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我在新四军当文艺兵。奉命演戏，奉命唱歌，奉命点汽灯。抗日战争刚胜利，我们跟全国人民渴望过几天和平生活之时，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却告吹了，蒋先生甩开政协协议召开“国大”，在解放区引发怒潮。文工团要在群众声讨大会演点快板、活报剧之类小节目助兴。领导对我说：“你平时贫嘴瓜拉舌的挺能白话，用到正道上去，编个节目讽刺伪国大。”我说：“咱们不是正在排宋之的先生的《群猴》吗？”他说：“那是正经话剧！要搭台演出的，那用你吗？要你编的是在街头路边、联欢晚会上用的。不用多深刻，只要能揭、露敌人逗笑观众就行！”
我只念过四年书，识字有限，可是演过戏，戏演多了肚子里有水词，出敌人的洋相也不必有什么顾忌。我在发挥充分的想像力状态下连说带比划，编了个化装相声就叫“国大代表”，拉出去在群众会上一演还真叫座。我们团老作家张拓同志兼任“歌与剧”主编他正找演唱材料发表，看了演出就叫我把词抄到纸上送给他。我说：“有的字我会说不会写。”他说：“不会写就空着，我给填上。”就这样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因为有不少字是他给我补上的，所以他给我柿子时还留下两个自己吃。
后来战争打起来了，文工团由搭台演戏改作火线鼓动工作。白天打仗出英雄事迹，晚上我们编成快板歌词演出。行军时则要随编随唱。部队在路当中行军，我站在路边看。看见走来的是炊事员，顺嘴就编：“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香，大葱煎饼白菜汤，同志们吃了打胜仗，又抓俘虏又缴枪……”战士们不管这有没有模仿痕迹抄袭嫌疑，听见唱的是他们，马上乐得合不上嘴，一边喊口号：“谢谢文工团同志打气厂一边加速前进。我见收到效果，也打心里高兴。感到总算为战争尽了份责任。宣传科需要文艺材料编战地小报，我记录下一段交给他们，油印出来，我就成了撰稿人。
那时候问我：“为什么写作？”我只会说：“服从命令。”但事过半个世纪。我才发现虽以执行命令开头，但坚持到后来就有了主观因素。事实是我爱上了这种劳动方式，它能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
全国解放，进入和平建设环境，再唱‘‘炊事员饭菜做得香，又抓俘虏又缴枪”没有人听了。我奉命换一种生存方式，从演出团体调到了杂志社。好在编快板编小说都是在“编”字上下功夫，我学起来总比学数理化容易点。就照葫芦画瓢写起小说来。195 1年，在赵树理同志编的《说说唱唱》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
这时问我：“为什么写作？”
我的回答是：“木鱼改梆子，将就材料。人总要有一技之长。学别的没条件，只好写小说。”
写到1957年，惹出祸事，奉命停笔，改作体力活劳动。“文革”中在造反派关照下当了10年反面教员，本以为除了写悔罪书不会再动笔。后来“四人帮”垮台了，邓小平同志领导拨乱反正，又给了我艺术上第二次生命。写得好不好是水平问题，写不写是态度问题。国家和人民的恩德无以为报，只好又拿起笔来。
难忘“七战七捷”——观电视剧《七战七捷》有感
我是怀着感动和感谢的心情看完电视剧《七战七捷》的。感动，是因它写得好，准确真实地再现了我军这段光荣战史，写出了我党我军领导者统筹全局、灵活坚定、英明果断、团结民主的风范，成功地塑造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粟裕等无产阶级军事家的伟大形象。感谢，是因为李传弟、梁泉两位战友完成了我无力完成而向往已久的心愿。粉碎“四人帮”后，“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在大会堂表演完，粟裕同志走上台来问候大家时，一位战友就对我说：“你应该写写‘七战七捷’！”我没有金刚钻，不敢揽这件大瓷器，可是我希望早日能有人写出来。
“七战七捷”不是一般意义的“胜仗”，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我们被迫自卫的“首战”。三年解放战争，胜仗我们打得不少，莱芜、鲁南、孟良崮，规模比它大，战果比它多，但那时我们已有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已成为全体指战员的共识。“七战七捷”时，我军刚从“反围剿、反清乡”状态中走出来，因此，它在战略、战术上带有开创性！
抗战8年，新四军浴血奋战，在江南、苏中、苏北，从侵略者手中夺回大片地区，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减租减息，发展生产，人民参政，老百姓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都得到极大改善。日本投降时国民党军队大部都还缩在大后方；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蒋介石既要敷衍民众，也要取得调运、部署部队的时间，请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真心希望和平，顾全大局，忍痛把一些根据地让了出来。当时，我和梁泉同志在新四军文工团，迎接广东撤来的东江纵队，慰问过浙江、江南北撤的部队，是含着眼泪工作的。可是国民党军队被美国军舰、飞机载运到作战位置后，就毫不手软地朝我们开起火来！ 1946年3月26日，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外加两个旅，共22万人，在中原向我新四军五师发起突然攻击！接着蒋介石在南京向我代表团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新四军撤出苏中，苏北，退到陇海路以北！同志们怒火填膺，纷纷写决心书，要用鲜血保卫我们的战斗成果，保卫根据地人民。可是形势不容乐观。从全国说，国民党部队有430多万人，主力部队都已换成美式装备。我们只有装备落后的120多万正规军。从地区说，苏中前线国民党有5个整编师外加交警大队，共15万人，而我们只有3万人。装备敌强我弱，人数我少敌多。
“七战七捷”，是我党我军统帅部、领导人之间团结无间，实事求是，讲科学，讲民主，讲党性之捷；是我军指战员勇猛顽强，前仆后继，为正义而战之捷；是根据地人民同仇敌忾，保卫自己的生存权，民主权之捷！在这样的英雄军民面前，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挥枪舞剑、气势汹汹也罢，口沫横飞、指手画脚也罢，都只能落得个丢盔卸甲、兵败如山倒！
电视剧《七战七捷》艺术地再现了这段辉煌历史，其作用是很大的。它让过来人不忘前辈对我们的言传身教，继承革命传统，永葆战斗青春；让后来者体会创业之艰难，知道幸福生活得来不易，珍惜它保卫它，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祖国为人民建业立功。
梁泉和传弟是我的老战友。他们年大之后，离而不休，以笔代枪，顽强拼搏。《七战七捷》写得既合历史真实，又有艺术魅力，叫人看得有戏有益，有趣有嚼头。最可贵的是塑造出粟裕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一大批革命领导人形象，都写得性格饱满，有声有色。
初进上海
从电视上看到，南京人在举着火把庆祝大军渡江35周年，这才想到，过长江、打南京、进上海，已是1/3世纪前的事了。
35年前4月22日晚上，我们到达八圩港待命，同志们站在岸边，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江春水、望着江南的火光，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要过江了！要解放全中国了，要成为国家的主人了！”胜利者的喜悦和自豪使我们久久不能入睡。大家坐在江边谈了多半夜，谈话的原词句我已记不清楚，但是那中心内容，我并未忘记。说起来惭愧，竟连一句电影上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说的豪言壮语也没说。大家这一时刻，对国家、对民族的使命感是十分强烈的，但由此引出的问题最多的倒是谈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因为同志们心里的一个共同感觉是“胜利来得这么快，自己太缺乏准备。怎么能带着这些毛病过长江去呢？过了江我们每个人在群众面前都是党的代表、都是军队的代表。咱这样儿行吗？”
23日下午，我们渡过江，到了江阴，随后是进常州、进苏州。在我的印象中，那一阵每个人都突然尊重起自己来了。本来一向军风纪不整齐的人，注意起自己的皮带扎得正不正，绑腿打得紧不紧了；本来爱调皮说怪话的，变得严肃庄重了；本来生活上有娇气的女孩子，这几天竟然比在艰难的环境中更能吃苦了。而且，大家的脾气也好了起来，互相间团结的气氛也更浓，不大发生在吃败仗时(请原谅我的实话，我们的队伍偶尔也会打败仗的)同志间说句笑话就火冒三丈的事了。
这样一种自尊自爱的情绪引出很多好人好事。
至今上海一带的老人，回忆起解放军进城时，那种严格的纪律性，高度的自觉性，仍然赞不绝口，怕都和这种情绪有点关系。别人当时怎么想，我不清楚。我自己经历的几件小事是记忆犹新的。1949年5月25日晚，我们从苏州的木镇出发，乘卡车奔赴上海，从半夜就下雨，路上车马又多，一路总抛锚，直到第二天天黑才从造币厂那边进入上海，雨还没停，不知为什么又在上海市内兜起圈子来。上海人十分热情，卡车每在一个地方停下，不知从哪里就会聚集起一堆人来，围着车子鼓掌，呼口号、扭秧歌。走到金神南路，车又被群众围住，喊跳之后，有人站到卡车前发表起演说来：“1945年国民党进上海时我们也这样欢迎过，可是他们叫我们失望了。我们抛弃了他们。希望今天这个欢迎会不再带来失望，希望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希望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那时我们都很年轻，被群众的情绪激动得热血沸腾，也跳到车顶上去讲话：“我们是人民的队伍，我们永远和上海人民团结在一起，建设新上海！”这样跳呀，喊呀，走走停停，直到后半夜才找到个驻处，竟是静安寺路汤恩伯的公馆。
这是一处极精致、极富丽的住宅。一切设备在那时代都是最先进的了。司令先生走得仓促，室内一切都原样没动，餐柜上摆着菜点、厨房里放着整箱的法国名酒，冰箱中有现成的各种食品。墙上挂的，桌上摆的，箱中装的东西且不说它。当时正逢夏天，各个房间里都摆了几把团扇和折扇。每把扇子上的画幅和诗词看落款都出自名家。试想一下，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么个华贵官邸，又确切无疑是敌产，突然闯进上百名饿了一天一夜、淋得透湿冰冷的造反派老爷会出现什么景象？当时这些大军——真正在火线上和敌人拼过命的“大军”，不是“文化革命”中专拿皮带、木棒凌辱革命者的“造反大军”们，一连住了几夜，整幢房子连一块糕点、一把扇子也没有丢失。检查纪律时，只发现放在地下室一个桌上的半瓶“威士忌”挪了位置。追查的结果，是一个战士见上边都是洋字，以为是药水，拿来要为一个战友治咳嗽，发现不灵，赌气把它扔到窗外草地上去的。解放军的纪律当然是严的，但再严的纪律，若不自觉遵守，也等于零。那一天，别人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在饿得发晕、房中又只有我一个人时，看见床头桌子边那一盘糕点，实在想吃，甚至馋得有点睡不着觉。只是觉得一个革命者、一个肩负解放全中国重任的战士，伸手去摸那东西太丢人，太不自爱，才忍下了要吃的欲望。
过了一天，苏州河北解放了。我们移驻到新雅酒店。文工团要演出，领导派我去买几盒化妆油彩来，我们以前用的油彩，是金城工业社出品的。我一出新雅酒店的门，就跟人打听金城工业社在哪里？人家告诉我在打浦桥，(也许是提篮桥，记不清了)我又一路上问打浦桥在哪里？走到外滩公共汽车站，我向公共汽车司机打听路，那司机说：“不用问了，你乘我们车去好了。”我说：“我没钱买票。”(因为领导给我的钱是买油彩用的，没说可以坐车)车上好几个乘客便说：“上来好了，欢迎解放军，我们替你买。”我再三谢过他们，仍然步行走了下去，路实在远，而且又热又渴，那汽车对我很有诱惑力，但又感到，走下去，虽然累，心里倒是踏实、欣喜的。
这两件小事，我从未对人说过。觉得说出来实在显出我这人精神境界不高，政治上也幼稚。后来干脆连想也不再想起它。“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封我为牛鬼蛇神，叫我给他们用板车拉取暖的煤。派来与我同拉一辆车的，是位上海出来的老艺术工作者。
路上悄悄谈起当时许多怪现象，他感慨地说：“上海解放时，我才20几岁，是自动冒着雨跑出门去迎接解放军。那时的解放军和从解放区来的干部是真好，群众怎么会不爱戴？办的每件事都为群众着想，人民怎么会不拥护？那股劲头要一直保持到今天，中国该是怎么个样子啊！”于是我又想起这两件事，并且觉得也并不见得精神境界多么低下和政治上如何幼稚了。对于信仰的理论，那种虔诚态度，那种一丝不苟、身体力行的作风，究竟是好的。即使所做的事细小琐碎，也比那说空话说假话言行不一的好；那种革命者的自尊感，尽管难免还有幼稚、简单之处，究竟要比造反派们把别人不当人，把自己也并不当人的野兽哲学光明正大。
那天我拉完车回到牛棚，我又想起在上海金神甫路的那场即兴演说，我想。我们那时太单纯，真正缺点在于天真轻信，没想到在我们队伍里还混有张春桥、姚文元之类劣种！我想，中国共产党并不只是由我们这一批毛头小伙子组成的，想把我们的党和军队搞垮怕还不会这么容易！可惜我不一定会看到雨过天晴的日子了。
但事情并不像我想的这么悲观，老一辈的革命家们，竟以闪电的速度、霹雳的声势，迅速果断平息了这场灾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又重新获得了发言权。今天如果在原来的金神甫路那条街上，又碰上35年前参加过那个即兴欢迎会的人，我们可以挺着腰板来大声讲，当年他们的希望没有落空，我们的诺言不是空话：“共产党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好领导，解放军永远是人民的子弟兵。”
开国之日在南京
来到这个世界上已过了两万多个日夜。但留下清楚印象，能久记不忘的日子屈指可数，粗估一下绝占不了总数的千分之一。其中有一天就是1949年10月1日。
那一天我在南京，当时的身份是新华社华东海军支社的见习记者。
我说的“久记不忘”，不是指天安门上的开国大典，南京人民的庆祝游行。这个谁也记得，印象都差不多。难得的是还记着几件只与个人有关的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