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处世，无刚不立，但过刚则易折。如何克服这一矛盾呢？外圆内方是个不错的选择。也就是说为人要品性刚正，但又要讲究谋略，柔中有刚，刚中带柔，刚柔并济，如此才是做人的至高境界。
清代的张之洞为官几十载，两袖清风，真正是“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同时他又纵横捭阖，叱咤风云，在晚清黑暗腐败的官场里入阁拜相，成为一代名臣。
张之洞的成功，不仅是源自他的学识，还得益于他做人老道，进退有度，刚柔并济。张之洞虽然生性忠直，勇于针砭时事，敢于纠弹朝中要员，赢得人们的赞赏和钦佩。但他即使在声名隆盛之时也没有忘乎所以，他能及时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正是张之洞做人的聪明之处。
其实张之洞虽正直，但又善于设防自保；他既有主见和个性，又不失灵活性。也就是既富于刚性，又不失弹性，具有刚柔相济的性格，是一个外圆内方的政治家，外表像柔软的海绵，骨子里却如同钢铁。他崇尚做人要圆通，是一种宽厚、融通，是大智若愚，是与人为善。他的这种性格与他的大胆直谏看似矛盾，其实并不如此。
当时清流党中的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受一系列直谏成功的鼓舞，热血奔涌，愈加放肆。他们纷纷上疏，弹劾一系列贪污受贿或昏庸误政的官员。而张之洞并不欣赏他们的这些做法，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一味刚直、锋芒毕露、咄咄逼人，不仅容易惹火烧身、招致祸端，而且常常有性命之忧。那种逞血气之勇、图一时痛快的做法，绝非智者所为。身处你死我活、激烈竞争的官场漩涡之中，谁敢说自己能够永远做官场上的不倒翁？
身处其中的真正聪明人，总是善于想方设法保护自己，躲避陷阱，绕开虎口狼窝。尤其是位高权重者，每每成为众矢之的，树大招风，爬得越高，跌下来就越惨，最后落得个身败名裂。所以张之洞遇事总是思前顾后，留有余地，凡事都力争有所回旋。比如他每次上奏进谏，虽然言辞激烈、慷慨激昂，但常常是针对事件有感而发，一般不直接将矛头对准某个人，也就是说他注重就事论事，通过事情论证是非曲直，而不搞人身攻击，即便是因为事件本身不得不触及某人，他也尽量减少对人物的斥贬，而是着重抨击事情的荒谬，这样就给人以光明磊落之感，既避免让局外人误认为是泄私愤，又让对手抓不住任何把柄。因此张之洞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既善于出击，又巧于自保。
张之洞是一个成熟老到的政治家，他老谋深算，进退有术，处处为自己留下退路。他不结宗派、树私党，常常标榜自己“立身立朝之道，无台无阁，无湘无淮，无和无战”，“既和又不能同，既群又不能党”。在从政之中，由于政见趋同，很自然的会有至交好友。众所周知，当初在京纵论时政时，张之洞附着李鸿藻这样的阁臣，成为清流党的“牛角”，而且在1876年底至1881年的四年多时间里，其笔锋所向、触角所至，也无可辩驳地显示他是清流党的重要成员，但他却时时处处竭力否认自己是清流党。
在被人视为“清流党”的头面人物中，张佩纶、陈宝琛等人招怨最多，而张之洞确乎遭人攻诘不多，这正是因为他这个“清流党”重在言事而少言人。张佩纶、陈宝琛，今天弹劾这个，明天弹劾那个，积怨甚多。而张之洞即使对自己的政敌也是虚与委蛇，尽管他纵横捭阖，但尽量不贸然得罪他人。慈禧重用张之洞，本有分李鸿章之势的用心，避免李鸿章集大权于一身。张之洞虽然与李鸿章在很多方面意见不一致，如甲午之战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李鸿章视张之洞为“书生之见”。但张之洞表面上还是表现出对李鸿章的极大推崇，据说当李鸿章70寿辰时，张之洞为他做寿文，忙活了两天三夜，这期间很少睡觉。琉璃厂书肆将这篇寿文以单行本付刻，一时洛阳纸贵，成为李鸿章所收到的寿文中的压卷之作。张之洞如此处理与李鸿章的关系，显然包含着深刻的外圆意识。
他的外圆谋略还表现在对光绪帝废除与否的问题上。戊戌变法之后，张之洞鉴于西太后的威严，对废除光绪皇帝之事一直不表态，总是含糊其辞，既不明说支持，又不明说反对，常常推说这是皇室家事。从他对这件事的态度上，更可看出张之洞的聪明老练、圆滑狡黠。正是因为张之洞做人的成功，他才能在官场上既如鱼得水，又出污泥而不染，既抓住一切机会让朝廷赏识自己，又运筹帷幄为百姓办实事，成为名震中外的“圣相”。
柔与忍的做人哲学在张之洞的身上得以充分的体现，其运用之精妙令人赞叹。
古往今来，有许多自诩机敏之士于风雨飘摇中遭遇不幸，这往往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左右逢源、圆滑处世，且行为脱俗、锋芒毕露而招惹嫉妒。如果能学会外圆内方，以柔忍之术做人，想必就不会那样不幸，而是可以更好地展现才华，为国为民尽心尽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