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碑是指那些碑文具有文献价值的碑刻。
那么，什么性质的碑文才有文献价值呢？
主要是刻经碑。
“经”就是经典，我国古代把《诗》、《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称为“经”，这就是所谓“五经”。传说《诗经》是孔子收集整理出来的；《春秋》是孔子的著述；《书经》又称《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言体文件汇编，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完成于一时；《礼记》是解说《仪礼》的资料汇编，据说出自孔子的弟子和后学之手；《周易》传说出自周文王之手，它是由卦和爻两种符号，以及说明卦的卦辞和说明爻的爻辞构成。
到了汉朝，又把《孝经》和《论语》加入“五经”中，称为“七经”。唐朝时，在《诗》、《书》、《易》之外，又加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和“三传”（《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合称“十二经”。到南宋朱熹时期，又加入《孟子》，最终形成今天通常说的《十三经》。
把经书刻在碑上，最早开始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蔡邕用当时流行的文体隶书把“五经”加《论语》和《公羊传》刻石，共刻48块（一说46块），高丈许，宽四尺，前后两面刻字，七部经典共二十余万字，刻成后立在洛阳太学大门外，成为标准版本和考试用的法定教材，据说每天前往阅读，抄写的人，或乘车骑马，或步行，络绎不绝，交通为之拥堵。这就是后世所说的《熹平石经》。三国曹魏时期，把《尚书》、《春秋》和部分《左传》又刊刻27块石碑，同立于洛阳太学门外，由于刊刻于正始二年（241年），史称《正始石经》。
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命人用楷书铭碑刻石历时七年，于开成二年（837年）完成，共114块，两面刻，合计65万字，成为儒家经典的标准范本。立在京师长安的国子监内。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移置于府学北墉（今西安碑林现址）。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关中大地震，《开成石经》折断40块，其余也大都损伤，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才对石经进行重大修补。清康熙三年（1664年）又补刻《孟子》（九块），至此，“十三经”全部完成。
《广政石经》刻立于五代（907—960年）时期的后蜀，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主持刻经，于广政十四年（951年）开始，至二十一年（958年）完成，刻了十种儒家经典。偏安四川的小朝廷，却有如此规模的文化建设，这跟孟昶本人的文化修养有直接关系。从他留下的唯一一首脍炙人口的诗可以证明：
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
绣帘一点月窥人，倚枕钗横云鬓乱。
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
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木兰花》）
苏东坡说他7岁时，遇到一位90岁的峨眉山老尼姑，曾见过孟昶，并记得他的词《木兰花》。40年后，苏东坡还记得其中两句，于是敷衍成篇为《洞仙歌》。全文如下：
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倚枕钗横鬓乱。
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金波淡，玉绳低转，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
两词对照，长短自现。这是题外话。
《广政石经》刻成后规模宏大，据记载：“凡石千数”，可惜如今只剩下极少量残石了。
宋仁宗时（1061年）用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对照镌刻儒家经典九种，刻成于嘉祐六年（1061年），世称《嘉祐石经》。
南宋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用楷书刻成六部儒家经典中的五篇，藏在太学里的“光尧石经之阁”。
南宋灭亡后，有个和尚要在原临安南宋皇宫旧址建造镇南塔，企图把石经搬去作为塔基，遭到当地官员的坚决反对，这才幸免全毁，但已散失大半。
到元代，南宋原太学改为书院，“光尧石经之阁”被废弃。明朝初年，书院改县学，县学搬迁时，剩余石经再次流散，史料记载“岁深零落，踣卧草莽间，龟缺螭首，十缺其半”，明代宣德年间（1426—1435年）仅存石经碑百块，到正德十三年（1518年）移入杭州府学的石经残碑只剩87块了。
乾隆皇帝也留下一部《乾隆石经》，也称“清十三经刻石”，共刻碑189块，加上谕旨《康熙御书大学碑》，共190块。规模空前。
《乾隆石经》的创意和源起是这样：
康熙时，江苏金坛有个贡生叫蒋衡，善书法，他的祖父和父亲对儒学均有研究，且善书法，他曾“足迹半海内，观碑关中（陕西）”，在西安碑林中发现唐代的《开成石经》系多人手书，文字多有错讹。于是，决心自己来写“十三经”，用了12年时间，亲笔楷书六十三万多字。完成这一浩大的工程后，江南河道总督高斌把蒋衡手书的“十三经”抄本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龙颜大悦，十分赞赏。收藏于宫中，并授予蒋衡国子监学正，但蒋衡淡泊名利，并未上任。
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敕命以蒋衡手书的“十三经”为底本，命和珅等人负责考订，把其中的俗字均改为古体，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刻成，立在国子监东西六堂内，作为国子监监生的标准读本，进而又把拓本颁行全国，作为儒家经典的范本。1956年，把十三经碑刻移置现在的孔庙和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
《孝经》早在汉代就列入儒家经典之中，被历代统治者视为治国之道，被民间作为治家之本，因此以《孝经》为碑文，历代镌刻不少，著名的有《石台孝经碑》，碑文系唐玄宗用隶书写成，并亲自作序和注解。现存西安碑林。有“碑林”二字的巨大碑亭内，矗立的就是唐玄宗的《石台孝经碑》。可谓碑林中的镇馆之宝。这通碑刻立的时间是唐天宝四年（745年）。
南宋高宗用真草两种书体书写的《真草孝经碑》刻立于绍兴十四年（1144年）。宋高宗书写此碑后，曾诏令天下都用他的御书勒石铭碑，一时风行全国。
传说《孝经》是孔子的述作，孔子曾说：欲观我褒贬诸侯之志，写在《春秋》里面，而崇奉人伦之行，存于《孝经》之内。《孝经》通过孔子的学生曾参与孔子问答的形式，阐述了有关“孝”的实质和核心。
例如：关于“孝”的地位和作用：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孝经》写道：
孔子说普通人的孝就是遵循天道，利用地利，严格自律，节制费用，全心全意赡养父母。所以，上自天子下至平民，孝是无尽无休的。孔子又说，孝是天经地义的，既然天经地义，就不能违背，百姓都要身体力行，这样协调天下关系，即使不那么耳提面命，也能实现教化的目标，即使不严刑峻法，天下也太平。因此，英明的君王首先要倡导博爱，而后百姓才不会遗弃父母，宣传公德正义，百姓才能走正道；把礼让和仁慈摆在前头，百姓才不会争凶斗狠；用礼乐加以疏导，百姓才会和睦相处，把好坏标准公布于众，百姓才会令行禁止。……
《易经》的碑刻除《正始石经》未收之外，其他六大石经碑刻都有《周易》，单独刻立《周易》的碑以河南汤阴县羑里城的《文王易碑》最为著名。羑里城距安阳市15公里，在汤阴县城北4公里，羑里河村东一里处。这里原是建于商代的有文字可考的第一座国家监狱。商朝末年，渭水流域的周国兴起，商朝受到威胁，于是商王杀死了周国的首领，后来商纣王又逮捕了周王的儿子姬昌，这个人就是后来的周文王。他遭逮捕后被囚禁在羑里城监狱。纣王又把他的儿子杀害，烹制成人肉汤，让周文王喝下，传说有人告知他之后，周文王五内俱焚，便跑到演易台后面把喝下的人肉汤吐出来，吐出的食物逐渐形成一个小土丘，后人称为“吐儿冢”。
此时周文王已经82岁，仍然发愤治学，苦心钻研“易”，把据说是伏羲创立的八卦两两重合演绎出六十四卦，并以此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提出“刚柔相对，变化其中”等朴素的辩证法哲理，这就是《史记》所说的“文王拘而演周易”的故事，《周易》成为“中华第一经”，羑里城成为《周易》发祥地。
现在的羑里城早在唐代就有纪念性建筑物，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年）曾重修。明清渐成规模。《文王易碑》刻立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年），碑阳刻六十四卦及卦辞，额题篆书“文王易”三字，左右浮雕龙纹，耸立在易碑亭内。《文王易碑》的碑文保存完好，是儒家经典碑刻中的精品，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陕西耀县药王山有关医药方面的碑刻，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药王山在耀县城东1.5公里处，海拔一千余米。唐代杰出的医学家、“药王”孙思邈（581—682年）就出生在这里。《唐书》本传说他“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成人后，隋文帝和唐太宗、唐高宗都曾请他出来做官，他或“称疾不起”，或“固辞不受”。
专心研究医学典籍，搜集民间药方，积累了丰富的医学知识，练就了高明的医术。他从六十多岁起著书立说，70岁完成了第一部医学巨著《备急千金要方》30卷，又用二十多年，在近百岁时，又完成了第二部医学巨著《千金翼方》30卷，两部书成为我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直到今天，仍是中医科研，中医教育，中医临床等方面最常用，最权威的参考书，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
自宋代以后，人们为了纪念“药王”孙思邈，在药王山镌刻了大量石碑，集中在北洞景区，现有一百余通，被称为“药学碑林”。其中最珍贵的是在“千金宝要”碑亭下护罩的五通大碑。四通《千金宝要碑》，两面刻，内容分为三部分：一是《枕上记》；二是《养生铭》；三是各种病症单方，共一百多个，均编成歌诀。五通碑石共刻数万字。刻立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至今保存完好，系举世无双的规模最大的医药碑刻。
《孙真人三方碑》也是药王山的文献碑，刻立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这是一通造像碑，碑额刻有孙思邈的坐像，在太玄洞口有童子和老虎相伴，前有大河，水势汹涌，桥上一童子前行，对岸一武将（据说是尉迟敬德）手捧物件，牵马提鞭，描绘的是孙思邈委托尉迟敬德为唐太宗送《风药论》的场面，碑阳刻有三个药方，即《风药论》，《九转灵丹》和《神仙鸡鸣丸》，据说能治36种风症，山岚瘴气、五劳七伤、十八般咳嗽等病症。碑阴刻有从上古以来直到元代历朝名医198人的姓名，称为《历代神医名碑》，这是研究我国医学史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
《旧唐书》说孙思邈年届百岁，“视听不衰，神采甚茂”，临终，“遗令薄葬，不藏冥器，祭祀无牲牢。经月余，颜貌不改，举尸就木，犹若空衣。时人异之。”养生有方，老而不衰，这是可信的，遗嘱丧事从简，不要铺张，也令人崇敬，唯独“颜貌不改”、“犹若空衣”，恐系神话，难以置信。
在西安碑林第二室入口西侧，有一通最早记录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名碑，全称《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宗教史、文化史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文献价值。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物证，是两种文明融和的丰碑，充分彰显出大唐王朝以开放的眼光面向世界，以博大的胸襟吸纳外来文化的伟大气魄。
一位学者评价道：“此碑之功，不属于撰者个人，也不属于述者个人，亦不属于碑上列名之诸景士以及唐代的列祖列宗。彼等固然是共襄盛举，皆与有力焉，但归根结底，荣耀应归于我们的上帝——至久至大至深之中国文化。”（安旗《景教碑新探》）。
公元428年，东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堡基督教大主教聂斯托利，经过长期思考和研究，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由于受到正统教派的排斥和打击，便开始向国外扩展和传播。5世纪流传到波斯，6世纪发展到伊朗，很快又伸展到西域地区。
唐贞观九年（635年），聂斯托利派遣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热烈欢迎和隆重接待。准许阿罗本在皇宫中译经著书，三年后（638年），阿罗本等译出所携带的全部经书。为嘉奖阿罗本等人，特颁诏书恩准基督教聂斯托利派在中国全境推广传播，并拨专款在皇宫西侧建豪华寺院，度僧21人。
当时把基督教聂斯托利派称为“波斯经教”，又称“景教”，所建寺院称为“波斯寺”，745年改称“大秦寺”。这是由于中国古代一向把遥远的东罗马帝国所在地区称为“大秦”的缘故。
唐高宗时代（650年以后）朝廷敕准诸州各置景教寺院，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到玄宗，肃宗朝，景教在全国各地继续得到优抚，德宗朝，景教人士欣喜地称贺：“法流十道，国富无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景教碑》碑文）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为纪念阿罗本等人在传播景教过程中的卓越贡献，在长安大秦寺召集76位景教上层人士开会，会议决定刻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这在大唐王朝佛教香火空前鼎盛，道教作为国教备受尊崇的文化背景之下，确是件可喜可贺的大事。
然而到了唐武宗（841—846年在位），佛教和景教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佛寺被捣毁四千六百余所，僧尼强制还俗26.5万人，充作奴婢的尼姑15万人，两千多景教僧被驱逐出境，或“送还本处收管”。长安大秦寺的景教碑下落不明。
关于何时出土，都说在明代，具体时间说法不一；出土地点也相差百里之遥。
出土后的《景教碑》立在长安金胜寺，一直在户外，1859年建亭保护。
1862年，在镇压陕西回民起义中，碑亭被焚毁，唯碑独存，又暴露在户外，欧洲学者发现后提出移往欧洲保护。
1886年9月，英国外交部正式提出移置大英博物馆。遭到中方拒绝。
1891年，清政府决定就地建亭保护，并拨款白银数百两。由于各级官吏的贪污腐败，专款划拨到西安时，只剩下整整五两银子，建碑亭一事告吹。
1907年5月30日，丹麦驻中国记者荷尔姆与当地官员和僧人密约，以3000两白银收购《景教碑》，另外摹刻一通代替原碑留在金胜寺。这一偷梁换柱的盗宝行为被披露后，清政府立即制止，交涉中，荷尔姆以密约为据，坚持运走原碑，留下摹刻碑，当局派人晓之以利害，再三力争，荷尔姆只好放弃原碑，只获准把两吨多重摹刻的《景教碑》运往美国，前后用了三个月。
事后，为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局决定把《景教碑》移置西安碑林妥善保护。
荷尔姆摹刻的《景教碑》曾于1908年在美国纽约艺术博物馆展出，引起轰动，展出后被一位天主教富婆买走，并于1916年奉献给罗马教皇十五世。1917年被收藏在教皇所属的博物馆。
1938年，为阻止长驱直入逼近郑州的日寇，国民党当局掘开花园口黄河堤坝，造成黄河决口，44县被淹，89万人淹死，1250万人无家可归。有关方面为救灾，决定拓印500份《景教碑》拓片并配以碑刻的全景照片，拿到国外出售，以所得款项救灾，十余家文物经营部门，不但未收工钱，连纸墨也免费提供。这些拓本和照片在国外备受欢迎和重视。一纸拓本可售美金百元，乃至数百元。
《景教碑》的价值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
《景教碑》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篇章和千古绝唱。