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日侨报对我采访完。离吃饭还有一段时间，受谢青启发，我想一个人到附近的孔子大厦周围去转转。这一带是唐人的势力范围，商店招牌上全是方块中文，店员多半为炎黄子孙，虽然有些只会说广东话，总比同纯的外国佬打交道方便，有人在美国呆了一辈子，一句英语没学会，作买作卖，娶妻生子，什么也没耽误，就是因为有这唐人街存在。当然，任何好事也有他的负面，前些年中国在这里办了个展览会，有几位唐人街的老华侨看了后就非常扫兴，因为会上只预备了英语和汉语普通话解说员，没有广东话解说员。这几位两样话都听不懂。至于文字说明，那更没用，能看懂文字说明也就听得懂英语或普通话了。近几年随着从台湾来的移民增多，唐人街上普通话开始普及起来了，虽然满口都是“好好玩”、“好好看”之类，总比听广东话又方便点。我正动身去唐人街，一位编章小姐急冲冲跑来告诉我说：“邓先生，X女士来找你已经上楼了。”
这样我就勉为其难地接待了这位朋友，并马上也就下定决心，尽快从王渝家搬出来，对外宣布我已离开纽约到西部去了。
不是我对人冷淡，实在有难言之苦。以前，我是个爱帮人讲友情的人。常常自不量力，结果事情没办成，反而把朋友得罪了。这样我就总结了一条教训，自己办不到的事不要轻易应承。但我这人天生不会对朋友说不字，尽管给自己定了这条纪律，可事到临头，禁不住人家几句好话。明知办不到的事还是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还是弄得自己和朋友都不满意，为防止类似错误，只好改为预防为主的政策，估计来者有所求，而又是自己办不到的事，就连面也别见。这天来的这个朋友我估计就属于这一类，后来证明果然不错。
这是位女士，说出名字来人们大多都知道，她在五六十年代写的小说颇有读者。她那时写的电影至今国内还常放映。据我所知反右派也好，反别的什么也好，都没怎么碰到她，“文化大革命”大家都有份了，她也算不上吃苦最严重的，与我那九死一生的遭遇比实在是算不上什么。近十年来在一个省里当专业作家，日子也过得不错。当然，发表的作品没以前那么轰动了，但这总算不到受迫害的账上去。可不知这么一来，这位小姐借个机会跑到美国来不肯再回去了。不回去容易，可要在美国混得像个样就难了。她已是接近花甲的年龄，会的英语单词比我多点有限，凑合着坐飞机能不上错就不错，靠它谋生连门也没有。用中文写东西换稿费吧，美国的中文报纸就那两家，文艺版面很小，不能光供你发表，中文期刊当时还没创办，只能向香港和台湾投稿，可港台发表外来作品总得有点选择，反映大陆生活吗？她离开大陆已好几年，远不如仍在大陆的作家写得更了解当前的实际情况，更有现实性，反映美国生活吗？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的中国作家还是以写在美国的中国人为主呢，靠这条路挣饭吃显然没门。这样一来二去，照《红楼梦》的说法是“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了”。原来向她约稿的朋友也不敢再向她要稿。人家本是出于同情，想约她一篇安慰安慰，她却只要有人来约，一送就是几十篇，弄得人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发吧，发不了，退稿，又得罪她。最好的办法当然就是我采取的“回避法”。可我这次没能回避开，就陪她坐了一个多小时。她提出的一些困难，我很同情，但绝非我能帮忙解决的。我只能劝她好自为之而已。
这位朋友的忙我没帮上，却引起我一些感想。改革开放以后，有的朋友愿到海外去发展自己，我一向持同情态度。我以为这是个人有权选择，别人无权也无力干涉的事。到了外边自然要按外边的规则参加竞争，因而也不必以中国的习惯对在国外的人作种种挑剔。只要不作有损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的事，在事业上又确实混得比国内好，尽可听其自然。再退一步，哪怕只是经济生活比国内优越，个人心情也舒畅，别人也不必说三道四。可有的人在外边混得像烧糊了的家雀，再挣扎也难得到在国内时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却仍然硬撑着在那里当二等公民，对这样的朋友，除了表示“人各有志，不能勉强，爱莫能助，好自为之”之外，还能说什么呢？像这位女士这样还肯找老朋友谈心，述述苦闷，甚至还流露出对祖国的怀念和向往，还是不错的了，有人连这点也做不到。我碰到过一位大有名气的歌手，出国后既没找到职业，也没进学校学习，几乎是靠当地华侨接济生活，却向国内刊物投寄他的“国外来信”，报道自己国外成就和计划，似乎活得满浪漫，很惬意；还有的明明一直在当待业移民，见到国内来的熟人，仍招摇吹嘘，自鸣得意，碰到这样的大佬，那就一句话也没得说了，若说就只有引用姜昆在电视节目里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第二天L领着我逛纽约。纽约我以前来过两次，但都没去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和国际贸易中心，这次我们就先上这个地方去。刚解放时我参观过上海的“证券交易所”，印象是一片嘈杂繁乱，后来在电视上看过美国这个交易所的镜头，觉得比上海那个更杂乱，到现场一看，才知道这是误会。这里比上海那个大了不知多少倍，繁忙过之，但并不嘈杂。无数个电视屏幕下有无数个小柜台似的营业台，尽管营业厅人头攒动，经纪人跑进跑出，电话不停，传票乱飞，可坐在参观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参观台如同戏院的包厢，每个包厢中都有电话，电话用英、法、德、日等数种语言报告股市行情。我选择日文按钮听了一会儿，结果一句也听不懂，便不再冒充斯文，和L去电影馆看介绍交易所情况的电影去，吨影是英语说明，L的英语还没到可以翻译的水平，也还是只看了个大概齐。倒是在展览厅看得更明白些，因为最醒目的地方，展览着中国金融机构来此访问和开展证券业务的材料。那上边写着中文。我从这里才知道我国也在开展证券业务，很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高兴。但除去买公债外我还没和任何有价证券打过交道，所以兴趣不大，便催着L带我去国贸大厦。
国贸大厦是纽约最高的建筑之一，在国内曾看过一个材料说在里边生活和工作都不大容易，去高层办事的人乘电梯和乘公共汽车一样，要换几次梯才能到达。我为此作了充分的准备，到那里一看，情况并不像说的那么可怕，来开洋荤的人并不止我一个，哪国人都有。多半都是要到最高层去的，美国人并不傻，为了给人留个好印象，专门预备了L路电梯，只换一次就可以直达100层的屋顶了，该怎么说怎么说，这100层真叫高。往下边一望，整个纽约。连同新泽西州全收在眼底了。以前爬山也到过这么高的地方，但那时看到的是周围更多的山地或田野。从这么高的地方看到脚下满是高楼大厦，汽车行人，是第一次，我曾在东京新大谷和香港的合和大厦屋顶往下看过，虽也有趣，但没有这里的奇异感受。大楼当然是美国工人阶级建造的。我觉得美国的工人阶级确实很伟大，比起日本和香港，这里还有个好处，就是没把这绝顶弄成高级餐厅，以广招财源，而只是在100层中心开了个廉价快餐馆，专为来参观屋顶的人提供方便。叫人觉得美国人虽然也要赚钱，却赚得比较大方。
鸟瞰了纽约，吃了顿标准的美式快餐，参观项目就算完成，剩下点时间便到唐人街闲逛，本想给家人买点东西，看了一圈，什么也没买成。原因虽多，其根本还在于钱少。而和香港比起来，美国物价又贵，1985年我在旧金山买了一串风铃和一个旅行袋，自以为很便宜，到香港一看，同样的价钱在香港可以买一套大小四个旅行袋和六串风铃。美国似乎有两样东西是比较便宜的，一是金饰物，一是西洋参。金饰物咱暂时还买不起，西洋参国内已能种植，据说质量一点不比西洋产的差，西洋参买来只能当药吃，并不挂在身上，是否洋货只有自己肚子里有数，既不必在别人面前显摆，那就不要再花外汇了。
这晚上我从王渝家搬了出来，住到青年朋友小金家去了。
十四
小金就是我头一天到纽约时在又方家碰到的那个青年，应该说他是我孩子的朋友或是我朋友的孩子，他父亲既是个老干部，又是位建筑工程师，顺便还是明式家具研究专家，这个儿子是搞摄影的，对文学也很有兴趣，还有个女儿是学经济的，这兄妹俩前些年先后来了纽约，怎么来的，为什么来的我都不清楚，只知两人在美国混得很不错，比那些名家还要强些，而两人之中女儿又比儿子强，挣钱也比她哥哥多，就在纽约的高级住宅区买了套公寓。除自己住也免费供哥哥使用，房子靠近中央公园的北端，是纽约两种地区的交界处，再往北走一个街口，就到了有名的黑人区哈莱姆。哈莱姆几个字在纽约人心目中是贫穷、肮脏、暴力、犯罪等等可怖景象的代名词。就在我来的前一天，警察发现这里有人在公开贩毒，前去搜捕，几位黑哥儿们就把警察宰了然后一哄而散，至今没有破案。不过住在这附近的人也并不都担心受怕，这里的黑朋友自有他们的规矩，虽然哈莱姆区和小金的公寓只隔一条街，但只要这边的人不越雷池一步，到这边来捣乱的，所以站在小屋的公寓门口，如同站在阴阳界上，往南看是高雅富庶，干净的街道，色彩鲜明，造型美观的楼房和绿树成阴，草地成片的中央公园，街上行人昂首阔步，衣冠鲜洁；园中游人花团锦簇，欢声笑语。偶尔有一辆供游玩用的旧式马车挂着五彩缤纷的车篷走过，车上便洒出串串笑声。往北看，成排成片被遗弃的危楼，门窗钉着木板，墙上画得乱七八糟。街上静悄悄，但在屋角檐下偏僻处，总有三两个形迹可疑，衣衫褴褛的人在走动，看去确实有些阴森可怖。我因为好奇，有一天晚上，我拉着小金去探了次险，我们钻到一家南美移民开的铺子去吃意大利面条，整个店里除去一个胖店主外，就我们俩客人，正在等面条的时候，进来个20来岁的黑人青年，背着个麻袋，进来后从麻袋里掏出一件什么电器用品和两把塑料梳子，先问我们要不要，小金装作不懂英语，说“NO ENGLISH”。他又到店主面前去兜售，谁知那店主也说："NO ENGLISH"。这小伙子就有点火了，冲我们包括店主骂了半天，见我们毫无反应这才悻悻地把门一摔走了，他骂的什么我听不懂，但有两句话却听懂了。他说：“这里不是古巴，不是高丽，这是美国，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他把我们当成朝鲜人了。于是我们赶快吃，赶快走，因为谁也不敢保证他不再回来，替朝鲜人挨骂可以，若再替朝鲜人挨顿打就不合算了。
我到小金家第一个晚上，是过得非常愉快的。他听说我这天来，为我约了一班青年朋友来助兴，这些青年都是近些年才从大陆到美国的，有的已从大学毕业，有的还在边打工边上学。但都是些认真弄学问，搞事业的青年，他们似乎和那些在美国连蒙带混地中国来客保持着距离。他们这些人自己成了一个不定期也不定形的小沙龙，过一阵就凑在一起谈谈心，家乡、美国、事业、文学、艺术都谈，当然也谈恋爱。这天大家无拘无束谈得很晚，他们向我打听国内一些情况，我也向他们了解在美国的生活情况。看起来他们都生活得很好，以学法律毕业，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收入最高，有个女孩子每年收入已达8万美元左右。以小金这样的自由职业者活得最舒服。小金在这里仍弄他的摄影，找了个经纪人，专门为人拍广告摄影。想干就干，不想干就在家写他的小说，既有生意，又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这些人是近年从大陆来美的人中比较成功的一批，也是比较不爱招摇的一批，他们踏踏实实地干事业挣美元，不大过问与己无关的闲事，但都很关心祖国，对国内许多重大事件，他们不仅了解，而且有自己的看法。既为我们的成就高兴，也对一些缺点很有意见，有些意见是出于隔膜和误解，有的意见很有道理。但不管是哪一种，都出于爱国之心。所以，即使是误解，一经解释马上也就可以谈通。结束时，我们大家都感到非常愉快。
虽说我躲到这里来是为了逃避应酬，结果应酬也还是一天不空。
所谓应酬，其核心就是吃饭，吃饭不是目的，借吃饭的机会朋友们谈谈心。而且据我的观察，纽约尽管很大，各种餐馆都有，真论到吃，不论是中餐、西餐、阿拉伯烧烤、东南亚料理，都比不上香港或欧洲。到联合国演讲那天，老夏说好演讲完请我去吃日本料理，我本来就对纽约的日本料理持疑问态度，恰好演讲完天下大雨，我坚持改为在联合国大厦内吃便餐，想不到这倒是我来美国之后在餐厅里吃得最好的一顿美式自助午餐。联合国大厦内有数不清的餐厅，有对外营业的，有专为工作人员服务的。工作人员餐厅也有好几个，老夏和我去的是距他工作楼层最近的一个。餐厅面积很大，售货点也较多，座位宽敞，品种齐全，虽然就餐的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没有外边餐厅的忙乱拥挤，饭菜的味道也好。据老夏说工作人员凭证件就餐，享受优待，比外边便宜得多。此外，几次和纽约华人文化界的朋友聚会，就都是在中国餐馆。对于海外中国餐馆的烹调，我没多少可说的，中国人在外创业很艰难，能把中国的饮食文化介绍到异邦去，并站稳脚跟，这就很不容易。我感兴趣的是海外中国餐馆的内部装饰，想来最先在外边经营餐馆业的华人，多是小商人小业主层次的华人，心里怀念祖籍乡土，又便于营业上的招徕，就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地把餐馆装点得有些中国情调。他们心中向往的最好情调，大约是婚礼寿堂，庙会道场之类喜庆热闹的场面。所以自香港起，所有的中国餐馆都是大红大紫，画龙描凤，财神寿星，花灯红烛，飞扬浮躁而又俗不可耐。这些远离故土的人把他的店房打扮成这样，完全可以理解。虽然给当地洋人造成个误解，以为中国人的艺术趣味就是这个德行，总还是动机善良，其情可悯吧，奇怪的是近年来，改革开放之后，国内一些老字号饭馆，为了招徕外国观光客，把原来地道中国装修竞相改成这种唐人街式样了，这倒好，在文化上也来了个出口转内销，我有时真想为这被误解了的中国文化一哭。
在纽约我正赶上纽约的华人到日本领事馆前示威游行，要求日本赔偿二次大战时对中国劳工欠下的债务。声势很大，许多美国人也自动参加表示支持。在联合国那天，吃饭时碰到个熟人，他知道二次大战时我曾被日本弄去作过劳工，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谈此事，要我们国内的战争受害者也参加这个行动，共同向日本索赔，听后我说，我很为他们的爱国热情感动，从感情上说，日本不仅欠我的体力劳动的报酬，而且更欠我精神摧残的债务。但我是国家公务员，一切要和国家保持一致，从大局出发，听从组织决定，我们政府既声明过放弃日本战争赔款，在没公布新的政策前，不能自作主张，我只能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国内的有关人士，研究后再作答复。他听了后表示理解，但对我的态度也不无遗憾，为此我也只能表示遗憾。这件事谈完，马上又接到了一位朋友通知，说于梨华夫妇来了，纽约的几个文化界朋友，有个小集会，唐德刚、夏志清几位教授和几个我认识的作家都参加，约我也去一聚。我当然欣然前往，在那里就又认识了位研究科学的华人专家，一见如故，他就又约我第二天参加由他做东的一个小集会，地点选在距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月宫楼。除我之外他还请了一对美国夫妻，因为这对美国夫妻在中国住过，对中国很有感情。我们在一块谈得很投机，当晚就又弄到很晚，半夜回到小金家，梨华来了电话，她说：“你躲到哪里去了，纽约领事馆打电话来找我要人呢，你赶快给领事馆打电话去。”我又打电话去领事馆，对方告诉我领事找我有急事，要我明天一早到领事馆去面谈。
领事馆设在纽约最西端，距有名的红灯区42街不远。这倒是很好找。我去得早，到那里时人家还没上班。但领事先生已经在等我了。他告诉我，从国内给我打来一封电报，请他转交给我。我接过电报马上看了一遍，原来是责成我在此打听件事，有位从中国出去的持不同政见者，在美国办了份政治刊物，他办他的就是了，这本不值得注意。费解的是中国作协有位职位很高的人物，不仅在上边发表了两篇文章，并且宣布担任该刊的顾问。此人也是我的朋友，目前正在美国讲学，作协方面想请我就近去看看他，问一下此事的内情，弄清楚这是否意味着他在政治观点上有什么变化，领事等我看完，就问我打算怎么去办？是否要他给予什么帮助？我说我已买了去西部的机票，明日就要去洛杉矶，此人正在东部巡回讲学，我怕是没有可能见到他了，惟一的办法是我到西部后先弄清他的地点，然后通个电话，我请领事替我回个电报给作家协会。谢了领事先生的一片热情，就信步到街上去闲逛。这天是星期天，一大早42街就沿街摆满了地摊，作小买卖的有美国人，有阿拉伯人，也有中国人，我见到两位同胞摆摊卖他们自己的画。看样是正式在美术学院学过的。画了些美国风光和中国风光画，标价都不算高，并没看见有人买。据说现在在美国的中国画家生意最好，价钱最高的是画首都机场壁画的那位。当初他的《泼水节》在首都机场刚露面时，因为有女人半裸的画面，有人怕毒害了我们的人民，说什么也不许这画与群众见面，用苫布很遮盖了一阵子，到底这画可不可以存在是很热烈争论了一阵子的。现在好了，画家已到了美国，既挣美国人的钱，又可以用画毒害他的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觉悟高，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实在是一举两得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