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9月15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九旅团在平壤城东船桥里与清军发生激战，大岛义昌一声令下：“开炮！”几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扫荡了清军战壕所占据的广阔地带。在炮火过后，马玉崑的清军从烧焦的树墩子后面、从战壕里面，连续不断地冒着密集的枪弹和炮弹向日军阵地冲锋。“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日军的枪疯狂地发射着子弹。为了避免伤亡，清军纷纷卧倒，匍匐前进。清军前进到合适的地点后，趴在地上射击，射出的子弹斜着飞出，许多日军中弹，刺耳的尖叫声从日军队伍中传来。马玉崑大喝一声：“冲啊！”清军将士奋勇杀向日军……这就是平壤战役中船桥里之战的场景。
在距此300年前的1593年，还是在平壤，明军与日军展开了血战，只是那次情况正相反：明军攻城，日军守城，日军以留下1万多具尸体为代价从平壤撤了出去。今天，与明军同为中国人的清军能否再续辉煌呢？
牙山之战后，日本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大将（1889年至1891年任日本首相）率军2万人兵分四路进逼平壤，该部队番号为第一军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步兵第九旅团（旅团长大岛义昌）和第十旅团（旅团长立见尚文）。当时平壤的清军有左宝贵、叶志超、卫汝贵、丰伸阿、马玉崑所部共2万人，由叶志超总管，另有朝鲜军1000人。这几个将领中只有左宝贵和马玉崑是好样的，据《沈阳县志》记载，左宝贵治军严明，将有才能的人都网罗到自己的麾下，有功必赏，有罪必罚，士卒都乐于为他所用。他在战前就说：“敌人孤军深入，现在正应该迎头痛击，让日本人一艘船都剩不下，不敢再窥视我国。”可惜他的建议不被采纳。
日军大军压境，看看清军都干了些什么。由于聂士成抗日有功，清廷升聂士成为提督，其部下得赏银2万两，一派庆功景象。大伙都在喝庆功酒，防御松懈，作战警惕性很低，从军队上已经输了。而朝鲜本来箪食壶浆迎接清军，可是清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朝鲜人民于是开始敌视清军。清军在人和方面也输了。
就在这军无斗志、人民痛恨军队的情况下，9月15日，叶志超得到消息：日军将至。连日喝酒泡妞洗桑拿，把守平壤当成公款旅游的叶志超大吃一惊，忙问：“诸位有何良策？”丰伸阿说：“全凭统帅调遣。”叶志超说：“那好，据兄弟看来还是深沟高垒，不战为妙。”左宝贵说：“现在战争不比从前，炮火非土石所能抵挡，不如趁日军未逼近，先迎击方为上策。”叶志超一听脸色就变了，说：“我主守，老兄主战，想必老兄有能力退敌，不妨自便。”左宝贵说：“朝廷让您总管各军，卑职安敢自作主张？但是这次开战事关国家前途，我早已誓死报国，爱国寸心，请统帅原谅。”叶志超说：“老兄知道报国，难道兄弟我就不知道报国？”左宝贵说：“宝贵食军禄，尽君事，敌军已到，只有与他死拼。若今日不战，明日又不战，等日军绕过平壤断我归路，我们就只能束手就擒了。诸位好自为之，宝贵就此告辞。”说罢就出了大帐，回到营中，只听炮声隆隆，他知道日军快来了，于是率军出战。
就在左宝贵出战的同时，马玉崑率军在平壤城东船桥里已经跟日本人干上了，他是条汉子，曾跟着左宗棠收复新疆，拿下乌鲁木齐的就是他。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他毫不畏惧。他说：“宁死无退！”前线告急，马玉崑问：“死了多少？”“200.”“死到500再来报告。”当清军阵亡500人后，马玉崑率军出击，日本人写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在如此激烈的炮击下，原以为清兵会立即溃散，然而我军前进一步，清军亦前进一步，如此步步互相接近，此时除使炮击更加猛烈外，亦别无它顾。战争越来越激烈，乾坤似将为之崩裂。”
激战中，日军联队长西岛中佐的左额头负伤，他对部下大呼：“宁可死在冲锋的路上，也不要活着退下来，天皇陛下万岁，冲啊！”21联队长武田中佐说：“不拿下敌人的堡垒，决不后退！”日军嗷嗷叫着冲过来，可是却被清军猛烈的火炮打得不能前进一步，死伤枕藉。马玉崑的清军以2200人战胜日军3600人。船桥里战斗是清军甲午陆战打得最好的一仗。
日本人在诗中这样写此战：“霜惨烈，风萧索，吾军衔枚乘暗斫。平壤壁，大同江，古来天险称无双。陶器店头资栅固，炮雷崩裂弹雨注。喋血登，蹈尸进，白日暗，山河腥。此役不克旗下死，呜呼苦战船桥里！”
马玉崑在船桥里之战将日本人打退，那么左宝贵那一路战况如何呢？左宝贵带兵行军还不到一里，就与雨点般打来的日军子弹相遇。
左宝贵接连开炮，日本人死伤惨重，日军指挥官第五师团师团长野津道贯说：“我今率兵于千里之外，与敌作战，蕞尔此城，竟不能陷之，有何面目谒我天皇陛下？我举全军以进逼城下，胜败在此一举！我军奋勇陷城，我愿足矣，如若不幸败绩，平壤城下即我葬身之处。”他的一番话使得在场日军热血沸腾。
日军对清军阵地开炮，可由于硝烟太大，无法瞄准，山县有朋向山崎羔三郎提议用指南针指示方向。在指南针指引下，日军攻克清军两个堡垒（清军在日军正北），清军发现日军有东西能测到自己的方位，于是对山县有朋这边一阵猛轰，结果指南针被炸毁。山县直跳脚：“怎么办？”山崎深吸一口气：“大人别急，咱还有别的办法。”他给日军下达了一个旷古未有的奇怪命令——抓虱子。日军以为他喝高了，但领导的命令必须执行呀，一时间几百人互相抓虱子，场面壮观。很快山崎收集到好多只虱子，放在手帕上，只见虱子的脑袋都指一个方向，山崎大喊：“那就是北！”这是日本民间判定方向的办法。山崎下令射击虱子头指的方向，果然攻下清军一个堡垒，此时清军只剩下最后一个堡垒了。清军狂轰日军阵地，许多日军惨死，几百只虱子也成了“红烧虱子头”。但山崎还有招，他又下达了一个奇怪的命令——大军趴在地上挖萝卜，只要看到萝卜秧就别再挖了，日军撅着屁股开挖，山崎看到很多萝卜破土而出，突然大叫：“萝卜秧少的方向就是北！大家猛轰啊！”日军随即开炮。
左宝贵面对日军的进攻下令继续还击，可是清军的炮弹已不足了，只得放枪，但枪有的打不出子弹，是臭子，有的子弹还没打出，枪就炸了。
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些枪都是李鸿章从德国买的，买枪的钱被慈禧扣了一笔，于是李鸿章只能拿较少的钱买原来订货时要的量，德国人也不想吃亏，就偷梁换柱把半旧的武器卖给中国。买的时候就不行，隔了几年到现在使用时更是锈迹斑斑，于是就出现了如此情况。
回到战场上，部下都请左宝贵退兵，并劝他摘下红缨帽子，脱掉黄马褂，以免引起敌人注意，左宝贵却坚定地说：“我之所以穿朝服就是让将士知道我还在，他们会同敌人血战到底。”于是全军奋勇杀敌，左宝贵亲自点燃大炮，连发36颗炮弹，但由于武器的原因，清军惨败。左宝贵说：“我本打算多杀几个敌人，就是一死也值。不料来了一个没用的统帅（叶志超），领了一堆没用的枪支，使敌军猖獗到这个地步。”话音未落，迎面飞来一颗子弹，左宝贵把头一偏，正打在肩膀上。
日军如潮水般冲来，左宝贵身中数弹，口吐鲜血倒地，壮烈殉国，日军随即占领玄武门阵地。得知左宝贵牺牲的消息后，光绪说：“现在大军云集要跟倭寇打仗，可谁能想到左宝贵出师未捷，上将星沉，可惜呀！”
本来马玉崑在船桥里挡住了日军，但叶志超却由于玄武门的失败而下令撤退。马玉崑退到平壤城下，见城上挂白旗了，于是冲入城内，见叶志超坐在椅子上，身子发抖，便问他为何挂白旗，叶志超说：“左宝贵死了，卫汝贵溜了，你和丰伸阿也没能挡住，平壤守不住了，挂上白旗，免得全军覆没。”于是叶志超率军撤退，此时城内还有1000朝鲜兵，因为打不过日本人，于是把气撒在叶志超身上，大骂叶志超临阵脱逃。在清军撤退时他们向清军开枪，清军“死者不可称计”。
日军拿下平壤这座空城后，派兵快速前进在一个山隘截击清军，清军惨败，因道路狭窄，自相践踏，士兵把武器丢了一地。一个被俘的清军军官回忆说：“这天阴云密布，大雨倾盆而下，士兵就像惊弓之鸟一样冒雨前进，敌人伏兵对我军鸣枪开炮，截杀我军，敌人把守严密，好似布下天罗地网，我军多次冲杀，都无济于事。我军先头部队遇到敌人伏兵，想往回跑，可是我军后面的部队也想早点逃到安全地带，他们不知前面的情况，于是就往前冲，就这样使得道路瘫痪。黑夜昏暗，南北不分，不问是敌兵还是自己人，挥刀就砍，只为杀出一条生路。士兵除了被敌人的枪打死，就是被往前逃命的自己人的炮打死，自相践踏，冤屈有何人知晓？在此情况下，我军有的跳进旁边的河中溺死，有的引刀自刎，有的用头猛撞石头而亡，也有的进入树林中上吊自杀，死尸遍地，血流成渠。”
残余清军狼狈逃窜，一直逃回国内。至此甲午战争第一阶段——朝鲜阶段结束。回国后叶志超被定为斩监候，但不久被赦免，于是捡了条狗命。
平壤战后，《泰晤士报》说：“日本的军功不愧于享受战胜者的荣誉，我国今后不能不承认日本为东方一个方兴未艾的势力。”
值得一提的是，清军此战输给了第五师团，虽输得很惨，但最后中国人还是报仇了。44年后，1938年，张自忠在临沂两次大破第五师团，1939年中国军队血战昆仑关更是歼灭了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5000多人。
平壤之战就这样结束了，中国失败了，原因何在？
第一，统帅不行。长期没有任命有威望的统帅，因而赴朝诸军形成有将无帅的局面。本来朝廷打算用刘铭传，但刘铭传知道朝廷“和议在即”，加上他认为朝廷并不真正重视他，故称病不出，于是叶志超成了统帅。叶志超是个吃得膘肥体壮的家伙，人称叶大呆子，他当统帅，好得了吗？
第二，重视不够。对平壤之战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就战略而言，清军有两套可选方案：一是从平壤撤退，全力守鸭绿江一线。二是增兵朝鲜，就地解决日军。清军最终用了第一套方案。其实该方案绝对行不通，因为此时日本已组成第一军，日军兵力正在加强。对清军来说，最佳方案是趁日军在朝兵力薄弱时迅速增派大军入朝，并以敢战的将领统率，力争主动，与敌决战。退一步说即使暂不与敌决战，有此众多兵力，也可分守数地，既可扼守险要地带，又可互相策应。若能如此，日军进攻平壤的困难会增加数倍，平壤之战的结局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
第三，良策不用。消极防御使清军深受其害，日军主帅野津道贯对清军意图颇为了解，他说：“清军意困守平壤，盖彼极短于野战，唯有守城之法耳。”当时左宝贵认为“敌人悬军长驱，正宜出奇痛击”。马玉崑与左宝贵想法一样，却不被采纳。《日清战争讲授录》对此予以肯定，该书说：“此计划能否成功不敢断定，但若实施，则使日军分散兵力，不能同时出现在平壤城下，因此至少可延缓平壤陷落之期。当时日军包围攻击运动极为危险。若清军据守一方，向他方转为攻势，则可得逐次各个击破之机会。然而清将不能取如斯果敢之策，及其军队缺乏运动性，遂难实施。其南下要击之顿挫实清军之不幸也。”
第四，布防不力。清军在布防上问题太多。险要处把守不严，全军在平壤守株待兔，把战争主动权完全让给敌人。用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来保护退路。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这么干更削弱了平壤的防御。错误估计敌军主攻方向，平壤的南面与日军控制区域相对，因此清军将主要防御阵地设在了城南。但事实恰恰相反，日军来了个逆向思维，从城北进攻。日军占领了城北的高山，居高临下，布置炮兵阵地，使清军形势更加不利。
第五，意志不坚。叶志超没有必胜的坚定意志，他在提出撤军遭人反对后，向朝廷说自己脑袋疼，请求回津调养。朝廷看出了他的“病”，下令让他“在营安心调养，一俟痊愈，即统率全军合力进剿”。此时叶志超本应抛弃“养病”的念头，决死一战，如此平壤之战或许有转机，起码不至于如此损失惨重，可他却临阵脱逃。《横滨每周邮报》说：“清国陆军战术水平极低，武器装备也不行，清国军人最大本领就是逃跑，一面跑还一面脱去军装，换上朝鲜人的服装，其中连最高领导人叶志超也不例外。我军只要沿清军扔下的军服追下去往往能逮到俘虏，而叶志超的官服就是在这由清军军服铺成的道路上发现的。”意志不坚的他对失败要负主要责任。
第六，作战不力。日本人说：“清军军事素质低劣，但携带武器全为毛瑟枪等精良枪械，步兵散开后以大旗为号才开始射击，没有排枪也不设预备队，射击时也不考虑利用地形隐蔽和使用跪射或卧射，一律为了保持队形而采用站射。”就这样，清军就成了日军的活靶子。英国克宁汉《甲午威海卫战事外纪》：“中国陆军由素无训练的团体构成，他们的武器仓促购置，子弹供应不足，大多数中国兵是游民或农夫，贪图饷银而应征入伍，入伍后的训练不过是穿上一身军服拿一只来复枪或抬枪，来复枪没子弹。不过即使士兵缺乏训练，没有纪律，枪法差，如果指挥官有一些现代军事知识，中国陆军也会给敌军多少造成些损害。”
甲午战争时的陆战日军大多以如下模式进行：先是炮兵对射，而后日军一部从战场正面主攻，散兵线前进，吸引敌人火力，牵制敌人主力，一部或两部从侧翼进攻，另一部作为预备队，而清军往往主力集中正面，最怕遭侧翼进攻，一到日军吹响冲锋号，清军就溃败了。
日军就这样占领了整个朝鲜。直到此时光绪才发现，中国的军事实力与日本根本不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圣旨雪片一样从北京飞来，每一道都口气急迫，慌了神的皇帝要求将领把日本人就地截住，不让他们前进一步。光绪不知道他这样指挥犯了兵家大忌。
从日军打入鸭绿江的那一刻起，李鸿章就意识到这场局部战争已演变成决定中国生死的一战。他于是说：“敌强我弱，日军利于速战速决，我军利于持久拖延。日本的国力无法支持它打一场漫长的战争，如果中国能以空间换时间，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把日本拖住，就能把日本人拖垮。相反如果我们急于争锋，就会在阵地战迅速消耗自己的力量。”可光绪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采纳这个建议。
为什么这么说呢？《翁同龢日记》这么记载：1883年2月15日，这一天12岁的光绪不知什么原因，大发脾气，拍手表上的玻璃，被碎玻璃扎得鲜血淋漓。从此仅5个月光绪就6次大发脾气，动不动摔东西，甚至自残。脾气暴躁是性格的缺陷，可见幼年光绪就没有建立完整的人格，成年后光绪依然像以前一样缺乏耐心，所以根本没有采纳李鸿章的持久战建议。性格决定命运。普通人的性格决定自己的命运、家庭的命运，然而统治者的性格却能决定国家的命运。由此，仗打到这，中国败局已定。
而这仅仅是开始。
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这才叫明智，一味斤斤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那不是战略家该做的。那是犯傻。战略家的准则是舍得。舍得舍得，先舍而后得，而且得的相当大，李鸿章是战略家，而光绪只是个孩子，再伟大的战略家受孩子支配也无法发挥能力，因此我们输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