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程序如此复杂，所以不可能当年提名当年就得奖，必须连年被提名，其名字才会在小名单中步步前移，其作品才会被翻译、介绍到18名院士手中，才会因一年又一年的讨论加深认识。有的得奖者是被提名十几次才获奖的。我想：获奖者不仅要作品“出色”，也要有个好身体：熬得住年头，因为此奖规定只发给在世的作家。被提了几年名，忽然辞世了，也就失去被评资格。
据马悦然教授说，提名、评审的全部过程是严格保密的，候选人名单不会外传。
我问他，既然这样，怎么每年临近评奖，总有许多报纸在猜测和估计呢？比如今年，临公布名单前10分钟，还有个瑞典记者要和人打赌，说“不是艾青就是沈从文，反正是中国人”。
马悦然笑道，这种估计、猜测甚至制造空气，有多种原因，有的是出版社出了某作家的书，要扩大销路，就放出空气说这人会得奖；有时记者发现院士们在书店买了谁的作品，就此也会猜测这个作家会得奖。事实证明每年获奖的名字与猜测的名字都不一样。院士们是从不对这种猜测置一词的，因为承认与否认都意味着泄密。
马悦然教授是研究中国文学，介绍中国文学的。他被选人学院，人们认为意味着瑞典文学院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文学。马悦然教授自己也表示过，他热爱中国文学，在他的职位上为中国文学争取应得的位置是他的奋斗目标。这份热心与友情，我们当然感谢，但我在一次谈话中说，其实，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我们虽重视诺贝尔奖，但并不企盼它，我们企盼的是更深入地开展两国间的文化交流，真正为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共享双方在文化艺术上创造的成果作点好事。所以看到马悦然夫妻在教学、研究之余还翻译、介绍了这么多中国文学作品，为两国文化交流不辞辛苦地奔忙，我们非常感动。他最近读了李锐的《厚土》和锦云的《狗儿爷涅槃》，连声叫好，说中国不断有好作品、好作家出现，真叫人高兴，希望我们经常能提供点新的信息、新的作品给他。
他还说：“我知道国际上许多朋友对诺贝尔文学奖有意见，有不少意见是对的，这本来是一个国家设的奖，每年又只评一名，院士们虽都会一两种外语，但多半是英、法、德几种语言，这当然限制了他们的视角的广度和选举的多样性、普遍性。真正要公平、全面地反映世界文学的成就，要靠多国设立多种文学奖来共同完成。我是搞中文的，扩大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我毕生努力的职责。”
从文学院出来，我们散步在老城的石头街道上，先看了一座教堂，又逛了两家古董店，最后买了一尊玛雅文化的泥偶。抱着去赴宴，王元化笑我买的是假古董，谌容说不该在瑞典买墨西哥土产，我一律不回答。我有我的想法：墨西哥艺术品，瑞典买的，花一份钱留下两种纪念岂不上算？至于假的，当然是假的，真的会这么便宜？所以这一天我过得最高兴。
遥祭诺曼·卡曾斯先生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来信，告诉我说我们的朋友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打过一场尽兴的高尔夫球后，匆匆离开了他热爱的这个世界，离开朋友们飘然而去了。我打电话把这消息告诉几个和他相熟的作家，大家听了都很惊愕，当然更为悲痛。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美国当代最有成就的专家名人之一，但很难说清应把他归入哪一门专家的行列。他的工作范围很广。1980年他曾被美国作家记者协会选为该年度最优秀作家。他自己是美国普利策文学奖评审委员会主席，又是洛杉矶加里福尼亚大学文学教授，任美国《星期六评论》杂志编章达35年之久，看来把他算作文学家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直到去世前他还兼任着加州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及生物行为科学系”的教授，是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咨询委员。他还曾是纽约市“环境保护设计委员会”负责人。他不仅兼有文学、科学、法学等多种名誉学位，而且还得到过各种不同门类的大奖，比如，联合国和平奖章、美国和平奖、国家艺术俱乐部金奖、加拿大政府奖、人类大家庭奖、广岛城奖、艾琳娜·罗斯福和平奖、艾里塔·万·多伦书奖，以至于教皇保罗·约翰二十三世个人大奖……要弄清他共得了多少种奖以及每种奖代表的意义，怕要专门作点研究。
他和中国作家的交往，还是起因于文学方面。80年代初，由他和索尔兹伯里、罗伯特·里斯与中国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冯牧先生等共同发起了中美作家对谈这个有益的定期交流项目，每隔一年，由一方作东，请对方的朋友来自己国家作客，交谈共同感兴趣，双方都关心的问题。每次会议，卡曾斯先生都不遗余力地参与募集资金、筹备会务、主持会议等等繁杂的工作。虽然他戴着一大堆荣誉头衔，在合作中却是个极容易相处的人，给人以谦虚平易，祥和而朴实的印象。有时略为严谨，有长者之风，但毫无唯我独尊，居高临下之态。更没有某些青年名流们那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之状。
为了促进了解，两国作家对谈，这当然是个好主意，但真作起来并不简单。两国社会制度不同，历史背景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对同一名词都可能具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更不用说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必有的立场观点等方面的差异。这就会在工作中出现难以避免的争论和误解。有争论和误解而又不影响友谊与合作，这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但是我们和诺曼·卡曾斯先生的合作却是意外地顺利和成功。我们推心置腹，畅所欲言，会上会下有时争得不可开交，争论的双方并不以国籍为线，有时是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一部分中国作家结成一体与另一部分美国作家和中国作家争论，有时是两国作家联合一致表达对某一些集团或某一些现象的不赞同。数年来越谈友谊越厚，双方了解越深。能做到这一步，我们不能不首先归功于诺曼·卡曾斯先生在整个进程中所持的合作谅解态度。
有次在美国开会，新闻界听说中国和美国作家要坐在一起对话，兴趣很大。有许多人要赶来采访，这虽是好事，但也不是没有可忧虑之处。因为记者先生虽然大多与人为善，客观冷静，但也不排除个别带有某种成见，得罪不起的人物。会议一开，人家都忙得头昏眼花，要再抽出精力去打点记者们的种种要求，很难作得滴水不漏，人人满意，作家大多是感情型的人，在一起对谈当然会口若悬河，舌如利剑，想到哪儿说哪儿，想说什么说什么。若得罪了某位先生，他想找点毛病，抓个辫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这一来就会破坏气氛甚至大家很难再畅所欲言了。这方面我们有过不愉快的记忆。在准备工作会议上，我就提了我的看法，请卡曾斯先生适当处理。他听后马上表示理解，等到开会时就作了个决定，除在开幕式上有个新闻发布会，闭幕时开个记者执行会外，会议期间一律不接待记者。
我真的很感激卡曾斯先生这样有魄力的决断。我无法估计他做出这样一个决定要承受多大压力。
会谈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每次都要有2乃的新人出席。既要照顾到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文学观点的作家都有出席机会，又保证会谈是在友好与和谐的气氛中进行；出席者既要有高知名度，又要照顾到有独到成就而未被普遍了解的人，做到这些也是颇有难度的事，但数年来双方在友好协商中都比较满意地解决了，这就使每次对谈，都成了中美作家交流经验、加深了解、培植感情的节目。尽管卡曾斯先生担负着多方面工作，每逢商讨中美作家会谈的工作时他都全力以赴地参加。虽然他因为身体不适常被迫放弃到中国来的机会，但每次轮到在中国开会时他都细心地帮助安排每一个项目，并为我们取得的成绩而安慰。有一次我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世界上各国军事家、政治家们在一起开会时也都有我们这种友谊与合作气氛，这个地球就比现在可爱得多了……他笑着说：“会的，我们会把这种精神传播出去，和平友谊的力量总是比战争霸权的力最大。”他又说：“我们要想办法扩大我们的对话范围。”1989年我去美国东部，他听说后请里斯先生打电话给我，约我回国前到他那里去作客，并谈一下我们下次对话的准备工作。
1989年秋天我又一次来到洛杉矶。他和里斯先生给了我极热情的招待，我们商量有关下次对谈的工作，讲好了下次中国作家在美国旅行的路线、对谈的话题，并且约定互相把要参加对谈的作家的作品，提前翻译成对方的文字，把有关的录像、影片提前交给对方，让作家们读了对方作品再见面对话。此外还研究了邀请第三国作家，组织多边对话的可能性。为了照顾我的生活方便，他请学校吴苏女士和台湾来的一位留学生帮助我，安排我到美国学者家中去作客，并且请人陪我去好莱坞参观，使我一直生活在友情的温馨中。
回国后我们一直就这个计划不断通信，即使是在前年那场风波之后，他和里斯先生也从未中断和我们商量进一步开展交流的计划，其中就谈到当索尔兹伯里再次到北京时，我们具体地落实这一切，没想到计划尚未落实他却先去了……
诺曼·卡曾斯先生是有伟大成就的好人，他的走使我悲痛，但他培植的中美作家友谊之树，将会开花结果，永留一片芳香在人间，他会为此在九泉下含笑。
走马观花西西里
中国人很少到意大利，即使到意大利，也很少到西西里。因为意大利好地方甚多，可看的东西无数，排队一时也排不到西西里。没到西西里前，我对它的知识只有两条：一是二次大战中美军曾在这里登陆，二是这里的特产是黑手党！这两条虽然一正一反，但都和武力有关。
这个与武字关系密切的地方，却有个“文化基金会”，专门为世界各国的作家评奖。主持这项工作的人叫兰提尼，本身职业是大法官，他发来请柬，请我去西西里参加发奖会。
我带着点恐惧心理上了飞机。经罗马飞往地中海岸。
飞机盘旋下降，我的心揪成了一团，不知会看到什么样粗野的景象。当我走出飞机舱竟看到一个干净、漂亮甚至还有点文雅的环境时，几乎吃惊地叫了起来。别的不说，就看机场门外那几位漂亮的警察吧。模特的身材，明星的长相，虽然一身戎装，却粉面桃腮，柳眉杏眼，未语先笑，顾盼神飞，个个都是女性！
我问接我的意大利朋友：“为什么要用女警察管理交通？”他笑笑说：“闹事的多是男性，由女警察来管，他们听话些！”
车子沿着巴勒莫的主要街道穿行。巴勒莫市很整洁，现代的建筑不多，除去最繁华的那条街外，大都是传统的二三层楼，墙体厚重，间架宽大，多用石料，极少水泥。街上绿化程度很高，有点像深圳，到处开满三角梅。仙人掌长得跟树那么高，不光开花，而且结果。
来接我的朋友随着车子前进，不断指点着窗外给我看，那神态和气氛与我在别处见到的导游小姐相似。不过导游小姐嘴里说的多是：请看这边，这是某某名胜，是什么时间建筑的，有什么艺术特点，在这里发生过什么历史事件……这位朋友用的虽是同一种口气，但说的是：“这是巴勒莫国家银行，1989年某月某日大法官就在这个地方被黑手党刺杀，身中10弹，这是他卧倒的地方……”“这是某某公司，某年某月黑手党一次在这里杀死7人。现在墙上还留着血迹……”
我听得头皮发炸，他却泰然自若。我暗自惭愧，怀疑中国人勤劳勇敢的传统在我身上只剩下了一半，勤劳还保留着，勇敢可就显然不如这位意大利朋友了。
我住的旅馆在蒙泰罗，是距巴勒莫数十公里远的海滨。在出市区之前，朋友怕我一路口渴，停下来饮了一回咖啡。意大利的咖啡煮得真好，相比之下美国咖啡简直成了儿童饮料。咖啡店旁有一个报摊，喝咖啡的人手一份，边看边喝，一副平静安详气氛。我那朋友也买了两份，一份自己看，一份给我。我不认字就看照片。打开第三版，整版都是大照片。照的是横躺竖卧的尸体和冒烟的房子。我问朋友：“这是什么照片？”他扫了一眼说：“黑手党昨天杀的人。”我吃了一惊，问道：“昨天又杀人？怎么这些看报的人都不理会？好像连看都不仔细看，就翻过去看别的了！”朋友笑笑说：“报纸上没有凶杀抢劫的新闻，这里人才会感到意外。有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
会议就在我住的旅馆进行。议程并不复杂，开幕前一天举行个记者招待会，宣布得奖作者名单。第二天正式发奖，每公布一位获奖者名字，由评委作一下介绍，作家本人上台讲一下感想，穿插演一个文艺节目，再宣布下一个。文艺节目每年请一个国家的艺术家表演。我去的这一年请的中国歌唱家，唱的有中国民歌，也有意大利歌曲，他们唱的意大利歌曲并不陌生，是中国人人都知道的《桑塔露琪亚》不过演出很受欢迎。
有充足的时间自由活动。旅馆在蒙泰罗海滨，推开窗户就是大海。蓝天白云与碧波白波上下交辉，气候、风景都宜人。旅馆是沿着海滨展开的，对着旅馆成丁字形有一条小道，但没有商店，最近的商店在一公里外。那里是个旅游点，有条很短的商业街。一家百货公司，一个邮局，一个洗印照片兼卖照相器材的商店，两家快餐店和一个烟草专卖店。意大利实行烟草专卖很严格，除去专卖店，连酒店、餐馆都没有烟卖。专卖店不光专卖烟草，凡与吸烟有关的用具，如烟斗、火柴甚至装烟丝的皮袋都只有那里才可以买到。专卖店主要是卖意大利烟草，英美烟既少又贵。意大利人抽烟大多都抽本国烟，很少抽万宝路和555.他们不把抽美国烟看得高人一等。而抽烟丝的人更非意大利烟斗不用。意大利出的烟斗，实在精美，个个都称得上是工艺品。偶尔在街上会碰到背着包儿的阿拉伯人或是非洲人，小声问你：“买烟不买？”这些私烟贩子卖的倒是美国烟，而且价钱极便宜。不过买私烟违法，很少有人不自爱。
我每天饭后散步，都走到这条小街。在烟店门口总碰到一位来自前苏联的作家，他每次都买一包烟带回旅馆。
对这位朋友，我相当同情。发奖会开幕那天，主人介绍到会的外国代表。对中国代表团格外尊重，请到台上与大家见面，其他团不上台。介绍用语也非常客气，大家报之以掌声，气氛也算热烈。介绍到这位先生时，东道主先笑着摇摇头说：“本来我们请了苏联作家代表团，可我们的会期还没到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只有一位朋友赶来参加我们的会，我们非常感谢，非常欢迎。不过我不知道应该怎样介绍他，弄不清他现在代表哪个国家……”
这地方吃饭，是在一个餐厅内有许多餐桌，各人自由结合。吃饭时别的桌都成群结伙，笑语欢声，惟独这位作家所坐的桌子只有他一个人，谁也不往前凑。我跟中国作家说：“当初不管是否心甘情愿，跟他们总算是兄弟国家，瞧他那样子真难受，招呼到咱们桌上来吃得了。”大家一致赞成。我就向他招手。他马上高兴地凑了过来，一再对我们表示感谢。边吃边谈，我问他这几天的感受时，他摇头说：“以前他们把苏联当成敌人，报纸上天天骂我们，可我代表苏联来参加会，却受到贵宾的待遇；现在他们说是我们的朋友了，报纸上天天为苏联解体欢呼，我来到这儿却没人理我！势利眼！我看透了，在世界舞台上，作家个人成就大小都无所谓，看你代表的国家强弱。可惜这道理我明白得太晚了……”这是位名作家，中国许多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对我说：“我这番话你回去可以写出来，叫你的同志们看，但不要提我的名字，不要提。”
我们一起出去游览。大家都买点土特产作纪念。他除了烟什么都不买。我问他为什么不买点小东西。他说：“我这点钱不敢乱花。回去时我要在莫斯科住几天才能回彼得堡，苏联买烟是要证的。我没有莫斯科的烟证……”
我带了一些中国烟给了他几盒。他不仅感谢，简直是感动，再三说中国和前苏联两国作家间的友谊会永远存在，因为我们不势利眼。以前我出国时常想：什么时候中国人在国外不觉得自己是最穷的，甚至还能帮助别人了，那滋味一定极愉快。这次是我第一次发现自己不是最穷的，并且还能小小地给人帮助，但心中一点也不愉快，反而有点悲哀。
在蒙泰罗可以到巨轮改成的餐厅参加酒会，可以游泳，可以晒日光，但没什么可游览之处，要游览得离开那里。
距蒙泰罗不远有座小城，叫蒙雪阿莱，城很小可是教堂极大。城因教堂而出名。这个教堂建于1174年，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从外表看没什么特殊，比米兰、翡冷翠的大教堂既简陋又狭小。一进到里边，却不由得要大喊一声：“哎呀，真绝！”原来从房顶到地面，从柱头到窗口，不留一处空隙，全用带颜色的玻璃片和碎瓷片镶满，拼成一幅幅奇妙画面。大幅是圣经故事，小幅是人物造像，再小是花卉、风景，整个教堂竟是一个光彩照人、五色缤纷的玻璃世界！意大利不仅远在800年前就有了这样精美的工艺，而且在这个以战乱出名的岛上把它保存得这样完整，纹丝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