前线》了。“编者按说这篇作品是“用日记的体裁,朴素地却是生动地报道了战场上文艺工作者的活动,实在是一篇值得推荐的文章”。

残留的1948年日记,使我想起那个战斗频繁、工作多彩的年头。年初我们被骑兵从豫、皖、苏边区找回部队,不久就打响豫东战役,一口气解放了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城市。陈、粟首长为防骄傲情绪,命令文工团排演话剧《李闯王》。在本部队演完,又带着此戏去慰问从大别山回来的刘邓大军。

解放战争中,茹志鹃只在这一年上台演过戏,《李闯王》中扮演“长屏公主”。我认为演得蛮好。别的不说,用一口浙江腔的“国语”把不太口语化的台词念下来就很不容易。可显然别人有不同看法,此后排戏就没她的角色了。数年后我从一本书看到对茹志鹃演戏的评论:“演公主的女演员高举着两只手走上台来,好像缴枪投降……”我才知道为什么再没见她上台演戏。此书作者就是茹志鹃的丈夫,我们的业务教员、导演兼作家王啸平!

本来我想做演员,她分析了我的长处与不足,认为还是往写作上努力有希望。我觉得她说得有理,便在本职工作之余学习写作。通讯,散文,鼓词,故事,什么都写。写得多了发表的也多些,终于引起有关领导的注意,刚庆祝完开国大典,就给我了到首都北京接受培养的机会。

初到北京时,我每星期都给志鹃写信。看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出了一种笔记本,每一页都有一幅作家艺术家的肖像和一段名家语录,我拿出一个月的零用钱买了一本寄给她。她来信夸奖我:“小弟,只有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我高兴极了,以至舍不得用它。”我还想给她买个铜狮子式的图章,但因为没钱没买成,特别记在日记本上,以防有钱后忘记。这些东西当时在我眼中都是高贵的奢侈品,是我自己不敢用的。买给阿姐,尽,点孝敬之心。

由于在部队时打下点生活底儿,到北京后受到些文学熏陶,在“文学讲习所”又受到较正规的文学教育,此后几年我连续发了点作品,多少引起些注意。茹志鹃非常高兴,不断来信夸我赞我,甚至说看到我一步步追她,超过她,她由衷的高兴,比她自己写出好作品还高兴!其实她的成就比我高得多,根本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只拿进城头几年说:1949年《南京文艺》一创刊就发表了她的剧本《800列车出动了》;1950年上海《文汇报》刊载了她的小说《保栋梁与金凤》;过了两年她的话剧《不拿枪的战士》得了军区的二等奖。她就是在这期间结的婚。解放战争中她就和王啸平要好,所以那时我就认为王啸平是我们团最有修养的艺术家,最有风度的学者,最出色的男人!进城不久王啸平就出版一本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艺术的书,我特意向于是之等朋友推荐。于是之笑着问:“作者跟你有什么关系吧?”我说:“按理我应叫他姐夫。”于是之还真在团小组会上向人推荐说:“这本书可以买来看看,是邓友梅的姐夫写的。”啸平和志鹃的感情是经过长期考验的。当然也闹过矛盾,还在他们“搞对象”时期,有一次茹志鹃生气地说要断绝关系。我很担心,又不敢劝阻,我一张嘴她就说:“大人的事你不要发言!”茹志鹃也有最信任的人,就是老大姐魏峨。我就找魏峨告急,要她劝志娟不要跟啸平告吹。魏峨听了笑道:“你还挺操心呢,放心好了,她们不会断的。”作品得了奖,跟恋人结了婚,好事连连,刚进城这两年应该说是志鹃最顺当的日子。

以前我总认为茹志鹃是最不像女人的,但195 1、1952年她给我的信上,谈家务谈孩子的内容就多了。大女儿安诺满月时,她寄来一张小孩照片和一封长信,照片后边还写道:“我的漂亮的小玫瑰花!”1955年我从“文学讲习所”毕业到南方旅行,专门到南京看望她。在“马标”他们家里没见到第一朵小玫瑰花却见到了更小的一朵玫瑰花,她正裹着尿布在小床上爬,我伸手抱了起来,志鹃说:“小心她会尿你一身。她叫安忆!”

志鹃虽然很爱孩子,但不黏糊。稍坐一会儿她就和啸平俩人陪我去游明孝陵和中山陵,在中山陵前我们拍了一张合影,相约以后每年见一次,没想到从此一别二十多年。

我被划入另册后,看到志鹃姐一步步向文坛高处攀登,是我最大的安慰。我见她的《百合花》和茅盾先生对其评论同时在《人民文学》发表,尽管正处在连自己都看不起自己的时候,还是厚着脸皮给她写了祝贺信。她回信没多说自己,除了说对茅盾先生的评论感激与惊喜外,更多的是谈我。她责备我不给她写信:“小弟,你要相信自己。跟我都断书信,说明你丧失了自信!”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再给她写信。后来见到丁峤,他说茹志鹃出国路经北京时再三打听我的下落。有的说在十三陵挖河,有的说到延庆开荒种地,没人知道消息。60年代我摘掉帽子调往东北。郭卓去东北组稿听说我在当地,找到了我,一见面就说茹志鹃一直挂念我,要我给她写信。这时我才知道王啸平也被错划,只因是归侨,没离开上海就是了。不久就开始“文革”了。

经过“文革”的九死一生,我终于熬到了邓小平同志出来扭转乾坤1 1978年5月,我接到传呼电话纸条,按纸条的号码一拨电话,听到个令人心悸的浙江腔的女人声音:“喂,你是小邓吗?”

我已不记得是怎样跑到那个招待所去的了。看到茹志鹃、郭卓如天神下降站到我面前时,我弄不清是真是梦,也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和该说什么。在一旁的郭卓看得清。她在《哭志鹃》一文中写到那次见面说:“死里逃生出来的姐弟俩,紧紧拥抱,贴脸……战火中血肉凝结起来的感情,深不可测……”

志鹃要到我家里看看。当我领她走进孤零零乱糟糟的住所时,她把眉头皱成了一团。不等坐下就打听我的情况。听说我已妻离子散,并已被迫“自愿退休”,她什么都不再问了,用手支着头仰首看天,半天没说话。

为缓和气氛,我说:“阿姐,我们多年没在一起吃饭了,今天我要给你做顿饭吃。”

她说:“好的!”

我买了肉和黄酱给她做炸酱面。我做饭她站在旁边看,越看越不放心,不断发出疑问:酱不是这样炸法吧?这菜煮熟了吗?面怎么这么粗呀?

我想办法叫她安心坐下。从床下找出一沓写的文字:“你坐在这里看看这个好了。”

她问:“这是什么?”

我说:“有一天我上街,听到商店里收音机广播陈毅军长去世了,心里非常难过,回到家一肚子话找不到人诉说,就写在了纸上。只为宣泄自己的感情,没打算给人看的,所以没头没尾。”

她一看稿子就再也没出声。等我把饭做好,叫她把稿子收拾起来吃饭时,她用手按住稿子说:“喂,你把它改成小说!”我奇怪地说:“没人会发表我的作品,改小说做什么?”她沉稳地说:“你改出来我拿去试一试。不说我们认识,争取先发出来。万一发表后有人反对,就承认情况调查不细,疏忽大意……”

我考虑有没有必要叫她为我冒险。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才40多岁,既没工作单位又没事可做,这怎么行呀,试一试,也许能打开一条路呢!我是来开文联理事会的,会上一致否定‘文艺黑线专政论’,《光明日报》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据说大有来头。局势会往好里转,我们能见面就是好兆头。”

我匆匆整理成一篇小说,叫她带回上海。但20多年除去思想汇报和认罪书,别的我没写过,已不会写小说,改得不成样子,她看后很失望,立即退回来叫我再改写一遍。信中写道:“我相信你能改好,你也要相信自己能改好!”

茹志鹃退回稿子叫我再作修改,我重新改写了小说,把稿寄给了她。

1978年7月号的《上海文艺》又出现了失踪多年的“邓友梅”三字和他的小说《我们的军长》!我拿着这本刊物止不住热泪滚滚,对着南方放声说:“阿姐!我谢谢你了!我该怎么报答你!”空喊听不见,我急急把几个字写下来,寄往上海。

这封信惹得她大怒!她来信责备说:“每来信必感谢,实在有些不必要。文章是你写的又不是我写的,何谢之理?而且竟然说出报答的话,岂有此理!简直有点‘四人帮’的帮风!”发过脾气,她又转回来督促我的写作:“我认为你现在需要准备一些写得像这一篇那样的好小说,你需要放一个排枪,《上海文艺》、《北京文艺》、《人民文学》连发三篇……

“你的那篇大作,已有了强烈的反响。九月份准备发表评论你的作品的文章。现在我有一个矛盾,就是你手里那个《女兵》,从你的角度考虑,是给《人民文学》发表有利,但从我们刊物看呢,当然欢迎。只要我一开口,你是不会拒绝的。我怎么办呢?……我考虑再三,我还是不开口。首先我是姐姐,然后是编章。不过你快点吧。在我们九月号评论你的同时,就在《人民文学》发表吧!”

不久,中国作家协会举办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我们的军长》荣获了一等奖,成为我获得文学第二次生命的象征。是志鹃姐最先伸出手把我拉回文学天地中来的。

随后我找到了情投意合的妻子,建立起一个和睦温馨幸福的后方。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论是我的事业还是我的生活,志鹃阿姐一直在默默地关照着。

进入新时期,她边做编章边搞创作,在不断发现新人、推出力作的同时,她写出了《剪章错了的故事》、《草原上的小路》等不模仿别人也不重复自己的好小说。正当看到一个茹志鹃新文风越来越鲜明之时,她却心甘情愿地把精力放到上海作协领导工作上去了。

其实,志鹃何尝不知道这对她是极大的损失和磨难呢?我曾问过她:“你干嘛要担任这工作,这会影响写作的。”

她说:“我想为年轻人创造点条件,叫他们早点出头。他们有才能但缺少经验,要有人帮助解决困难才能闯出一条路来。我愿意为他们铺路。”

回苏北看看

早春三月,周明老弟来电话,说近日“报告文学学会”要组织作家到外地采风,问我愿否参加?我欠着文债正在赶稿,分别好久的老伴又刚从国外归来,不便脱身。便支吾说“舞燕刚回来,让我跟她商量一下再回答你好吗?”他说:“啊,舞燕刚回来!那就算了吧。”我说:“好。那我就表示道歉了。”说完我又随便问了句:“这次是要上哪里?”他说:“苏北。徐州,宿迁,淮安等地。”听了这句话,我打了个楞,马上说:“等等,让我再考虑考虑,明天回答你。”他忙说:“好好,不要勉强。”

我不是勉强,是在思想斗争。我是新四军的小兵,一听到苏北两个字,我潜意识中就感到像回到了战火纷飞的时代。

1941年1月,抗日战争紧张阶段,新四军军部自皖南奉命北上东进抗日,我们的“友军”将领向蒋先生报告说:“遵钧座六日电示,以迅速围剿该若匪之目的,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伪暂取守势,以主力于本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徐一带之匪军”。于是我军刚到茂林,就遭到上官云湘指挥7个师8万兵力的突然袭击。在寡不敌众的浴血奋战中叶挺军长被扣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了,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被害了。这就是震惊全国的“皖南事变”。蒋先生以为这支“光荣北伐武昌城下”“孤军奋斗罗霄山上”人民子弟兵从此被消灭了,迫不及待的在1月17日发出命令,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周恩来同志为此发表了严重抗议。三天之后,以刘少奇任政委,陈毅代理军长的新四军的新军部宣告正式成立。成立的地点就是苏北的盐城!

新四军不仅没消失,而且越打越强大。此后几年间,在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同时,建立了苏南,苏中,淮南,淮北,皖江,浙东,鄂豫皖等多处根据地。军部所在的苏北解放区,东起黄海,西至运河,南迄盐城,北达陇海2.3万多平方公里,有20多个县级政府,人口300多万。这里不仅成了敌后抗日的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革命文化中心。李一氓,邹韬奋,阿英,范长江,黄源,夏征农,贺渌汀,何士德,赖少其,胡考,吴强,沈西蒙,沈亚威,洛辛,章枚,白文,王啸平,丁峤等几代文艺家组成的文艺大军;带动着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前线剧团,新安旅行团,淮南大众剧团,淮北剧团,拂晓剧团等文艺团体,和《拂晓报》,《盐埠大众》,《淮南大众》和少儿读物《儿童生活》等报纸期刊,为表现革命军民生活,鼓舞革命斗志做出了卓越贡献,展现了革命文化的风采。建国前夕第一届全国文代会时,毛泽东主席听了“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唱的“淮海战役组歌”后,激动地对他身旁的吕骥同志说:“三野的仗打得好,歌也唱得好!。”

我在革命部队中长大,干部登记表上“个人出身”一栏填的就是“革命军人”。又是从新四军文工团走上文艺之路的。对苏北我有着特殊的情缘。

转眼间我离开那块土地已经59年。听了周明的话后,我第二天一早就打电话给他说:“我去!”

第一站是宿迁。从南京一上汽车我就猜想:宿迁现在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