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应星洲日报社之邀请，离开福州去新加坡，开始了他晚年的战斗生活。刚到星洲不久，郁达夫就发表文章揭露汉奸卖国贼的丑恶面目。他说：
我们所服从的政府，也只有中央，不是走狗汉奸，奴才逆种，决不承认在中华民国的领土内有什么伪政府伪组织……各种伪组织的中心人物，试看有一个像人的人没有？不是失意三流军阀，便是地痞恶棍，人格破产，贪污恶劣到骨髓的鼠子。这些人渣，简直是连衣冠也不穿上的禽兽，世界上哪里会有承认他们是政府的理性人与正义国？有，恐怕只是些他们的同类与疯狗罢了。（《估敌》）
1940年在纪念黄花岗72烈士的时候，郁达夫发表了一篇题为《今年的“三二九”纪念日》的文章，对本年3月臭名昭著的汪精卫和陈公博等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这一事件愤怒地加以讨伐。他说，在黄花岗烈士的同志中，竟出现了一个出卖党国、出卖民族子孙的汪逆，这是令人切齿痛恨的。虽然南京傀儡政权无论在国际友人眼里或在我国同胞的心目中，都是不值一提的“虫鼠狗彘的行为”，但它却是敌人“用以来作剥削我民众，欺骗我同胞，分散我力量的爪牙之计”，“是亡我国、灭我族的一个最毒辣的阴谋”。
在这年的三四月间，郁达夫收到郭沫若从重庆的来信，得知张资平叛变投敌的消息，引起了郁达夫极大的愤慨，他立即写了著名的杂文《“文人”》。文章说，从来信中“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终于到了现在，也被证实是事实了”，并且他深为感慨地说：
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时穷节乃见，古人所说的非至岁寒，不能见松柏之坚贞，自是确语……
“文人无行”，是中国惯说的一句口头语；但我们应当晓得，无行的就不是文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真的文人……
因听到了故人而竟做了奸逆的丑事，所以一肚皮牢骚，无从发泄。即以我个人的境遇来说，老母在故乡殉国，胞兄在孤岛殉职，他们虽都不是文人，他们也都未曾在副刊上作过慷慨激昂的文章，或任意攻击过甚么人，但我却很想以真正的文人来看他们，称他们是我们的表率，是我精神上的指导者。
我们知道，张资平是创造社的早期成员之一，原是郁达夫昔日的好友，当年共创创造社，一同开辟新文学的天地；周作人是最早公正评价并且热情地肯定郁达夫的小说的文学家，一直受到郁达夫的衷心感激与尊敬。但是，一旦郁达夫发现他们背叛祖国利益，堕落为汉奸文人，而成了民族的罪人，他绝不徇私情，而是嗤之以鼻，坚决划清界限，并加以强烈谴责。这种大义凛然的态度实在令人感动。
左藤春夫也曾经是郁达夫的一位日本好友，可是，自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后，左藤春夫却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者。为了达到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目的，他竟于1938年在《日本评论》3月号上发表电影剧作《亚细亚之子》，对郭沫若和郁达夫的经历作了恶意的歪曲。郁达夫看了这篇劣作后，满怀义愤，写下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一文，对《亚细亚之子》作了有力的批判，并痛斥了为虎作伥的左藤春夫。在文中，作者对左藤春夫本人作了这样的揭露：“至于左藤春夫呢，平时却是假冒清高，以中国之友自居的。他们这一次的假面揭开，究竟能比得上娼妇的行为不能？我所说的，是最下流的娼妇，更不必说李香君、小凤仙之流的侠妓了。”并说：“我们对于那些军阀的走狗文士，只能以一笑一哭来相向，如对摇尾或狂言之老犬一样。”
郁达夫在杂文中对汉奸及其无耻帮凶文士破坏抗日所表现出的憎恨和谴责，充分体现了郁达夫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说明在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他是始终站在坚持抗战、坚持进步的立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