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参加完“高考”，等待发榜的学子听到《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后群情激奋，都反对和约，康有为、梁启超鼓动学子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发表演讲，将富国强兵的思想写成《上当今皇帝书》（这是康有为第二次给光绪上书，1888年那次上书因人阻挠而没被光绪看见），1200多人联名签署。5月2日学子们到都察院请愿，都察院以皇帝已在条约上盖玉玺为由拒绝代呈。这就是所谓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根据康有为的记载描述的，而事实真相是什么呢？近代史专家姜鸣列出都察院5月2日全天工作流水账，证明完全没有过1200名举人请愿被拒之事。那么千人上书是怎么回事呢？
各省举人在松筠庵集会、康有为演讲是存在的，但到5月2日还在松筠庵的只剩下几十人了。之所以许多人在此集会是因为他们在考完试后等待发榜，没别的事干，所以在此听听康有为广东味十足的演讲也挺有意思，但是5月2日时考试发榜了，举人们的注意力马上被金榜吸走了，哪还有人关注所谓的上书？此外，松筠庵只是个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能容下1200人集会吗？事实上康有为在没人附和后把万言书束之高阁，根本没递上去。退一万步说，就算康有为拉到了千人联署，也拿着万言书去了都察院，“公车上书”还存在一个逻辑上的重大漏洞：当时并不存在阻碍举人大规模上书的政治障碍。举国上下，上至慈禧，下至贩夫走卒，都认为对日和约丧权辱国，主流风气是批评和约的，那么上书反对和约是既爱国，又安全。当时都察院收到的上书很多，为什么就不收康有为的千人大上书呢？上千举人是多大的群体，能用笔把人骂死，都察院敢得罪这么大的势力吗？因此“公车上书”纯属康有为虚构。
但这次“公车上书”康有为并没白忙活，因为他利用这次机会认识了袁世凯，为什么这么说呢？让我为您复原松筠庵演讲的场景，您就明白了。
康有为在松筠庵演讲，他说道：“中国每一寸土地都容不得洋人抢夺，更何况日本人所要的都是中国最最紧要之地。辽东半岛一头是旅顺，一头是威海，真正是北洋门户，如果让日本人占了，则以后中国水师连军港都没有了！到时刘公岛有日本海军占着，天津驻扎日本陆军，日本可随意宰割中国。稍有不合心意，日本兵一下子就能打进北京，那时战来不及战，守来不及守，和来不及和，连逃都来不及逃。日本人的凶狠比西洋人更甚，中国人的苦难还没开始呢！当前形势我提出三点补救办法：一、拒绝议和，二、迁都，三、练兵。当然这都是权宜之计，立国要在变法图强，中国今天不变法难以图存，不变法必然亡国！”
演讲结束后，一直在底下聆听的袁世凯走来向康有为表示只要他们能说动皇上变法，日后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尽管找他。
上书失败后的康有为不死心，5月29日，康有为给光绪写了第三封上书，他让袁世凯帮自己递折子，这封奏折被光绪看到了。可以说如果没有袁世凯帮忙，光绪连康有为是谁都不知道。
康有为的奏折中说：“物体时间长了就废了，东西时间长了就坏了，一个制度长时间不变就生弊端。当官的十分散漫，营私舞弊，受贿成风，欺诈成风，很少有忠信的官吏；学校教孩子诗词章句，用非所学，学非所用，学生愚陋，很少有真才实学的人；军队绿营兵是老弱病残，新招募的都是乌合之众；农业则地利未开；工商则无制造业；京官都很闲散，六部官员都是白拿国家粮食；堂官则一人身兼数职，却不做任意一个职位的事；文书则每天面对繁琐的例案，而没有一事可行。”
这篇文章对光绪触动很大，他问翁同龢：“爱卿与康有为比如何？”翁答：“康有为之才胜过臣百倍。”光绪因此有了用康有为变法之志。6月30日，康有为第四次给光绪上书，但因人阻挠，没被光绪看见。1898年1月24日，康有为第五次给光绪上书，这次也是通过袁世凯递上去的，书中说：“现在非洲被瓜分完毕，三年来西洋以瓜分中国为话题，毫无隐讳。俄、德、法因何事而订立密约？英日因何事而深交？奥斯曼帝国与希腊的战争各国为什么不卷入？各国为什么增加战舰？他们众口一词：‘保欧洲太平。’保欧洲太平是什么意思？就是让亚洲不太平，亚洲仅剩中国、波斯、奥斯曼帝国还存在，现在中国就如四周都是地雷，导火索都准备好了，就等点燃，我们危险了。”
光绪看到此书后大为震惊，他把此书给慈禧看，慈禧说：“变法是我素志，同治初年曾国藩提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就是变法。变法是好事，可我要告诉你，大清是有病，下一剂猛药或许有转机，不过治大国如烹小鲜，一定要小心翼翼，翻云覆雨可是要出大事的。”
光绪说：“请亲爸爸嘱咐儿臣。”
慈禧道：“我提四点：一、祖宗大法不可变。二、大清江山不可变。三、三纲五常不可变。四、我的地位不可变。”
在慈禧默许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了为期103天的轰轰烈烈的变法。我们不禁要问三个问题。
问题一：此次变法时机成熟吗？
此时中国有七类人。第一类，通晓西学，主张全面变法的人士。此类人极少，1862年日本人福泽谕吉问一个中国人，贵国懂西学的有多少，这个中国人想了半天说有11个，中国人问福泽谕吉：“贵国呢？”“500个。”“戊戌变法”距1862年已36年，懂西学的人已增加不少，但也只有几千。李鸿章、袁世凯在此类人中。
第二类，一批甲午后觉醒的士人。他们经康梁号召和自身努力，对中国局势和世界大势有一定了解。他们数量众多，但大多数地位较低，在政坛发言权不大。
以上两类是变法支持者。
第三类，粗知世界大势，对西学也有一定了解的官僚。尽管他们的思想框架还由儒学构成，但他们清楚中国要变，代表人物如张之洞。
第四类，大部分中国官员。他们虽知道中国的危机，也知道西方文化有用，但他们当官就为娇妻美妾和黄金白银，没有经世之志，也没有报国之心，只要旧政治不阻碍他们老婆孩子热炕头，他们就不站出来支持变法。
第五类，一少部分守旧官员。脑子缺根弦，不知变通，思想由纯儒学构成的顽固守旧派，如徐桐。蒋廷黼说：“我国文化有几千年历史，根深蒂固，要国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易的，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我国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动摇，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怪他们要反对变法。士大夫阶级就是知识分子和官僚，他们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这段话道出了这批人反对变法的病根。
第六类，标准顽固派。他们与第五类人相同，只是他们反对变法是从个人利益考虑，他们宁愿看到日后亡国的局面，也不愿眼前因变法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第七类，压根不知道变法是怎么回事。这类人占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一般人民都是如此。
总之，支持变法的只有前两类人，总共不足十万，而反对变法的或中立的占四亿，因此变法极难成功。
问题二，康有为打算如何变法？
康有为提出变法三策：上策，像日俄那样变根基，实行君主立宪。中策，重用群才实行全国变法。下策，中央政府听任地方大臣各自变法。最后光绪采纳的是中策。
问题三，此次变法的内容是什么？
这次变法是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高清晰度的变法。在经济上，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新发明创造，开采矿产，大修铁路，设立全国邮政局。至此清国已经立国200多年，但一直是只花钱不算账，因此这次改革就要编制国家预算。对于八旗子弟嘛，这些人拿钱不干事，只会提笼子养鸟，因此应坚决取缔他们的特权，让其自谋生计。
在文教上，废除八股文，设立学堂，提倡西学，让大家念数理化，开办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大的前身。为了更好地学习西方，还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设立报馆，办报纸，让百姓知道现在的国家大事，此前几千年百姓对于国家大事都是口耳相传，许多时候传着传着就走样了，而一有了报纸就大不一样了。此外还派大批留学生出国留学，亲身体验西方文明。
在政治上，裁汰冗员，把那些昏官都撤职，允许大小臣民上书言事，以便下情上达。
在军事上，办团练，组建民间武装，这样可以在有大战的时候让民间武装支援前线，就像当初湘军那样。裁撤八旗军、绿营军，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因此改革中的重要一条就是重建北洋水师。
可见维新党是在进行全方位的变法，这自然遭到了顽固派的竭力反对，下面6月16日的这段对话就是个缩影。
在见光绪前，康有为碰见了荣禄，因为康有为曾给荣禄献过字，有点交情，便直言道：“非变法不能救中国。”
荣禄其实不反对变法，他说：“我也知道应该变法，但一两百年的成法岂是这么好变的？”
康有为激愤地说：“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这法就变了。”
荣禄听完此言，脸色一变：“满朝都是一二品的大臣，你说杀谁呢？”自此荣禄与康有为结仇。
随后康有为见到光绪，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光绪，也是唯一一次。康有为眼中的光绪是这样的，“鼻梁端正，前额饱满，面色苍白，身材中等，手长而瘦，仪表精明，其态度之温和，不特在满人中少见，就连汉人中也没有”。
见到自己朝思暮想的“明君”后，康有为开门见山，说：“四夷压迫，分割我国，照这样离覆亡没几天了。”
光绪赞同康有为的观点，说：“这都是守旧的缘故。”
康有为：“皇上圣明，洞悉病原，既知病原则药就有了，既知守旧导致我国衰落，则不尽变旧法不能自强。”
光绪：“今日的确非变法不可。”
康有为：“变法必须全变，不能小变，就像一个宫殿，已经腐朽，若只补几个缝，那么风雨一到，必然就塌了。只有换地基，重建才行。”
光绪：“的确如此。”
康有为：“西洋变法300年强国，日本变法30年强国，中国国土之大，人民之众，变法只要3年就能自立，此后则蒸蒸日上，富强可驾万国，以皇上之圣明图自强易如反掌。”
光绪点点头：“恩，你很有条理。”
康有为见光绪对变法一事有门，紧接着说：“皇上圣见如此，为何不行动，坐待我国国土被割让？”
光绪看了一眼帘外，叹道：“奈何掣肘？”
康有为知是慈禧阻挠，便说：“就皇上现在的权力来变法，虽不能尽变，但就是变几条主要的也足以救中国。只是当今大臣都是守旧的老家伙，不懂外国，皇上靠他们变法如同缘木求鱼。”
光绪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他们都不用心办事。”
康有为：“皇上欲变法只有提拔小臣，检查他的才能，亲自提拔，不吝赏赐，破格录用。”
光绪：“的确，以前只看爱卿关于变法的奏折，今天朕想听听你面谈变法。”
随后康有为把他的变法主张讲了一遍。
老古董徐桐听完康有为的主张后，大怒，插话道：“你要变法，告诉你，宁可亡国，不能变法。”
荣禄也来帮腔：“祖宗之法不可大变，大幅变更祖宗之法有损祖宗之尊。”
康有为见有炮轰自己的趋势，赶紧把话接过来，侃侃而谈：“祖宗之地都保不住了，要祖宗之法有什么用？自古以来没有一成不变的法，圣人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一条路已走到穷途，还要一直走下去，结果只能头破血流，甚至粉身碎骨，唯一可行的是改变方向，另寻出路则可畅通无阻。况且祖宗在制定法律时也不可能料及身后事，因而不可能面面俱到。孝子贤孙根据新情况制定新法以保祖宗基业完好正是维护祖宗之尊，而非有损祖宗之尊。”
光绪听到这里，插话道：“如果要变法，应先从什么地方开始？”
康有为：“从全面改革法律开始。”
之前一直在默默倾听的李鸿章说：“以前一切的法律都不要了？”
康有为：“现在情况跟以前不同，以前的制度如果不适应今天形势，那么就应该废除，即使不能全废，也要想办法改革。我们现在又穷又弱，都是死守旧制度而不能根据情况变化造成的。”
最终辩论结束了。这是康有为唯一一次见到光绪，梁启超也只见过光绪一次，梁启超的广东话光绪根本听不懂，光绪让他说普通话，梁启超广东味的普通话光绪更听不懂，不过康有为虽然是广东人，但普通话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